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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结合医学”的哲理思维与实践检验

时间:2022-06-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缘于中国“中西医结合”在世界“结合医学”范畴的内涵及同效应作用,两者已成为融中医学为主导的世界各民族医药学与现代医药学结合发展的同一概念。它既展现了中西融合的优势互补,又辐射出结合医学科学发展的诱人前景。时值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示五十周年前后,本文就历史背景下的哲理思维与实践检验予以探讨。号召并支持在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等学术团体。

第十篇 略论“结合医学”的哲理思维与实践检验

按语:本文参加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和《神州》杂志社等5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共和国60周年华诞献礼”论文评奖活动,获优秀论文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书面交流,并收录于《共和国之星成就宝典》(1949~2009),2010年3月第一版:470~474页。

缘于中国“中西医结合”在世界“结合医学”范畴的内涵及同效应作用,两者已成为融中医学为主导的世界各民族医药学现代医药学结合发展的同一概念。它既展现了中西融合的优势互补,又辐射出结合医学科学发展的诱人前景。时值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示五十周年前后,本文就历史背景下的哲理思维与实践检验予以探讨。

一、历史背景下的哲理思维

自有了人类进化繁衍,在中华民族发源地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数千年来,随着人们生活、生产和健康保障的需求,逐渐产生了从自然界撷取求生保健资源的措施,即祖国医学的前身——经验。正如梁代医药学家陶弘景所说:“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再如“神农尝百草”,欲求生存的神话传说。而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则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最早的中医药学著作——“五十二病方”,从成书的公元前168年算起,至今已有2170多年的历史,早于原认为最早的医籍《黄帝内经》。正是由于这些史料的记载,病-药-理-证的逐渐完善过程,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体制闭关自守的总趋势(唐代较为开放),加之中医学朴素唯物辩证思维与封建迷信巫医鬼神有共存现象,以及多元文化传承学术观的影响,祖国医学一直在缓慢的徘徊中“发展”。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发展,自16世纪中叶,西洋医学开始以教会的名义传入中国,在部分开放商埠开设教会医院或医学校,从此渗透并始发了对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挤兑。直接影响是自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就出现了三次有立案、有组织、出草案变相妄图消灭中医的思潮。

1949年9月,曾任《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的余云岫,他以中华医学会的名义在上海召集了一个“处理旧医座谈会”。根据座谈会纪要草拟的《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以彻底解决旧医问题为宗旨,提出了速即革除任何方式的产生中医的教育,9个月内必须完成现有中医的全部登记,3年内完成所有登记中医的西医化训练的主张。1951年卫生部相继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及细则等五条法规性文件,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执业,而且开始了改造中医使之成为“科学医”的中医进修教育,使中医走入不能正常传承和发展的境地。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在贯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方面存在的错误[1]。看来,这个错误不仅仅是“速即革除任何方式的产生中医”的教育问题,而是在乘新中国建立之际,由学术团体的名义立案,以达到在新中国建国后合法地通过中医一概学习西医,从而自然根绝中医为目的的一股逆流。

面对这个有悖于毛泽东通过中国革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哲理思维的做法和政策性错误,在当时国内百废待兴和国际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复杂形势下,本着尊重历史,客观正视现实,如何走符合中国国情发展中国医学科学道路问题,自然是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沉稳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不是医学家,但他以来源于中国革命社会实践的哲学思维和勤奋博学的思维根基,有效地指导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卫生事业,其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了实践中一些亟待解决的方向性问题。我们不妨从毛泽东的社会实践中去寻找解决中医问题的思维构想。

20世纪上叶,当西洋医学作为一种新的医疗方法如潮水般涌向中国时,对传统中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了冲突与交融。由此所出现的“中西医汇通”学术观点,其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2]。在此期间,置身于辛亥革命前后的青年毛泽东凭着广学博闻,已产生了对作为中华文明文化载体之一的中医的感性认识,如他在1913年《讲堂录》中说:“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识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之本。则二者各有所偏矣。”很明显,青年毛泽东这种先中后西,先内而外,先实践再理论的文化创造观念,为他日后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方法论上的基础……并提炼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实践-理论-实践”的经典方式。因而也有效地指导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阶段获取胜利成果的重要理念。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实。

