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进行早期治疗即开始延长生存期，患者将努力恢复正常生活，并面对重新回到家庭、工作单位和其他环境中所遇到的挑战，重新发挥其社会作用及建立新的社会关系。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显示，肿瘤患者的心理变化很难适应身体出现的问题、死亡的威胁及通常生活的破坏等。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医师和护士进行心理辅导，其更需要家属、亲友、工作单位的领导和朋友们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当然，此时患者的亲友也同样陷入痛苦之中，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多数亲属都试图努力隐藏自己的内心忧伤，对患者百般照顾，无微不至，甚至为了怕伤害患者，凡有关肿瘤问题都避而不谈。而患者也同样害怕伤害亲人，面对疾病心照不宣。甚至造成双方互相隐瞒的状态。其实，患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效果，许多抑郁和焦虑都与此相关。如果不与患者深入交谈，患者会感到孤独无助、抑郁、焦虑、内心更加沉重和痛苦。亲属不了解患者的真实思想，就不能真正帮助患者克服心理障碍，不良情绪也无从扭转。Lutgendorf（2002）研究比较疾病初期和患病1年后患者的心理状况发现，努力寻求社会支持的患者，患病一年后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都有改善且医患关系良好，而不与他人联系的患者生活质量差，抑郁明显。因此，真正关心和帮助患者使其在这段时期顺利地恢复，应该既不增加患者的思想负担，又使其能感到家庭和亲人的温暖与强大的支持。因此，要耐心地了解患者的真实思想顾虑，加以开导，鼓励患者面对现实，引导患者表述自己的困惑，宣泄自己的痛苦，主动寻求他人的支持，家属应用关怀、体贴的态度去帮助患者克服治疗生活中的困难，尤其是她的丈夫。如果在患病的妻子期望谈论她如何面对肿瘤时，而她的丈夫却劝妻子“忘掉自己的疾病”，那么会使患者的情绪更加处于高度危险之中。
如果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罹患肿瘤，家庭感情的平衡，经济、责任分工，配偶及家庭其他成员的社会活动均将发生改变。面对威胁患者及其家庭组织交流的方式经常可以预见患者康复的能力。一个由患者家庭、朋友、领导、同事组成的支持网络可以加速患者恢复的过程。这其中患者的配偶起着重要作用。Shell（2001）认为，配偶可以通过倾听患者的感受；给予富感情色彩的回应；躯体上的亲密接触这些方式来帮助自己患病的妻子，最终使患者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增加对生存的愿望。
这一阶段的患者，最大的顾虑和担忧是治疗失败，害怕肿瘤复发。因此，在帮助这一阶段的患者时要掌握这一较普通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关心和帮助患者按时治疗、定期检查，另一方面鼓励患者逐步回到正常生活中甚至工作中去。这对患者的恢复是极其重要的，不要让她认为自己始终是一个肿瘤患者，只能过另外一种生活，这是十分有害的，Andersen（1989）的研究认为，这些患者不愿为自己退休投资，也不愿为自己的个人生活或职业做长远考虑，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亦即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信心，对自己所患肿瘤的治愈没有信心，因此这始终是家属和亲友们关心、帮助、鼓励患者的主要环节，只有扭转患者的这种情绪，增强信心，使其积极配合治疗和随访，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发现，照料患肿瘤的家人同样增加了肿瘤患者陪伴者的心理负担。这一人群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均高于普通人群。Awadalla（2007）的研究发现，患者诊断为肿瘤的早期或者患者为单身、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以及照料患者的家人为女性或父母、年幼、受教育程度低、无工作等情况时，患者的家人容易出现心理异常，自身心理崩溃，更无法给予患者支持。因此需要医师同样教育患者的家庭，并给予必要的心理支持。患者及其家人应作为共同体，共同面对肿瘤的威胁和伤害。医师在对患者给予心理康复的同时要注意患者家人的状态，必要时给予支持和帮助，从而更好地发挥家庭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
（廖秦平 尚 曹泽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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