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臣
尽管我知道，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把别人比作哪种狗都不是褒义，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选一种去比喻我们的社区报。
原因是，2014年在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Jock的一场关于社区报功能与定位的争论中，他说自己在美国办的社区报是努力做一条看门狗，而把我们办的社区报比作是哈巴狗。
这位68岁的老人，自己曾经办过社区报，后来因为经营压力，卖给了巴菲特旗下的公司。他写的一本厚厚的著作《社区新闻》是美国各大高校的专业教材，直到2014年才正式改编并翻译到中国来。正是在中国版的首发仪式后，我们两人开始讨论起关于中美社区报的不同之处。
他告诉我，美国的社区报，都是代表居民或者选民，做看门狗的角色，就是监督和看管政府，不要做出伤害社区居民的事情来，所以他们不会与政府合作，更加不会拿政府的钱。否则，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失去了民众的立场，而不被信任。
当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份社区报都是与当地镇或者街道政府合作，并且得到了资金支持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与反对。他说，你拿了政府的钱，就只能做条哈巴狗了，为政府摇尾巴，会失去公信力的。
我当然不愿意接受老教授的这个观点。哈巴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被人玩弄的宠物，有可能价格很高，却没有一点自己的尊严，这不符合我心中的社区报理想，所以我不能认同这个定位方向。
尽管老教授一再鼓励我:不想做哈巴狗，就只能拒绝与政府合作，去做看门狗。但是我想来想去，这个定位，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与现实。
毕竟，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制度与文化背景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我们刚刚兴起的社区报，对于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社区报来讲，他们的许多经验与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但是，我们如果照搬了美国的模式与理念，那肯定行之不远。
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报纸，大多数都是私人投资，或者接受基金支持的。而在中国，私人是不允许办报的，任何私人或者民间资本都不允许进入报纸的领域。本质上说，中国任何一份报纸，任何一分钱，都是国有的，都是政府的。这就决定着，中国的报纸，无论是党报、都市报，或者是我们说的社区报，都只能是党和政府主办。所以，与政府合作，接受政府的支持，根本不是问题。反而不与政府合作，接受另外的资本，才是问题。这不是想与不想、愿意与不愿意的问题。
其次，不拿政府的钱，就一定能做看门狗，监督政府，与政府对着干吗？我看未必。日本的《朝日新闻》不也是屈从右翼政府的压力，反悔自己多年前关于慰安妇的报道吗？
拿了政府的钱，就一定只能做哈巴狗，只会摇尾巴吗？我看也未必。三十年前我在北方某个党报当记者的时候，就写过《菜贱伤透菜农心》这样的报道，批评地方政府阻碍白菜流通、强行压价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案昭雪，就是政府最大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多年来不断地发内参监督司法的结果。
所以说，拿不拿政府的钱，在我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份报纸选择的责任担当与良知坚守。
所以，争论到最后，我给这位美国社区报专家的回答，或许出乎了他的意料。我告诉他，我既没有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去做什么监管政府的看门狗，也不会去做一条只会跟着政府领导学舌说好话的哈巴狗。如果一定要打一个和狗有关的比方，那么，我更愿意我们新创办的社区报是做一条导盲犬。
它既不会龇牙咧嘴狂叫着要咬人，也不会摇着尾巴毫无原则地讨好别人，它所承担的，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服务功能。
在黑暗中，人们自然无法辨识方向。然而，当人们面对过度灯光照射的时候，同样因为超出视网膜的承受能力而无法看清眼前的一切。在信息极度过剩的今天，人们在茫然不知所措的生活中，同样需要引导方向，辨识真伪。这些就是导盲犬要承担的责任。
无论是看门狗的狂吠骂人，还是哈巴狗的摇尾讨好，其实，美国老教授告诉我的，还都是基于传统新闻思维之下关于社区报的定位思考。然而今天，当传媒业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只要摸出手机，就能在第一时间，几乎是与事件发生的同时看到所有细节。以日为时间单位出版，以海量和新鲜为标榜的都市报，都因为无力抵抗而节节败退，那么，以周为时间单位出版的社区报，其传递新闻的价值还有多少呢？
从2009年至今7年实践的体会与教训一再告诉我们，社区报可以尝试探索无数种新的功能，但就是不能再做新闻纸了。
这样说来，我们的社区报，这条导盲犬的功能定位就比较清晰了。它已经淡化或者弱化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以及骂人或者讨好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在帮助别人解决生活问题和困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具体一点，我们定位它是:沟通纸、导航纸、链接纸、帮办纸、服务纸……总之，我们要做带着媒体基因的服务。这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社区报，要做媒体型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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