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与复杂的多重意象

赵炳鑫

染指文学批评是近两年的事情。出于对某些文章的偏爱和欣赏，写一些感性的文字。法国著名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把文学批评划分为三种视界，即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自发的批评，也就是当日批评。当然，这样的批评与职业批评和大师批评本身就存在分野。蒂博代说的自发批评，也就是这种批评“可能由于来不及深入地思考而犯有某种偏颇和疏漏，但是他必有直接的，还不曾冷下来的感受，他也会有产生两个灵魂初次相遇的，但经受不住左顾右盼的考验的理解……他只需立足于现在，自由地，不怀成见的，满腔热情地关注当代人们的生活、劳动和斗争以及为他们写的书，而不必为了具有那个被人弄得莫名其妙的现代意识而失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因为，‘现代的’并非嘴上挂着并且希望别人将其看做‘现代的’那些人。”

正是出于“还不曾冷下来的感受”，以及“两个灵魂初次相遇的，但经受不住左顾右盼的考验的理解”，凭着自己的自我意识，写一些批评的文字，我以为这种自发的当日批评，可能更接近于批评的本质，能言及本意，说出一些真话。

为什么当今的文学批评屡屡遭人诟病？当然，在这个消费社会，文学批评无可避免地受到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是否与我们的批评家把文学批评当成“职业”有关。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小说研讨会，本地一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带着十几个研究生参会。他的发言全是一些后现代批评术语的堆集，云遮雾罩，不知所云，大多与会者反映说是听不懂，而他们自我标榜的是“学院派批评”。有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在一篇小文中感叹：“自从我把读诗当成了‘职业’，为了赶各种会议的发言，读诗在我这里逐渐变成了一件匆忙的‘工作’，总是‘草草’，正是不求甚解，为了节省时间，我总是‘浅尝辄止’，舍不得花慢工夫，这是非常无奈的‘职业病’。”这位批评家的话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性，也反映了普遍浮躁的社会，我们的批评家也未能幸免地被卷入其中。

在诸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以为诗是最难读的一种文体，当然，也是最耐读的，诗确实需要文本的细读，需要慢慢地品，品然后悟，悟然后得，这应该是读诗的态度。

自己一直保持着对现代诗的阅读习惯。案头总有一两本比较好的诗集，随手翻翻，特别是当你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读上那么两首清闲隽永的小诗，那种感觉很美好。但这几年出的一些诗，有些真的让人不忍卒读。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受物质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对诗歌语言怀有敬畏之心的严肃诗人少了。二是有一些诗人对诗歌话语的理解和运用，误入歧途，写出的诗要么白如开水，索然无味；要么云遮雾罩，不知所云。有些可能连作者自己都搞不明白写的什么，读者就更遑论明白了。三是在这个消费社会，有一些诗人以为写诗是最易的事，最易操作，最易出名，纷纷挤了进来，打开现在的网络文学博客，你就能感受得到，诗人的诗作几乎占了一半多。但有多少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不好说。

遭遇王西平的诗，是今年二月份的事。有一天，我无意间点开了他的博客，看到了他发表于《青年文学》上的一组散文诗，让我眼前一亮，抑制不住地惊喜。随后我就拨通了他的电话，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从你的这组散文诗中，我看到了你的潜质，踏实地走自己的路，你会有大的成就。”这些话犹在耳旁，就传来了他获第二十届柔刚诗歌奖年度新人奖的好消息，印证了我此前的看法。

在普遍的对诗歌取游戏态度的颓势中，读王西平的诗，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诗人中一些人的坚守，对诗歌的诚意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也同时让我看到了好诗依然存在。

在我的记忆中，作为“80后”的王西平，一直忙于办报工作，他的职业身份是敬业的报人，业余以写文学评论为主，写诗是近两年的事。但不管是办报、搞文学批评还是写诗，他在忙碌之余，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阅读积累，正因为如此，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较为深厚的人文修养，宽大的文学视野，以及对世事人生和文学的深透感知。特别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他的影响可谓深远，因此，他的诗风内敛，诗感细腻，语言简洁节制，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异质性和尖锐的场面化气质。

