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繁荣背后的思索

三、研究繁荣背后的思索

当下新闻传播学已成为一门显学。从学科建制上考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促进了其学术研究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研究与媒介关系密切,媒介自身的发展,以及媒介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构成生态关系,促使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式给予关注,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视阈。新闻学的研究不再是以往简单的几条工作原则的阐释,或是经验体会的几点总结,学术研究的空间大大拓展开来。这些成果的取得除归功于政治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以外,有研究者认为就学科本身而言,是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有关,并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1.从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2.从经验表述型走向理论思辨型；3.从单个媒介研究走向重视综合性研究；4.新闻学科研究评审日益规范化。^[17]

这些变化改变了新闻学研究领域单一、空泛,不注重实证、缺乏规范等等不足,使研究的学理化程度大大提升,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差距开始缩小。新闻传播学研究无论从研究主体的人员构成,还是研究成果考察都可称得上洋洋大观,呈现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然而从多棱镜的另一个视角观照,又折射出一种喧嚣的场景,和真正的高水准的学术繁荣尚有距离。同时,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也生成出新的问题,值得思索。

(一)政治话语与专业话语

新闻的上层建筑的属性,必然和意识形态有联系,但与同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学、历史、法律等学科比较,新闻的时效性、舆论性等方面功能使其与意识形态的这种联系更加直接、更加紧密,这点也反映在新闻学研究中,即政治话语在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是普遍现象。比较体制化新闻研究时期,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学研究就是“语录新闻学”,充斥着“斗争”、“批判”、“黑线”、“专政”、“革命”等政治话语的亢奋。在新闻学自觉时期,新闻学研究者开始反思、理顺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由于时代的惯性,两者纠葛依然也是“剪不断、理还乱”,诸如“左”和“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四项基本原则”和“自由化”等政治话语,在新闻学研究中仍然是重要的关键词。到了90年代以后,在理论上确立了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在新闻的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政治话语有了理性的回归,或者说是明智地后撤,专业话语开始兴起。

现在的新闻学研究中高调的、上纲上线的政治话语少了,研究中“打棍子、扣帽子、穿小鞋”更是没有了市场。但在部分新闻学研究的文章中,一些政治常识性的话语似乎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仍在被平淡地、毫无新意地使用着。如在论述传媒的政治与经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二元关系时,常常用的表述是：两者是对立统一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还有在分析一些新闻传播现象如“收视率”、“偷拍偷录”等时也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些都无懈可击,不必论证,只作阐述即可,同时研究没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也等于白说。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都已熟悉,问题是在运用原理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如分析新闻的政治与经济二元关系时应有历史的把握,有材料的变化,有新鲜的见解。简单照搬照抄,重复政治常识,貌似有理论水准,其实缺乏学理梳理、分析与判断,不仅人们无法从中获取更多的信息,于新闻学研究有所贡献、有所推进,而且类似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多,会导致新闻学研究的“扁平化”和“空洞化”。

与政治话语相联系的是场面语言,或是官场语言,或是表态用语、工作用语等,在一些新闻学的研究中存在着诸多正确的空话、废话,以及穿靴戴帽,套话连篇。动辄就是：第一,“思想重视、开拓创新”；第二,“建章立制、真抓实干”；第三,“讲究方法、发动群众”等等,条理清楚、观点正确,文章作得有政策水平、政治理论支持,非常注重写作形式上的规整,总体上属于应景之作,缺乏对问题的历史梳理和逻辑的推演,显然与积累知识、发现真理、探讨规律式的学术研究存在某种距离,而更多表现出是在进行工作研究,当然也有新的认识和学术上的联系,所以,呈现出一种“亚学术”的特点。分析其中原因,与新闻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界线模糊不无关系。理论宣传长期以来是新闻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媒介从业人员所熟悉,宣传的目的是让人们熟悉并接受宣传者的意图和主张,从表现手段上通过反复强化方式实现；而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发现,强调所谓的“原创性”。它们之间存在着两种文体的区别,但都反映在媒体上,并由同一主体操作时,多年来养成的理论宣传的思维惯性,给新闻的学术研究也打下了某种烙印,留下浓厚的八股味,因此,无论是文风还是思想作风都有必要加以调整和改进。

