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桥上的思索

我们在去往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路上途经了历史悠久的塞尔玛市，因为之前从未来过此处，所以我看到路标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开出高速，到这座老城中转一转，参观一下历史悠久的埃德蒙·皮特斯桥（Edmund Pettus Bridge），然后再继续下一段旅程。但我到达此处时已是傍晚，时间很不凑巧。经过一番思索，我还是决定放弃已在蒙哥马利市订好的酒店房间和预付过的房费，在塞尔玛市过夜，然后第二天清晨去桥上走走。为了不虚此行，我决定在清晨时分起床，到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边观赏日出。

第二天一早，我早早起床驱车出发，去往古桥方向。我一边开车一边听着收音机，这时收音机中传来一段话：让非洲裔美国学生到得克萨斯大学读书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因为他们在这所学校里跟不上进度，而如果将他们送往低端一些、进度更慢的学校，他们就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广播里的声音接着说到，一次研究显示，美国绝大多数非洲裔美国科学家并不来自像得克萨斯大学这样的名校，而是出自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普通学校。在这些学校中，他们不会觉得自己为了在班里拿到好成绩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由于此时身在阿拉巴马州，我便想，这不过是一个反映美国南部残存的种族歧视情绪的小故事而已。

但这段话远非无关紧要的小故事，而是由一桩当时被炒得火热的诉讼案——费舍对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案引起的。这起与平权法案有关的案件最终摆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面前，于2015年12月9日进行了口头辩论。经收音机传来的声音，来自当时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已去世）。关于平权法案和种族问题在大学招生录取过程中的影响，曾发生过一连串的诉讼案件，而这起案件就是其中之一。

1997年，得克萨斯州颁布了《588号众议院法案》，要求包括得克萨斯大学在内的州立大学接收所有在高中班级中排名前10%的申请人。富裕社区那些平均成绩十分优秀的学校中，如果有白人学生没能排到班里的前10%，就算拿到非常高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大学先修课程考试成绩，也有可能被州立大学拒收。这位白人学生的位置很可能会留给拉美裔学生，而这些少数族裔的学生大都是从贫困社区里成绩不好的学校选出来的前10%。2008年，有两位富裕家庭出身的白人学生阿比盖尔·费希尔（Abigail Fisher）和蕾切尔·米凯勒维茨（Rachel Michalewicz）都被得克萨斯大学拒收，并因此向法院提出诉讼，认为大学的招生录取政策存在种族歧视倾向，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

斯卡利亚提到了一份报告，里面讲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法学教授理查德·桑德（Richard Sander）的研究结论。这位教授是白人，曾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桑德在著作《不对等》（Mismatch）中对自身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如果精英大学为了接收学术水平不合格的少数族裔学生而更改自身的招生录取标准，那么从平均角度来看，他们接收的学生成绩会更差，辍学率会更高。而如果这些少数族裔学生能去那些学术水平更低、名气更小的大学，则更容易拿到毕业文凭。将好学生与好大学对接起来，让差生与差大学对接起来，这样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成员基本都是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最近几十年来唯一的个例，就是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桑德拉·戴·欧康纳（Sandra Day O'Connor）。正如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司法学者帕特里克·格伦（Patrick Glen）所言：“一言以蔽之，如果某人的大学文凭是从剑桥大学或耶鲁大学之外的其他学校获得的，那么他最好不要有太高的事业心。如果过往的经历被视为人生起点，那么他们根本没有希望在最高法院的大理石建筑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如今的美国，只有那些从顶尖精英大学拿到文凭的人才有资格对能影响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规则发表意见。

斯卡利亚的话令我如鲠在喉。不管哪一天，听到这样的说法都会让人心里很难受，但那天又是如此与众不同。因为我身在埃德蒙·皮特斯桥。这座桥以一位联盟军准将兼三K党大龙头的名字命名。在这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倡导者于清晨时分在桥头汇集，准备出发前往阿拉巴马州首府，抗议阻止黑人投票的阴险计划。也是在这里，警察对抗议者进行了残暴的镇压和殴打，也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血腥周日”。警察的暴行全部由电视台记者通过摄像机记录了下来向全国观众进行转播，并由此激发了全国民众对民权运动的声援。