王西平的诗歌创作，是以他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感觉为基点的。他的诗作立足于挖掘日常生活表象背后的存在，人的非理性状态，暧昧生存的荒谬，以及作为主体的人与世界的尖锐对立。他以一位旁观者冷静、从容之态，观照现实世界的纷纭驳杂，以变形、隐喻、转义等修辞幻象，构建起了自己的诗意世界。他的诗歌修辞因为与抽象、心灵意义上的主题相契合，形成了他独特的诗歌艺术世界。

人世驳杂，心灵隐秘，存在纠葛，生存荒谬，渴望诗意的生活……这一切都成为了他诗歌所涉及的重要题材。他有一颗敏锐的诗心，他面对日常生活，能从中超拔出来，去思考，去发现，用诗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精神彼岸。

他偏安于北方的这座小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以一种“审视”的姿态，俯瞰着喧嚣的城市，坚执地抗拒着这个意义解构的时代。我们知道，在这个诗意消失的时代，指望诗人的创作对此有所改变并不现实，但对作者来说，因为创作，他的人生的走向会因此而发生潜在意义上的改变。我们看到，王西平的诗歌世界是饱满的，是具有生命力的艺术世界。

诗评家程光炜说：“在现代社会，诗歌和哲学一样都是最接近于存在主义的状态，因为他们都直视现实和直视人的内心。这种诗化的精神状态一旦拥有，它们就一刻也不得安息，一刻也不愿意原谅自己的苟且处境。”于是我们看到了王西平以“他者”的名义写就的《零度抒情。或冷抒情》（组章），看到了他的大型系列组诗《所谓书》。

《零度抒情。或冷抒情》（组章）以散文诗刊发，其实我更倾向于诗的命名，因为它有诗的意象、诗的结构、诗的语言，更为重要的是它有诗的深刻。王西平以触目惊心的诗歌讲述方式，完全压灭了我过去的疏忽。《零度抒情。或冷抒情》（组章）所具有的现代性、自主性和现场感，在一幕幕蒙太奇式魔幻般的场景中，展示了现代人的存在真相，揭示了在这个物质主义泛滥，消费主义控制人的思维的当下，人被异化的命运和荒诞的存在，表现出了尖锐的问题意识和批判锋芒。这个组章共有十七节，每一节都是一幅场景，都是一个“貌似超现实世界的故事”，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生命，在场的现实零散片段”，具有强烈的荒诞意味，但却又是真实可信的。即“这些事情并不在现实的背后，而是在现实当中。”如《一场谋杀案》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立体的现实图景：一个为了钱而被雇佣的冷血杀手、卧室、婴儿的哭声、死者搂着一个性别相反的人睡觉、肢解（割掉生殖器）。作者冷静地展示这个场面的意义何在？在这个故事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阴谋，利益的掠夺，还是情仇？这个时代人性的暧昧，值得人们深思。《外省》一节中所描写的图景是由“白”变“黑”的图景。“我拆掉栅栏”进入外省，而外省是没有命名的，在没有命名的外省里，“闲散人渐渐登场”，包括马、骡子、牛、羊次第而来，“它们代表不同的耕地”，外省的“白”，将随着外省人的流逝，慢慢变“黑”。隐喻传统的农耕文明的丧失，外省就是一个逐渐被异化了的现实图景。“更远处，是外省的边缘”，我本来想逃离外省，然而，过了外省，还是外省。诗人把现代人精神囿于无处可逃的宿命，通过这样一个创设的独特场景，表达得恰到好处。再比如《与友人书》，有点穿越的味道。穿越与幻境，结构一幅生动的场景。这个场景里有茶、有武士、有仕女、有乐器、有筵席，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张艺谋执导的某个武侠电影的场面，想起了我国历史上最为昌隆的一个朝代，一段历史的斑驳阴影。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书中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海德格尔语）要回家了，家又在那里？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用批评家郑润良先生的话，从客观因素来说，这是一个在道德上令人无所适从的时代，这是时代的暧昧；从主观因素来说，“灵魂像斑驳的迷彩”，大多数人都有着种种阴暗自私不为人知的心灵暗流，这是心灵的暧昧，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生存暧昧。文学的首要功能是如实描绘这种生存的暧昧之处。而王西平以敏锐的诗心领会了这个时代的暧昧之处，用诗歌这种特有的方式写出了这个时代的暧昧和人的生存暧昧，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核心秘密。