自1927年8月南昌起义和9月秋收起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之后,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农村。当年10月,在井冈山茨坪设立的第一所红军后方医院,全院三个医生中两个是中医[3]。192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的措施[4]。1933年初,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指导下,原福建长汀教会医院正式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据当时连任院长傅连暲回忆说:“我们的医院中,不但有西医,还有中医,第一个中医师是从上海来的邓颖超同志的母亲邓老太太(杨振德)。毛主席很重视中医,主张中医与西医结合给伤病员治疗”。这个医疗保健的思想,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因在长征中的饥寒、疾病和战争多发,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指战员罹患关节炎、严重营养不良等疾病。当毛泽东的病经西医治疗两月不见效后,就请当地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先生用中医中药治疗,很快就痊愈了。在当时,延安卫生界对中西医争议也很大。一种是抛弃古老的中医,专走发展西医的道路;另一种观点是中医已很完备,西医的新发现都不出中医的经典范围,只发展中医就够了。针对这两种情况,毛泽东征求李鼎铭先生的意见,李鼎铭认为:“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不可偏废。”毛泽东深以为是,在中央会议上要求人们“尊重中医,实行中西医结合。”号召并支持在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等学术团体。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解放区的药品匮乏已到了危急关头,八路军卫生部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研究出了第一个中药针剂——柴胡注射液,有效地缓解了用药的紧张[5]。至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延安和各军区都建立了包括中草药制剂在内的制药厂,大量生产中西药物和医疗器械以保证战需。这阶段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已经形成了包括“团结中西医”在内的卫生工作三大方针,是建国后卫生工作方针进一步充实为四大方针(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雏形。可见,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无时不体现出中医、中西医结合为其所做出的贡献,也为建国后制定卫生工作方针积累了经验,同时也促进了毛泽东“团结中西医”,以“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为主要方式的、践行“结合医学”的哲理思维。

二、思维尝试与实践检验

1952年,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的唐由之教授,即成功地为毛泽东做了中西医结合的眼科白内障手术[6]。毛泽东通过亲身感受并深思熟虑,在国内外突出矛盾得以缓解的形势下,从1954年起,“结合医学”发展的思维框架已初步建构并着手尝试。毛泽东指出:“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并特别强调:关键的问题是西医学习中医[1]。同年6月,毛泽东为筹备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时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7]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由中医研究院创办的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同时在北京开学,并举行了隆重的典礼仪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央领导徐特立等前往祝贺。在北京的苏联越南医学专家也应邀参加了典礼。12月21日,《光明日报》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明确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是系统地学习,全面地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这即是西医学习中医“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的最早表述[1]。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指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习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习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至此,毛泽东的思维构想已形成有理论要素和组织形式保证,以及具体实施的科学性指导方针。缘于西医学习中医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其结局如何?期待的将是这种哲理思维尝试的结果和实践的检验。

1957年8月,毛泽东外出视察,至青岛时“感冒”发热,几经西医药治疗不愈,嗣经山东籍老中医惠民用大青龙汤加减治愈。期间在闲谈中毛泽东向他请教中医的“火”是什么意思?刘老中医师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对他说:“你讲了半天,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刘惠民笑着说:“主席,你不是说西医要学习中医吗?如果让西医一讲,你就会明白了。”毛泽东高兴的说道:“确实,西医是要学习中医的。”[8]这应该是毛泽东多次亲身经历又后一次在思维上的充实。

