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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两位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伙伴

时间:2022-05-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是伴随中西医结合的成长到今天的,使我时常怀念的是上医的生化教研室,而其中最让我思念的是顾天爵和张丽丽两位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伙伴。这样的设想得到上医党委的采纳和生化教研室的热情支持,成立了上医的脏象专题研究组。从此,我们这一群体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去叩中医理论研究的大门。这是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脏象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怀念两位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伙伴

沈自尹

1989年我国第一次审批重点学科,上医有1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入选,中西医结合基础就是其中之一,2005年第二次审批国家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和中西医结合基础双双入选。在西医院校里中西医结合可以说是一个新生而且新兴的学科,现在我校还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系。

这就令人追溯学科的成长史和奠基的背景。我是伴随中西医结合的成长到今天的,使我时常怀念的是上医的生化教研室,而其中最让我思念的是顾天爵和张丽丽两位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伙伴。如果没有他们坚持多年,在肾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中西医结合不可能在上医有这样的地位。

那是1959年秋天,上医组织几个附属医院从事中医辨证论治的研究小组作集体汇报时,注意到一个问题,在西医是全然不同的六种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妊娠中毒症、神经衰弱,在某个阶段都可有相同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补肾调节阴阳的方法而提高疗效,这分明是中医所谈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这些不同的疾病之间一定有其共同的物质基础。“肾”在中医理论里是先天之本,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明代发展起来的命门学说把“肾”看得像生命之门那样重要,这样就想到,研究“肾”的本质,有可能由此找出突破口,开辟出一条研究中医理论的途径。这样的设想得到上医党委的采纳和生化教研室的热情支持,成立了上医的脏象专题研究组。从此,我们这一群体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去叩中医理论研究的大门。

为了统一中医的辨证,有利于选择典型的肾虚病人进行研究,除上医的老中医以外,还邀请了上海的名老中医一起按照《内经》理论结合实际病例进行讨论,又仿效Jone’s对风湿热的诊断标准,订立了肾虚证的辨证标准。在按这标准选出的数十名典型肾虚病人的配合下,经过大量指标筛选,发现只有尿17羟皮质类固醇(简称尿17羟)测定值在肾阳虚病人中普遍很低,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由于这项测定反映了内分泌重要腺体——肾上腺皮质的功能,所以我们紧紧抓住这个苗头不放,通过异病同治这一研究途径找到了肾阳虚的初步物质基础。这是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脏象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然而道路是崎岖的,脏象专题研究并不一帆风顺,1962年传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有些西医和行政干部误解为中医研究的低潮来了,有关中西医结合研究的课题纷纷下马,参加脏象研究的教研室从10个减到4个,而仅这4个教研室也只是个别人参加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但是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上医生化教研室继续紧密合作。为了进一步开展对肾阳虚本质的探索,我们进行多次大胆设想的讨论与辩论。首先是张丽丽教授从生化的角度提出尿17羟量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在体内合成、分泌、分解代谢的总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失调都会导致尿17羟量的变化。因此设计了两个旁证式实验,第一个实验是研究皮质激素的合成代谢,对正常人和肾阳虚病人两组人群都在促皮质激素和甲吡酮(诱发垂体分泌促皮质激素的试剂)刺激的前后比较,观察三种尿中代谢产物(这三种产物分别为P-S色素、17生酮、17羟总数,是按有次序的酶促反应而合成)的变化,结果显示肾阳虚病人皮质激素的合成代谢与正常人无区别。第二个实验是研究皮质激素的分解代谢。在正常人、肝硬化、肾阳虚病人三组人群中进行同等量的氢化可的松静脉注射,然后连续6个小时测血皮质醇以观察氢化可的松的半衰期。结果肝硬化病人的半衰期为229分钟,而正常人和肾阳虚病人分别为118分钟和114分钟,结果显示肾阳虚病人皮质激素的分解代谢与正常人无区别,这样的两个旁证式的实验奠定了肾阳虚病人尿17羟值低下是由于肾上腺皮质分泌减少。科学实验的结论就此经得起推敲,这也反映了上医的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进一步的研究是循现代医学对人体已知结构与已知功能,按逆向思维法,也就是顺藤摸瓜、追本溯源而进行科研设计。由于肾上腺皮质受脑垂体的管辖,先是采用能兴奋肾上腺皮质的促皮质激素两日静脉滴注试验,结果发现肾阳虚病人多半呈延迟反应,说明脑垂体功能亦低下。脑垂体又是受下丘脑的管辖,进而采用能反映下丘脑调节血皮质醇水平的血皮质醇昼夜节律测定,结果发现肾阳虚病人的皮质醇昼夜节律紊乱,说明调节脑垂体的下丘脑功能亦紊乱,这样就提示肾阳虚病人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紊乱。但这是分散而欠完整的研究结果,缺乏说服力,这时顾天爵教授参阅了内分泌研究的近展,注意到新近有人作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全套测定进行系统观察,这是一种崭新而科学的观察方法。我们立刻组织正常人10例,肾阴虚病人12例,肾阳虚病人16例都作了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完整的全套测试进行比较,得出了肾阳虚病人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环节(层次)、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结论,这样的指标在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潮流中是属于先进的、前沿的,使肾阳虚的研究进入了可以具体确定病位的水平。

1965年在北京召开的国家科委中医中药组成立大会,我代表脏象专题研究组在大会上报告肾阳虚证的研究论文,受到很高的评价,没有想到的是会后受到北京协和医院邀请,去协和医院的演讲大厅再作一次报告,在当时西医界对中医并未认可的情况下,协和医院认定的是“肾的研究”的科学内涵。从今天肾的研究不断取得重大成果并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应该归于课题组秉承了上医的严谨学风和力争前沿、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及从早期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归功于上医领导重视和坚持中西医结合,在科研工作中坚持基础和临床的结合。

作者沈自尹,华山医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名誉所长。1953年3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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