王西平的诗歌的主题主要在于观照人的存在、人的心灵、生命的价值及意义。他着眼于当下这个特殊的时代——消费时代，人的精神性存在被消解，偶像（上帝）的丧失，在物欲横流，自我膨胀的时代，人活着究竟有什么价值，意义何在？人是一个建构意义的动物，意义感的丧失让当代人感到活着的不确定与虚无。人如何在物欲的追逐中走向死亡，人如何在失去象征和意义的世界里安顿自己，以怎样的心胸来面对这个迷茫的世界，爱情会变成什么样？“良知的回声为想要回家者所闻见。”（海德格尔语）王西平以诗意美学来拯救失魂落魄的人们，因此，透过他的诗，让我们看到了一颗悲悯之心，也让我们想起了许多有成就的诗人的共同之处。

从王西平的组诗《所谓书》的命名来看，本身就构成了质疑与隐在性批判的因素。正如给他的授奖词所说的那样：“他把变化的时代场景通过密集混杂的修辞游戏重新组织成充满反讽、悖谬和歧义的多维语义场，在那些晦涩、尖新的隐喻以及参差错落的长短句之后，隐匿着的是诗人强大的控制力。”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失去象征的日常世界，他的诗具备了把细节隐喻化的能力，在他独特的观察中，一个事物，一个场景，甚至一个细节，在他笔下，就会形成一个时代性隐喻，并通过这个隐喻，把某个事物、场景或细节主题化。诗人正是在这种去象征化的语境中，把自己对事物、场景、细节的观察，置于某种潜在的结构性之中，使这种事物、场景和细节具有了时代的寓意，从而使他的诗获得了后现代寓意的特质，从而在更深的意义上，表现诗的主题。例如，他的《所谓游山记》：“你不能控制那些奔跑的山石／只能控制情绪，沿山梯而上／越往高处／越宽。如若登顶融入水墨／你与任何一种事物浓得化不开，每一种鸣叫／不留痕迹／草木快速流逝，不同颜色轮流装扮季节／四海游人重复观赏／牛伏山均抱病恭迎。还好／你是诗人，并渐渐老去／词语愈加苍白，落笔即成流风／即使如此，你一路撞见鬼斧／或瞬息化为万物之魂，越牛伏山／望金秋千年栈道，满目银杏／旧商客废弃的盐味，更加浓郁四逸／山下人打牛归田／——这便是南阳／你看见的风景正在滋生／看不见的风景悄然烂去”。诗中的主要事物“鸟的鸣叫”“草木的荣枯”等，在革命象征主义的语境里，曾经是自然主义者世界里的经验美学，人回归自然，进入诗意的自然境界，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就会回归“诗意的栖居”，就会幸福、自由、快乐。而在后工业或市场经济的时代，“鸟的鸣叫”已经无法唤醒人们那个被欲望磨钝了的感觉神经，这种寓意已经被去象征化了。王西平感到了这种寓意的消失，特别是在一些游客的审美世界里，这些已经不复存在。“当传统的象征主义衰退，象征主义的思维模式解体，事物之间的差异就会缩小甚至消失，而事物之间的寓意对比也在日益模糊，意义变得暧昧不清，这意味着人们赖以言说的语义基础在悄悄改变。在语言的意义层面上，这正是我们面临的虚无主义感受得以滋生的一个语言学的根据。”我们看下面的诗句：“你一路撞见鬼斧／或瞬息化为万物之魂，越牛伏山／望金秋千年栈道，满目银杏／旧商客废弃的盐味，更加浓郁四逸／山下人打牛归田／——这便是南阳”。诗人借“鬼斧”穿越，欲回到那个“理想诗意”的世界，但终究是“你看见的风景正在滋生／看不见的风景悄然烂去”，“看见的风景”是人造的“风景”，在更深的层面上，何尝不是指涉这个异化的世界，而“看不见的风景”，何尝不是诗人怀恋的已经消失了的理想诗意的世界。在这个精神解构的时代，人造的假景观正在迅速泛滥，真正自然的风景却在消失，人心中的“风景”在烂去。

