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潜意识涌动着杀人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人的攻击本能在起主导作用的结果。“在某些特定器官的帮助下，当死的本能向外指向一个对象时，它就变成了毁灭本能。”即使在面对亲人时我们的内心也有这种欲望。[58]面对这种“坏”的本能，社会做了种种努力，遗憾的是做得并不成功。“教育和环境不仅以爱的方式来影响人，还运用了另外一种奖惩制度，即奖和罚。于是教育和环境便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凡受到教育和环境影响的人会主动地‘表现好’，尽管他内心并无高尚的动机。”这就是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只看实际效果，而不考虑人的动机。伦理学家在这方面做得稍好一些，他们注意到了人的动机，但是他们却将“善”行归于好动机的结果，而不承认其他动机会促成“好”行为。而且文明对本能的压抑越来越严重，“文明社会只要求行为好，不问这些行为的动机，由此赢得了多数人的服从，尽管这些人并不一定真心要这样做。社会由于受到这种成功的鼓励，便自行将道德标准尽可能提高，使其成员进一步与自身的本性疏远。社会成员因而不得不停地压抑本能”。因此，凡是按照文明信条生活的人，过的都是入不敷出的生活，只是一味地奉迎社会，而自己的本能却被压抑了，因此道德越高尚的人，客观地讲越是一个伪君子。
面对社会的压力，人们的本能也作了调整，弗洛伊德称之为文化适应本能。如人们由利己发展成利他，由敌意发展成与人和平共处。但是最初的本能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压抑而已。受到压抑的本能会伺机而动，抓住任何有利之机，冲破文明的限制，达到满足。弗洛伊德说：“早期的精神状态可能在后来多少年内不显露出来，但是，其力量却丝毫不会减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头脑中各种势力的表现形式。而且这种表现还具有排他性，仿佛后来任何事情都未发生，后期发展情况趋于零。”他把这种思想发展过程中奇特的伸缩性称为思想的倒退。战争就是思想倒退的表现之一，人们在和平时期具有高尚的本能，而在战争时期则表现出野蛮的行为。[59]
由于暴力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一个普遍原则，而且在人的身心中涌动攻击本能、杀人的欲望，因此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只要民族间生存条件不同，感情上相互排斥，战争就会不可避免。“我们自己知道，只要各个民族的生活条件不尽相同，只要每个国家中个人的生活价值差异悬殊，只要离间各民族的仇视态度代表着头脑中强大的本能冲动，战争就绝不会停止。”[60]他对许多团体如国际联盟、苏联企图用理想的观念来消弭战争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按照弗洛伊德的设想，如果把人类各团体一切冲突都交由一个中央机构来裁决，那么就可以把战争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是这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建立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并赋予它以必要的权力。一个条件若没有另一个条件补充就会毫无用途。”而国际联盟的建立符合第一个条件，但第二个条件却没有得到满足。国际联盟没有自己的权力，只有当这个新团体的成员国即各个国家打算服从它时，它才能获得权力。因此，国际联盟并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是“企图把权力机构建立在某种理想主义的心理态度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获得权力的基础之上”。这也就决定了国际联盟的建立是不明智的，它的前途是非常渺茫的。
而有的团体试图消灭人的攻击性，这种做法也是徒劳的。“试图排除人的攻击倾向是徒劳的。我们常听说，在地球的某些乐土上，大自然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一切丰富物资，那里的人们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既不知道高压统治，也不知道攻击侵略。对此我却很难相信，而且我很愿意听到有关这些幸运的人们更多的情况。”由此他批评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希望能通过保证满足人们的一切物质需要，以及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其他方面建立平等关系，从而使人类的攻击性消失无遗。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幻觉。”[61]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就决定了弗洛伊德不可能用太多的精力去研究防止战争发生的方法。不过他在仅有的几处提到了以下途径：其一，以暴止暴。他说：“企图用观念的力量取代实际的力量在目前似乎注定要失败的。如果我们不考虑下述事实，即法律在最初曾是野蛮的暴力，而且即使在今天，倘若没有暴力的支持，法律也不可能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会做出错误的推论。”其二，文化态度和对战争的恐惧。他说：“我们希望这两个因素，即文化态度和对未来战争的恐惧，可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制止战争的进行。至于靠什么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却无法猜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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