全国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经过三年的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加上卫生部在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也组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的经验,以及选调好的青年西医拜老中医为师的师承学习等方式,由此积累了经验,卫生部遂在1958年9月25日向中央呈交了《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对学员的组成,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时间安排、学习成绩和奖励等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汇报。并总结了5点经验……《报告》经中央很快转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随即于10月11日做了批示,认为:“此件很好……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初,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并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和“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从这个批示可以看出如下要点:首先是“此件很好”,肯定了是一种好方式;再是预示前景“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三是用“不可等闲视之”表明这是一件大事;四是作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药“应当”怎么发展的问题。从理性思维的角度看,毛泽东在肯定这个事物的同时,“应当”、“可能”等词汇的应用,在逻辑学看来,还是留有很大的思维空间的。

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运动”的社论。多种形式的“西学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其中不乏毛泽东所期待的“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或“高明的理论家”。至1980年9月,经筹备的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挂靠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并于1981年7月20日主办发行了《中西医结合杂志》创刊号。2000年2月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更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截至2008年,学会已拥有会员6.6万人,设立了31个省级分会和45个专业委员会,每年组织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近40次。从1997年开始的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已成功举办三届;从2004年开设的“中国中西医结合科学技术奖”已连续开展了3次评审奖励活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等17种系列期刊中,有9种被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和英文版《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中国结合医学杂志),自2008年起被列入SCI-E来源期刊,实现了我国中医药期刊进入SCI行列零的突破,并使越来越多的我国原创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在SCI这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上发表交流。“结合医学”的学术专著已有数百部出版发行。这些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成就,其独有的医学创新,越来越被世界医学界认可。

同时,疗效的证据,令人折服地逐次展现在学术界面前。从1500多年前古医籍记载的“青蒿截疟”受启迪研制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治疗恶性疟疾的独特疗效,以及原创研究成果的国际效应和巨大的国际市场,是可以与国际“诺贝尔奖”所媲美的;源于中医理论的研究成果“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迄今为止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获得的最高荣誉;从中药砒霜中开发的三氧化二坤(亚坤酸)治疗粒细胞性白血病的研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2003年,在我国抗击SARS的斗争中,中西医结合治疗发挥了独特的疗效优势,经循证医学随机对照试验(RCT)资料的Meat分析研究提示,与单纯西医抢救治疗相比,病死率降低一半以上(由8.76%降至3. 14%)[9]。同时以疗效质量和减少副作用方面猎取了让世人信服的资料,在世界疫病防治史上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还有,在近年付诸实践研究的以中医“治未病”思想指导下的疾病预防和疾病谱变化干预措施等,也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不复赘述,也毋庸置疑,它客观地印证了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辉煌成就,暨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历史和现实为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印证了毛泽东“结合医学”理念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可行性和前瞻性。前不久我国政府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重要批示发表50周年大会”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的题词:“西学中是推进中西医结合的有效手段,当前仍有大力提倡”[10],是对毛泽东“西学中”哲理思维的科学性的肯定和继续发展的指向,也是对毛泽东哲理思维成就“结合医学”的伟大创举与实践的延伸和发展,激励着我们在“结合医学”领域中为中华民族争光。

参考文献

[1]王振瑞.毛泽东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示的前前后后【N】.健康报2009.2.27第5版.

[2]陈凯先,等.中西医结合发展思考【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 22(1):4~6.

[3]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M】.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83:408.

[4]陈可冀.倡导西医学习中医的当代意义【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8;28(12):1061.

[5]张冰,吴嘉瑞.关于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问题的思考【J】.临床药物治疗杂志,2006;4(6):14~18.

[6]穆大伟供稿.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示50周年大会在京召开【C】.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29(1):13.

[7]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纪事附录党和国家有关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M】.北京:175~176.

[8]潘东曙.毛泽东看中医【N】.中国中医药报2001.3.23:3.

[9]周大勇.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循证评价与Meta分析.循证思维及其方法与实践【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第2版:340~350.

[10]韩启德.纪念毛泽东同志“西医学习中医”批示50周年题词【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28(12):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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