皮特斯桥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历史名胜大多配备有精美别致的设施和博物馆，而这里位于桥头南侧的国家投票权博物馆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荒废已久的餐厅，旁边的一栋建筑曾是一座可容纳6辆车的独立车库。大门上布满了涂鸦，其中还有一句话：“教育是掌握命运的关键。”从此处向东，穿过80号公路，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公园，里面陈列着几块牌子和一座石质纪念碑。可以说，皮特斯桥及其周围的景致没什么令人驻足的魅力。但是在清晨时分踏足这座历史名桥，思考一下50多年前在此地发生过的事情，还是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强大的震撼。

也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想要寻求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自从9月份踏出家门开启这次教育长征，我的关注点始终集中在教学法上。如果现如今的学校只是为了让孩子去死记硬背那些他们根本记不住也永远用不上的知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未来做得更好。如果年轻人想要在这个被创新大潮席卷的世界中拥有四处闯荡的勇气和发明创造的动力，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去忍受那些将“勇敢”和“创意”等宝贵品质扼杀在摇篮中的教育政策。我们不能再将大学文凭作为雇主面试的先决条件，除非大学可以做得更好，学费可以降得更低，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在大学就读的机会。

而如果教学法仅仅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埋藏在更深的地方，我们又该何去何从？美国曾英勇地对大英帝国统治予以反抗，最终实现了精英治国。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天赋和努力是决定人生成功的关键，而非血统。《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内容包括：“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确，我们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从“所有白人生而平等”最终过渡到“所有人，无论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都生而平等”。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民联合起来，一次又一次对歧视进行反抗，争取到了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大环境。这才是美国这个国家最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精神。

几乎所有人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歧视是错误的。但是以价值为基准的歧视眼光不但被人们所接受，而且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态度。苹果公司拒绝雇用水平不够的设计师，我们不会因此而抵制苹果公司的产品。堪萨斯城交响乐团直截了当地开除水平低劣的音乐家，我们也不会对其进行批评。著名的洛杉矶道奇棒球队曾于1947年勇敢地将杰基·罗宾逊（Jackie Robinson），这位历史上首位黑人棒球选手请到自己的队伍之中，而如果道奇队将水平不够的球员从花名册中剔除，我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这些组织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有效采取以价值为基准的歧视行为。

美国社会将人的受教育水平作为筛选、评估和歧视的捷径。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歧视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从鸡尾酒派对到大型会议，从婚恋网站到猎头门户。某人若拥有哈佛大学的毕业文凭，我们就会在内心将此人置于崇高的位置，而对于那些没什么学术背景的人，我们只会无形中提高他的准入门槛。而问题就在于，这样的歧视是真的以价值为基准，还是以人的出身为基准？

美国历史上，高质量K-12教育曾经是免费的公共品，大学学费也是绝大多数人都支付得起的。学校教育会培养孩子的实用技能，以价值为基准对人进行分类。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杰克·肯特·库克基金会（Jack Kent Cooke Foundation）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大学中，只有3%的学生来自收入在社会底层1/4的家庭。最精英的大学里，来自收入最高的1/100家庭中的学生数量和来自收入在底层60%家庭的学生数量是相等的。大学由富人主宰，为富人开设，属于富人阶层。