另外,在学科前加上鲜明的阶级属性、意识形态差异的限定词,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等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传播学引进到中国遭到排斥,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传播学”,有关研究人员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者”。事实上,这种贴标签式的“姓社”、“姓资”做法,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就提出过批评,也不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和实际。作为一门学科基础内容、基本原理构成该学科的学科特质,不应以阶级或意识形态来划分,否则学科的基础就不存在,于学术发展不利。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提法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表现。^[18]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其他学科领域,类似的“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用于完整学科定位的阶级及意识形态的限定词很少再使用。就新闻学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曾经论述过,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9]在新闻学领域涉及意识形态观念时,比较正式、规范的表述为“新闻观”、“新闻思想”,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在提出关于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学科建设时表述为：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材体系。

在开放及全球化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需要有个宽广的学术视野。有研究者在分析新闻学研究存在不足的几个方面时提到一条：“同海外的学术交流不够”。^[20]细究一下原因,拓展学科的通约性是个重要方面,这种通约性反映出中国和外国在学科知识上的同质同构的共同性,也就是包含在新闻学最基本要素、新闻活动中共同面对、共同遵循的那部分内容。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历史、文化、语言、地域,包括意识形态等差异,显示出研究的特点不同和多样性来,这是在共同的学术基础上比较出来的,换句话说,差异性对通约性并不排斥。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被视为“阶级斗争工具”,新闻学研究在这种极“左”的政治话语体系下,这种学科通约性的基础就不存在了,而所谓的新闻学研究只能是封闭式的自弹自唱了。譬如就“新闻教育”与“社会主义新闻教育”展开学术研讨,其影响的范围和研究的视野是不同的,再通俗点讲,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在台港澳地区或与台港澳学者探讨后一个话题显然没有前一个话题来得顺畅。没有一定的学术通约性,学术交流就存在诸多的障碍,而自闭自话将制约学术的发展。相比较而言,传播学的提法中少有类似添加阶级或意识形态限定词的传统,与海外学术交流要充分和广泛得多。

总之,在新闻学研究中要注意研究对象和层次的问题,有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价值时用“遵循和反映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与“总结和形成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来概括和表示。^[21]在新闻学的共同学科基础之上,学术研究有指导思想和基本立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主流,但不等于但凡学科前面都要加上体现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术语作为限定词。

在新闻学研究的专业话语的使用方面,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变动,新闻学研究中原来的范畴、概念、体系无法容纳和解释新的现象,重新解释须有新的理论架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等,在这一背景下,学术性专业研究的地位得到提升。问题是与一些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的学理化程度孱弱。因此,新闻学研究的专业话语系统的建立意义凸现出来,通过这种专业术语的逻辑操作,对研究对象进行概括和论证,可以改善以往新闻学研究中理论层次不高,经验体会谈与政策图解领会式探讨多,有相当数量的文章缺乏专业语言的提炼,一种叙述式的肤浅的白话等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弊端。

新闻学研究与社会互动中的研究自身发展存在着由表及里的过程。在紧随时代变迁转换之际都是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绪化的浪潮渐渐平息下来后,前期思考的精华逐步被筛选沉淀下来,新闻学的研究开始潜入并触及到学术肌理。如近年来“媒介公信力”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虽然仍有诸如“媒介失去公信力,媒介的权威、信誉就荡然无存”、“只有提高新闻报道的真实、及时、全面、客观,才能有效提升新闻媒介的公信力”之类的简单推理,甚至无须证明的话语运用。而一些严谨的、非常具有学术意味的探讨,也使“媒介公信力”的命题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如有研究者论述了影响大众媒介公信力评价的三个维度：专业主义特质、社会角色期待的中心指向、社会的感知与认同。认为“媒介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下的专业主义特质,即所有的与媒介完成社会所要求的功能与角色扮演相关的品质,如：客观、公正、及时、平衡、全面、深刻,等等。这是形成媒介公信力的基础”。^[22]援用了一系列的专业术语概念来分析推演,得出判断,完成理论上的建构。

