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与治方的丰富

（一）治诸病通用药的记载

晋唐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关于药物的记载也更具临床实用价值。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所载药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365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65种，达到了730种。特别是《本草经集注·序录下》专列治疗诸病通用药，尤其便于临床应用和查检。在“不得眠”条下共列有“酸枣、榆叶”两种药物，尽管仅载2种药物，但它首开失眠病证归类用药的风气之先。据存世文献来考察，本书最早明确在药物功效中提出了可治失眠。如：“酸枣：味酸，平，无毒。主治心腹寒热，邪结气，四肢酸疼湿痹。烦心不得眠，脐上下痛，血转、久泄，虚汗、烦渴。补中，益肝气，坚筋大骨，助阴气，令人肥健。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榆皮：味甘，平，无毒。主治大小便不通，利水道，除邪气。肠胃邪热气，消肿，性滑利……初生叶，人以作糜羹辈，令人睡眠。嵇公所谓：‘榆，令人眠也’。”［91］

《新修本草》由唐政府组织编撰，颁行于公元659年，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性质的本草著作。《新修本草》卷帙浩博，共54卷，分为“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共收载药物844种，是唐以前用药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可惜原书至宋代佚失，日本存有古抄本残卷十卷，1899年曾在敦煌出土部分唐人卷子写本，亦流散于国外，1981年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尚志钧先生的辑复本。书中亦列有“诸病通用药”，在“不得眠”病下，在原《本草经集注》所列“酸枣”、“榆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细辛”，“酸枣”也改为“酸枣仁”。

（二）安神补气祛风方药的应用

晋唐医家普遍重视脏腑辨证，相比于营卫学说，他们更加注重脏腑作为魂魄宅舍的功能，在治疗上也非常善于应用镇魄安神方药，如《千金要方》所载的大远志丸、云母芎䓖散、大镇心散、石英煎、镇心丸等潜镇安神之方。孙思邈还非常喜用龙骨、龙齿、远志、酸枣仁、柏子仁等镇静安神药。除此之外，他还善用磁石、紫石英、白石英、云母等石性药物和铁精、银屑等质重之药。这些药物多具重镇安神之用。《千金要方·序例》中论及处方用药时，举凡虚劳证为例，主张：“虚而恶梦纷纭，加龙骨……虚而多忘加茯神、远志；虚而惊悸不安，加龙齿、紫石英、沙参、小草。”［27］也充分说明了作者对镇静安神法的重视。

晋唐时期，风病也日益受到医家们的关注。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还称“地水火风，和合成人”［27］，认为风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因素，“风止则气绝”［27］，认为脏腑风虚，致为邪乘，且以风邪最为多见。因此，在孙思邈看来，包括失眠在内的多种疾病，皆当从风论治。如《千金要方·治诸风方》所载之排风汤，治证颇多，并可治“梦寐倒错”，“服此安心定志，聪耳明目，通脏腑，诸风疾悉主之。”［27］从孙氏所载治疗失眠方之用药来看，他非常喜用补气、祛风之品。

另外从晋唐时期的其他方书如《外台秘要》等所载方药来看，也基本上反映了安神补气祛风方药得以较为广泛应用的基本史实。

（三）大量医方的出现

大批新药的发现，大量医方的创制，是晋唐时期临证医学全面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据史载记载，这一时期曾出现过大量方书，可惜其散佚缺失严重，多已不传。从现存的医学资料考察，其所载医方之数量也是空前的。如唐代的《千金要方》载方3360余首［92］，一说载方5300首［93］；《千金翼方》为羽翼《千金要方》而作，收方1900余首；《外台秘要》载方68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所收治疗失眠证方，据统计晋唐时期共有31首，用药111种。

（四）药后食忌备受医家重视

药后食忌，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疾病所忌，一是药物所忌。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有相关记载，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曰：“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5］其后东汉医家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更明确提出了“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8］的主张，并详细列举了数十种药物和食物的禁忌。至晋唐时期，药物食忌引起了医家的普遍重视，这可能和这一时期食饵之风盛行有关。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序录》中专列了“服药忌食”的内容，唐《新修本草》在卷二中亦列有“服药食忌例”。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论服饵”时也专门论述了服药食忌的内容，《外台秘要》也非常重视药后食忌，所引医方后大多附有食忌内容。但这一时期所记食忌的内容，大多为药物所忌，而缺乏针对疾病特点的食忌内容，考察失眠治方药后食忌，也都是因方中用药而忌食某些食物或药物。如《外台秘要》14首治疗不得眠方，除仲景栀子豉汤和肘后乌梅豉汤外，12首方后载有食忌。2方不具食忌，系因两方药物组成均只有2味药，即栀子、香豉和乌梅、豉，其他药味较多的方剂则不免，也更明确地说明了食忌与方中药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