意象从哪来

《诗经》中的《关雎》和《硕鼠》两首诗大家都比较熟悉，前者由水边沙洲上雎鸠鸟的“关关”叫声，引发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情意；后者从开端两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来看，是从外界肥大的老鼠形象写起，但是全诗写的是对于剥削重敛者的怨恨。两首诗看似都是从外界事物而生发的感触，但是细细品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与“赋”、“比”、“兴”不同的意象创造手法密切相关。

审美意境的诞生离不开鲜明生动的意象，那么意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不妨从上面提到的“赋”、“比”、“兴”这三个美学范畴来看。叶嘉莹认为“赋”、“比”、“兴”是诗歌意象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赋”就是铺陈的意思，直接叙述想要表达的事物；“比”是把要写的事物借比为另一类事物的方法，类似于比喻；“兴”是因为某一事物对情感的触发进而诱导出所要描写的事物。三者中“赋”与“比”、“兴”的区别比较大，而“比”和“兴”的区别就不太容易分清楚。我们以前面提到的两首诗为例来看二者的区别：《关雎》一诗情感的触发是听到雎鸠鸟的叫声在先，引发君子想求得淑女为偶的情意在后，是由物及心，这种情意的产生完全是由外界事物引起的，并不是理性的思索安排，听到了鸟的叫声不期然想到了淑女，所以属于“兴”的作品。《硕鼠》中当诗人说出“硕鼠”的形象时，他心中早就有了要将之比拟为剥削者的情意，这是由心及物，心中的情意在先，物的比拟在后，感发的性质也是理性思索的安排，是有意为之，属于“比”的作品。

宋代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他认为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铺陈其事”，还要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唐代许多诗人用“赋”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都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的问题，作者还必须表达真挚的感情。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虽然用“比”，却以情附物，而不像某些汉赋那样把各种比喻变成华丽辞藻的堆砌。作为“兴”的“触物”，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反过来又把情感浸透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解说，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情”字上面，这就更符合意象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