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海洋史研究动向

时间：2022-03-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

中日韩海洋史研究动向_韩国研究丛书53：韩国研究(第12辑)

东海海洋文化研究与海洋文化再认识

浙江大学　安成浩

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往往取决于海洋的控制和利用。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热潮的兴起，人们对海洋文化的关注日益增多，海洋文化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21世纪新的海洋竞争，将以军事、经济的硬实力竞争和文化软实力竞争并重的方式展开。也正因为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国家提出海洋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以中国东海的海洋经济开发与海洋文化建设为重点，以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并服务于东南沿海地区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挖掘和发展海洋人文文化成为海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海洋文化研究的视角，深入挖掘海洋文化资源，成为学术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流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早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class="calibre9">^[1]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王慕民^[2]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陈炎^[3]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4]。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5]。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

国内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前期因受制于外文史料等原因，往往局限于一国史的角度展开分析研究。缺乏从东海海域的整体视角对沿海各国间文化交流与互动进行综合性研究，难免使研究流于零碎与片面，无法整体把握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随着多国学者的共同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的兴起，这些不足正逐步得到改观。

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6]。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王国》、岩波新书1993年版。" class="calibre9">^[7]。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8]，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

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9]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来的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10]，这一理论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

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11]。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12]。

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日本对海域研究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我们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我们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文史哲》2010年第1期。" class="calibre9">^[13]。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满足这一目的而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

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14]。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农耕社会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15]。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财团法人海上王张保皋纪念事业会”，支援张保皋的研究和重新评价，促进对张保皋的宣传。2012年2月该财团与“财团法人海洋文化财团”合并成立了“财团法人韩国海洋财团”。" class="calibre9">^[16]。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17]。

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

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以日韩两国的海洋史研究来看，强调更多的是海洋史中本国的重要历史地位。而中国海洋史的研究主要探讨从开放走向海禁的历史动因探讨等内部因素的考察。这种研究现状，导致在东亚海洋史的研究中，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克服“国家感情”的束缚，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是今后海洋史研究需要重视和探讨的问题。在克服“国家感情”方面，探索东海海域共同文化的海洋文化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释

[1]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王慕民：《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衰》，海洋出版社2011年版。

[3]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历史后果》，《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5]宋正海：《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6]研究成果在战后出版，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の研究》，岩波书店1966年版。

[7]村井章介：《アジアの中の中世日本》，校仓书房1988年版；高良仓吉：《琉球王国》、岩波新书1993年版。

[8]桃木至朗编：《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岩波书店2008年版。

[9]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日文原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

[10]浜下武志、川胜平太编：《アジア貿易圏と日本工業化　1500-1900》，东京：リブロポート、1991年；杉原薫：《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1996年；笼谷直人：《アジア国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

[11]松浦章：《明清时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