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不但不具备富裕家庭的优势，进不了好学校，没有辅导教师和应试训练，没有精英体育项目的教练，更享受不到什么社区服务。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这项大学录取的黄金标准上，穷人家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拼不过那些富家子弟。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这项考试更适合被叫作“学生富裕程度测试”（Student Affluence Test）。而大学的招生录取政策则进一步为富人增加了筹码，比如许多大学都更愿意接收父母是校友的学生，让有特长的孩子享受提前录取的待遇等。毫无疑问，在敲开顶尖大学校门的过程中，金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费希尔的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社会怀有一种强烈的执念，那就是大学申请人是否有资格被录取，要通过他们的考试分数来进行判定。如果某个大学接收了考试分数不达标的学生，就是违反了这条规则。每当大学出现这种例外情况时，都会被人们视作要么是为了给大学体育团队补充力量，要么是为了满足学生多元化的指标。而我们在这里的核心假设是，公平环境下，考分不够高的孩子就理应被弃之门外。这种假设是如此深入人心，就连那些破例进入顶尖大学的人，都会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而他们这种不合群的感受又通过同学、教授、费希尔这样的主流学生，或像是斯卡利亚这样的最高法院法官，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美国最高法院会针对放松大学录取规则这样的问题进行辩论，却跳过了关于这些规则正确与否的辩论。美国人都笃定地认为最高法院的学术精英们可以在谁有资格成为学术精英这个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判断。我们在考试成绩的神坛前卑躬屈膝，虽然眼前摆着无数的证据，证明考试成绩预测不了未来的任何事情。我们的先辈之所以构思出了最高法院这样的机构，就是因为他们能超越眼前的狭隘利益得失，展现出足够的远见和智慧。但我们血统纯正的最高法院却无法真正做到高瞻远瞩。没有一个法官提到过，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大学录取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指标为参考。大学录取过程中是应该重视申请人为了让他们所在的世界更美好而展示出来的与逆境抗争的能力，还是应该重视那些只能体现家庭环境，而无法体现申请人性格的考试成绩？

在动身去往蒙哥马利市之前，我走访了塞尔玛高中。这所学校的历史生动地展示出了美国南方的教育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中期，塞尔玛中学曾有两所以种族划分开来的公立学校。后来，法院强制两所学校合为一体。由于担心会导致动乱，学校在几十年间一直保持着种族融合的态势，塞尔玛高中也成为种族融合的典范。但到了1990年，一切都改变了。当时的学校委员会做出决定，拒绝为学区的第一位黑人督学续签合同。另外，由于学校的学生成绩跟踪系统造成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中的紧张情绪日益累积，几周时间内，数百名白人孩子就转到了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私立学校。到了2011年，有着近千名学生的塞尔玛高中只剩下5名白人孩子。在学校看来，如果建起崭新的教学楼，白人孩子就会回到这里继续读书。但事实证明，他们不愿意回来。

提到阿拉巴马州的教育局局长汤米·比奇（Tommy Bice），塞尔玛高中的助理校长脸上立刻露出了欣赏的神采。当天下午我就见到了比奇局长本人。这位助理校长认为，比奇给予了本州的教育界人士充分的信任。而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比奇就被罗伯特·本特利（Robert Bentley）州长开除了。如果从州政府争议强度的角度来看，阿拉巴马州无疑位于全国之首：州长本人面临着性骚扰指控，众议院发言人面临着受贿罪指控，而州法院首席大法官则面临着道德指控。这些迹象都进一步证明，美国这个国家早已不是我们的先辈梦想之中的那个未来国度。

我知道，这个话题说起来有些沉重。我们总是喜欢讲述那些励志故事，比如某个孩子出身于贫困家庭，一路向上拼搏，从名牌大学毕业，最终取得了成功。的确，对于极少数孩子来说，这条路还是有可能走得通的。于是我们就固执地认为，美国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美国的社会等级体系。我们紧盯着考试成绩造成的差异不放，认为社会不公平这个问题，根源存在于教室中的教学。我们整天哀叹着“成就鸿沟”，但是对“成就”和“鸿沟”的理解却大错特错。成就应该以富有挑战的真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为基础，而不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拼写和数独游戏这样的标准化考试为基础。我们眼前的鸿沟，是富人家教育孩子所投入的资源与穷人家孩子所获得的资源之间的鸿沟。我们可以一直对孩子们不停地进行测试，但不管你再怎么测，也无法将富有意义的公平注入年轻人的生命之中。就像美国中西部的一位教育界人士曾经跟我说的一样：如果一头牛肚子饿了，我们不是要给他称重，而是要给它喂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