在强化专业话语进行新闻学研究的过程中,来自西方的传播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借鉴是一个重要的路径,由此大大提高了新闻学术专业水准。诸如“信息”、“受众”、“媒介”、“议程设置”概念的建立,思辨性语言的使用,等等。新闻学研究不再滞留于术的层面,而具有了学的内涵。一些研究者借鉴欧美学者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进行新闻学的研究,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都有新的突破。如“原型”的概念,在西方文论中有过系统的论述,原型是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象征等,特定文化中的人们都熟悉它们,并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有研究者借鉴“原型”理论,分析香港回归报道中的“家”原型的提炼,众多媒体对香港回归报道的新闻话语中,复现率最高的是“回家”、“炎黄子孙”、“手足情”、“母亲”这样的象征表述。^[23]这里运用“原型”理论分析香港回归报道中的话语意义生成,把握报道策划理论等,颇有见地。而市场营销学中的“策划”、“定位”、“细化”等现已在新闻学研究中普遍运用,并显示出很强的解释性和概括力。

在开放时代,新闻学术研究需要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学术界要和外界进行平等对话与多向交流,其中必然要涉及到包括来自西方学术话语的运用。由于特定的民族传统文化和语言习惯的影响,形成了某种术语来表达特定的概念和现象,在使用这类学术话语时其确定性、有效性和权威性等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转换。但是,在专业话语的横向移植与借鉴中,也出现了“术语爆炸”及滥用的问题,如一些文章中塞满晦涩的西方理论术语,有的就是概念的堆砌,没有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融会贯通,干脆就来个不中不洋,硬性制造,生吞活剥,强行嫁接,赶学术时髦。甚至,以期能通过某种话语的运用,拉起山头,实现抢占所谓学术制高点的目的,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空转”,过度的术语操作,导致新闻学研究与媒介、社会的互动能力弱化,学术研究出现了另一种情形的“空洞化”,这种话语方式也是需要调整的。

(二)学术批评与媒介批评

新闻的学术批评是就新闻学研究对象由专业研究人员理性、深入、系统地展开探讨、争鸣、商榷,使研究不断深化,它需要充分论证说理和有一说一的严肃态度,在这一过程中要耐得住寂寞,能保持平常心。学术批评的重要品质在于人文精神、本位意识、终极关怀等,属于历史批评和逻辑批评的范畴。新闻学术批评的积极、健康的开展有利于学科研究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研究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者自身的成长。学术批评也被视为“学院批评”,它是一种标准的学术研究,其主体主要由学者构成,是从研究和学术立场出发的纯粹批评,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其传播的对象及接受者相对来说也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所以,文章写得比较生涩而又深奥,而学术批评或特立独行的个性或见仁见智的说辞,常形成纯圈子内的一种自我操作,缺乏与研究对象及新闻学应有的互动,也容易滑向与外界隔绝的孤芳自赏。

“媒介批评”也称“媒体批评”或“传媒批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强力表现而迅速崛起。关于“媒介批评”的含义,新闻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刘建明教授界定为“分析媒介现象,反思新闻报道的得失,评价记者的作品,从而形成相应的新闻观念”。^[24]雷跃捷教授则概括得更简洁、更专业,认为它是“对媒介自身作用及媒介的理性思考”。^[25]

本书的含义与两位教授论述的视角有所不同,这里的“媒介批评”从语法结构上分析,两者是种偏正关系,是一种通过媒介开展的批评,而不是批评媒介,它特指与新闻学研究有关,与学术批评相对应的一种媒介的运作,一种大众化方式的批评,即通过媒介报道与评论的方式关注学术批评。它“主要是针对大众的,所以主要是介绍性的,并在‘普遍意识’的基础上进行评判。由于读者是大众的,传媒批评总是把学术问题情理化、日常化,并且总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进而简单地进行艺术的‘好坏’判断和思想的‘是非’判断。而判断的标准也是很大众化,所以,‘传媒批评’永远具有媚俗性”,^[26]其常常采用语言煽情、编排夸张等所谓“酷评”手段进行。由于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媒介的竞争态势加剧,“炒作”成为竞争的一个重要方式和普遍现象,制造热点吸引眼球,从炒作娱乐界、体育界的明星屡试不爽的效应出发,到炒作家、炒经济学家等等,对学术性、思想性等较强的内容也不例外。当年王朔对金庸的“批”就是典型一例,其实在王之前早有文学评论家发表过对金庸小说系统深入地进行的文学分析,但影响力有限,远没有王朔文章的快餐式来得轰动。