再如《所谓人的一生》，“终于，童声抗议幕布太黑／天空退缩在镜中，许多人陆续散开／冰块攥在穷人的手心／星星，紧密而又多么耀目／记忆是一条什么样的绳子／白色的，穿越中叹息／一点一点，伸进苹果制作的弹簧深处／你触到了失散多年的甜／再退回枝头／一把摇曳中的玩具手枪，将一张稚嫩的脸／移交给肖像。陈年／四周散发出草药的黑白味道，木质的幼火／焊住了黄金门栓／你在黑暗的蜂箱里／拨转着循环之水……人的一生啊／充满了少量的玄机／和大多数的失败”。在这首诗里，诗人通过几个意象明确的词：童声、星星、玩具手枪、草药、黑暗的蜂箱等，构建了人的一生。“将一张稚嫩的脸”“移交给肖像”，“充满少量的玄机”“和大多数的失败”。人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

《所谓书》的意象是丰盈的。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中呈现或者描写物，对于王西平同样重要。它物给诗人带来神秘的感受，不是它物自身的力量，而是它物的存在与出现所唤起的个人意识与它物之间的交流与呼应，正如王西平自己所说：“如果你认为一首诗中，唯有‘你’‘我’‘他’是主体，那么，其他事物呢，树，石子，马匹，流水……在它们的认知体系里，均有各自的主导世界存在。如果你没有进入到诗歌的语境，你永远不知道它们在思考什么。”比如《所谓出行》中，自然的事物与诗人的内在感受性之间形成一种对等的关系。诗人的语言表达完全被祛除了浪漫因素，感受主体在清醒的描述话语中，呈现变化的时代场景。从直接裸露诗歌现实的语词空间看，荒原风沙、蝴蝶的疾走、暴雨发作、蛙语混乱，“我欣赏那虎狼咬紧的关口”，花花男女，改乘骆驼行进。我们仿佛看到了来自城市的人群，进入了一个自然因素俱足的乡村，风雨禾田、草木鸟鸣，农人忙碌耕耘播种。此时出行的诗人要停下来，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注视行人中的诗人成分”。表达了诗人对乡村诗意的眷恋和对诗意生存的向往，“出行”的主旨就此建立。

读王西平的诗，确实是对读者耐心的考验，他的诗具有西方后现代诗的显著特点，诗中那些晦涩、尖新的隐喻，特别是通过密集混杂的修辞游戏重新编织成的充满反讽、悖谬和歧义的多维语义场，如果不用心去品，去感受他诗中所呈现的意象和精神意义，你将会迷失其间，无所适从。

读王西平的诗，还让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诗歌怎样进入当下，怎样确立一种现实感？即叶芝所说的：“怎样抵达现实的荒野？”怎样进入存在更本质的层面？王西平的诗在更高的层面上具有哲学的意味，他是将哲思与诗意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诗人，因此，他的诗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反思和形而上的向度，这是当代好多诗人所缺乏的。年轻的王西平，我们有理由期待他更加成熟的诗风和更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