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逻辑对媒介逻辑嵌入政治传播的反冲

“政治逻辑”在政治传播中天然地处于主导地位，即政治传播的行进过程主要受制于政治权力的意图。但是，自20世纪以降，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对各个社会领域的全面渗透，使其成为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交换的必经渠道，媒介自身获得了一种社会制度的地位。无论是各种制度之中、各种制度之间还是整个社会中，社会交往的开展日益受到媒介的影响。^[4]我们将这种社会与媒介通过结构性交叉，衍生出整个社会对媒介的依赖甚至“遵从”的现象，称为由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媒介逻辑对政治传播的“嵌入”。

媒介逻辑的“嵌入”，对政治传播的影响非同小可。一方面是媒介地位和功能的提升。从早期的政治宣传工具到日渐形成新闻价值、新闻专业主义等行业规则，再到后来成为社会舆论聚散平台，大众媒体从单纯反映政治或维护政治权力的功能中脱胎换骨，开始承担提供客观公正的政治信息、影响政治议程、促进政治沟通、构建公共领域、进行舆论监督等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对“媒介”以及整个政治传播活动主导性和支配力的减弱。首先，媒介极大地拓展了组织和个人投入社会实践活动的空间和渠道，并为这种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和象征资源，加强了自身对政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控制力。这种情况下，政治不得不向媒介放权，默认它在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得益于经济所有权独立和政治体制、法律的保护，“政治”对媒介信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干预能力开始“缩水”，自己反过来受到媒介的监督和评判。再次，媒介为政治信息“回流”提供了条件，政治需要建立反馈机制以“了解信息输出对社会环境和民众造成的影响，得知统治得到支持的状况和输出的效果”^[5]，然后形成处理反馈的程序和方案，使整个政治系统在特殊、多变的环境中实现自我调节。最后，媒介把人与政治信息之间“接收了解”的物质关系转化为一种“阐释解读”的文化关系。这种关系嵌置在自由民主、个体化生存和市民社会扩张的现代政治背景下，使人们对政治信息的解码能力得到了增强。人们借助媒介，批判、质疑公共政策、政治秩序、政治话语、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的合法性，已然成为“媒介化时代”政治传播的常态。

可以说，媒介逻辑的“嵌入”直接引发了政治传播的转型。媒介逻辑的胶粘剂和言论意识的催化剂，为政治传播机制的变迁提供了一个能动结构（Dynamic），把自身与政治的关系从单向的暴力统摄、制度限制、经济利诱、所有权垄断或行业约束中解放出来，并对“政治”在政治信息输入—输出、社会意义建构、政治监督、公共决策制定、国家—社会沟通等问题上产生制约，“政治”被迫向媒介“妥协”。

但是，政治就是政治，依赖于政治权力的坚硬性。现实的政治权力所主导的政治传播，并没有随着整个社会的“媒介化”过程而轻易屈就于媒介逻辑，改变自己的本性。随着媒介崛起并占据了政治在实际层面控制政治传播的空间（如经济所有权、反馈机制等），“政治”开始全面进入相对软性的象征领域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控制功能。

第一，构建并充分利用“象征权力”。所谓象征权力，是一种利用语言构建现实与认知逻辑的权力。人对事物的认知体现为语言，语言行为首先是实际的事实。而象征权力表现在让这种事实衍生出其他事实或者把相关的事实再引向语言行为主体并影响他们。^[6]布尔迪厄曾经明确指出，象征权力是实现社会整合的一种有效工具。它可以营造社会共识并实现这种共识的再生产。最重要的是，这种共识中的“语言逻辑”对道德、理性、价值来讲总是在先的。^[7]由于传播总是离不开语言的运用，又因为语言相对传播来说总是具备先在性，一旦人们开始言说、交流、思考、认知，就一定会受到语言表象的干扰而削弱自己感受、判断、理解以及组织信息的能力。在政治传播中，构建象征权力意味着统治阶层借助政治标语、政治话语、政治口号、政治叙事、政治修辞和政治符号，把特定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信仰的理论影响力转化为语言支配力，让自己和民众之间产生类似“神话—崇拜”的关系。一旦构建成功，整个社会将出现意识形态的复兴和泛化。此时的意识形态，不仅是权力制度内部仪式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把“政治”与“媒介”的博弈还原为“政治”的一元化，使彼此疏离、涣散的民众一律自觉按统一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这样一来，政治传播中的政治权力就得到了象征性重建，而媒介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就被降低或架空了。