在探讨电视收视率问题涉及到个人影响力时,有媒体竟用了“素有‘收视公主’之称”的语言和评价,有关新闻传播生态变化因被渲染冠以“中国媒体大变脸”招摇起来,将复杂的学术问题给予了世俗化和商业化的改造。曾有媒体报道新闻传播的学术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一家媒体的某一类广告超过30%,将导致媒体受制于某一领域或行业而失去公信力。这只是一个富有睿智的猜想,然而,作为媒介批评仅到此为止,作为结论的30%的数据指标,并没有给出科学的建构,如进行统计学及相关因素的分析得出,这本该是研究的核心问题。实际情况常常是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假设,还需进一步地探讨,而媒体则是通过哗众一把来吸引眼球对自身的关注,这提醒我们对这种“媒介批评”现象、特点和运作方式以及与“学术批评”的区别有基本了解。学术研究的使命是产生知识、探讨问题、寻求真理,媒介的活动方式与生存之道是不断地寻找和制造“热点”,又不断地转换话题,对思想性强的内容也采用所谓的“酷评”的方式,追求的是词句的时尚和表达的流行,这里“媒介批评”在时效性、生动性、大众化方面能体现其优势,显然它们在科学性、完整性、专注性等方面与学术批评又不可比拟。总之,学术批评和媒介批评之间当然是可以共存和互补,但两者的界限还是有明确区分的必要,尤其是要警觉,在媒介市场化的情境下,不可以用这种“媒介批评”冲击、取代“学术批评”。

对于“媒介批评”中带有严重炒作性质和商业化成分的,专家学者及严肃的学术批评应该保持警觉,不要被收买利用,充当其吹鼓手,而影响个人和学术的声誉。如一档新推出的节目、刚刚启动的改版还没经过市场和实践的检验、受众的认可,叫好的文章就及时跟进了,客观效果不过是以学术的名义当个“托”而已。

消费时代“媒介批评”的强劲扩张,不可避免地对思想及学术领域产生侵蚀、强占等影响,甚至摆出一副收编的架势。市场化、商业化对媒介的压力突出地表现在“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等方面,这既是新闻传播研究的对象,同时也对研究的本身产生种种影响,在“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统计与有关受众调查报告和研究中诸多数据统计、指标设定、分析评价等都有不实与不规范之处。人们常见到这样一种情况：同一地的多家报纸在竞争中都标榜自己是“第一”：有“发行量”第一；有“有效发行量”第一；有“阅读率”第一；有“影响力”第一。随心所欲,自创概念,一些研究文章及研究报告也有意无意在其中增添乱局,对于这些严肃的学术批评不应“缺席”,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实,“媒介批评”虽然有风光、抢眼的一面,但不具有独立性和深厚感,而是对学术结论、学人观点进行媒体化的加工改造、延伸发挥,其主要功能在于通过传播、扩大自身媒体的影响,以至于大肆地使用炒作和作秀的手法,而不在于严谨的学术探讨,这点需要研究者和接受者予以明察。

(三)创新性和功利性

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创新。在当今全球化、数字化、市场化及媒介竞争的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不断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诸如媒介产业、网络传播、媒介公信力、舆论监督观念与形态的变化,等等。新的领域、新的内涵摆在研究者的面前,在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两者互动中,新闻学研究在丰富和深入地发展,这些问题的探讨体现出新闻学研究在创新方面的成果。仔细解读它们,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研究创新应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于学科而言,有利于知识的积累、真理的探寻、规律的发现,并能体现出研究对象的产生、演变的历史进程及意义；二是于研究者而言,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对新闻传播的社会使命、历史责任有着深切的体认,通过自己的研究关注新闻传播在促进人们之间的平等、理解,增强相互依赖,实现和谐共生方面的作为等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急剧膨胀的商品经济大潮,在金钱越来越成为衡量事物尺度的世界,社会出现某种隐忧和危机时,尤其需要有责任心的新闻学研究者坚守人文精神,进行文化反思,体现终极关怀,而不是去追逐热点,将精力投入似是而非的、此一时彼一时的所谓对策研究。