第二，制造“仿像”弱化媒介功能，瓦解媒介逻辑的效力。所谓仿像，即遵照实际需求对某些符号的仿造。仿像不仅体现为符号的使用，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的转换。^[8]仿像在政治传播中有一种特殊的功效：“政治”权力对媒介逻辑的巧妙“瓦解”。我们知道，在“媒介化”的背景下和媒介逻辑的运行中，公开发声、言论自由、话语平等、真相透明等，是政治传播的内在诉求。这些诉求，意味着对现有政治的“解构”，但这种“解构”又是通过一厢情愿地预设或“建构”一种新的政治远景来实现的。这样一来，当这种诉求完全脱离政治现实，成为一种被高高悬置的“幻念”时，这种解构着现实政治的“诉求”就成为一种纯粹所指的“符号”，即成为一种理念的不真实的仿像。例如，公共舆论，表面上具有“公开发声”的意义，但实质上暗含“让公众自我形象不断地自我重叠”的本质，其功能在于，促使人不断生产舆论，借此向社会彰显媒介权力和公众话语权；再例如，“新闻自由”表面是自由采编，客观公正地传播信息，实质上却是由缜密新闻框架构成的议程设置机制，在不去干预人们“怎么想”的同时告诉人们去“想什么”，等等。透过仿像，人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理性的、先进的、理想的“美学幻境”，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政治幻想，可以让人们“充分享受”作为民众的政治权利。至此，仿像就成了一种有效的意识操控工具。俄罗斯学者穆尔扎对此说得十分形象：“人们认为他们是独立的，信息渠道是多元化的。这是一种幻想。达到这一目的要根据组织的类型、政治色彩、体裁和风格，在媒体上建立假象。但实际上这套系统必须服从于统一的主要观点。理想的情况是，当激进反对派的信源得以建立，这些信息源却以提出各种触及不到主要操纵计划的问题来限制他们对体制的斗争。”^[9]

因此，政治在象征领域的权力重组，是“象征权力构建”和“仿像”二者的里应外合。一方面，通过政治话语的创造和规定，确定人们在政治传播当中什么能说，什么该说，说什么代表什么意思，使人们在接受语言表象的同时从心灵内部产生认同感。另一方面，又通过为政治传播置入仿像，让时代化的政治传播理念成为绽放光辉的“符号”，背后却用操纵化的手段把它们彻底变成一种虚伪的形式或虚假的景观，使权力在外部获得合法性。相比于直接拒斥媒介化对政治传播产生的影响，“所指的霸权”和“能指的诈骗”不仅使政治权力的重组显得“合情合理”，还使政治获得了瓦解和弱化媒介功能与逻辑的可能。

对现代形态的政治传播来说，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的博弈实在是难分胜负，我们对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所主导的政治传播也不好褒贬。但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还是要对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过于强硬乃至“操纵”民众这一面进行理论检讨。第一，从意识形态而非言论沟通的角度实现的社会整合，由于过强的主观意志“统摄”，久而久之会对国家的政治现实产生虚假性的“遮蔽”，不利于政治文明的进步。第二，象征权力的构建让政治传播融入了“符号斗争”，意味着“符号暴力”（或语言暴力）的出现，容易导致围绕政治话语的“互掐”泛滥，造成真正的公共事务的悬置和社会共识的悬空。第三，对民众的声音不是吸纳接受而是“操作”处理，会挖空民众参与政治传播活动的实质，将它直接转化为构建政治权力的资本，这样一来，会使政治传播中本来就稀薄的民主脉动停止。第四，用仿像充当政治传播中的“反馈”环节，会使质疑、批判政治的声音因“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而显得荒诞。犹如波德里亚所讲，“人们永远不能在真实层面上战胜系统。这是他们的想象，是系统本身强加给他们的现象，（有批判意识的）人们为挑战系统投入了他们的能量，但一种无情的逻辑不断地把这一切带回到系统当中”^[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