学术研究强调创新,新发现的提出,独到见解的阐释,只有新的学术增量出现研究才有意义,“新闻商品性”讨论的个案可以对此作个注释。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新闻传播机构也面临着如何适应这—转变,深化改革,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运行机制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有关新闻商品性的研究开始为新闻界所关注。在讨论中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新闻是商品,新闻是为交换而产生的,新闻要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则生产和消费；二是认为新闻非商品,新闻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不能拿新闻当商品作交易。此外,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新闻的价格无法通过这两种价值进行量化确定,因而新闻难以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三是比较折衷的看法,认为新闻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是一种特殊商品,即指为精神产品而言,所以,新闻要讲究经济效益,又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上述三种观点各执一端,有其各自的理由,但彼此之间又相互矛盾,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在这个怪圈上转,新闻理论研究无法深入和突破,于新闻业的发展不利。既然一种学说或一种观点不能解释和反映它所面临的各种现象,还有许多例外和特殊性,我们则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该学说或观点命题本身,对此加以补充、修正、完善”。为此“提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商品性命题”,^[27]使这一研究进一步深化。

根据大众传播学观点,报纸、广播、电视等无论形态、体系有何不同,都同属于大众传播媒介,媒介起到了载体作用,提供载体则媒介就具有了商品性。那么为谁提供载体?换句话说谁出钱来使用媒介载体?他们不是受众而是广告客户,大众传播媒介的商品性是通过广告刊登、播出得以实现的,这里传播者、广告客户、受众和媒介、广告、新闻组成—个结构功能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在运转过程中总是在寻求最佳状态,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体功能。所以“新闻界讨论新闻商品性,不能仅仅依据五六十年代积累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必须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中,理解现代传媒运作的基本流程和规律”。^[28]现在关于“新闻商品性”的争论已尘埃落定,其中创新性的成果及引发的思考已渗透到新闻学研究各个层面,同时在此基础上的媒介产业化研究目前也在深入地进行中。

近十多年来,新闻学研究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用“热闹”这个词来形容,这里想要表达的是某些研究往往声势浩大而实际成果有限,缺乏学理的逻辑,更谈不上理论的创新方面的建设。如中国加入WTO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研究,文章、书籍、课题、研讨会曾经是那么如火如荼,现在检点一下在学术上到底有哪些成果,理论上有哪些突破和建树,恐怕更多是无几许的失望。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界,每当一些对于我们社会、政治或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或热点问题凸显出来时,总有些论者乐此不疲地紧随其后,未经科学的思考,甚至未经足够的知识准备,就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29]有的研究恰恰又是打着创新的幌子,表现之一是“学”字满天飞,动辄提出“某某新闻学”或是“新闻某某学”,颇有些文字游戏的意味,不是“新闻发现学”、“新闻炒作学”、“新闻色彩学”,就是“环境新闻学”、“财经新闻学”等等。而实际内容既缺乏凝聚历史的洞察力和切开混沌引领学科的概括力,也没有必需的学科知识基础和扎实的材料支撑。倒是有种强占话语制高点的“冠名欲”,有旧瓶装新酒的包装,有的则是“在某种理论之外的因素——诸如商业宣传、舆论策动、团伙呼应——监护下开始流行”。^[30]

这种想当然的“发明”式研究,一方面是受到名利的诱惑及指望能快速成名的动力驱使；另一方面也迫于某些体制上的因素(如职称、学术成果定量考核等)的压力。所以它们大都是情绪多于理性,想象大于事实,学风空疏。而将研究视为各种利益获得的敲门砖、垫脚石也不乏人在,一种功利主义的因素在左右着学术研究,不仅谈不上知识的积累、人文精神的坚守,学术研究本身也沦为一种母鸡下蛋的方式,由此产生大量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表面上的繁荣,其实是一堆学术泡沫,造成了学术资源的浪费。

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揭示更多的真谛,获得更多的真知,为知识积累提供实质性的增量。因此,学术成果的生产有其基本规律,必须遵循学术规范,必然要求具备长期的学术积淀。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华人科学家丁肇中认为：研究工作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深入到未知领域时,很难做出预言,错误是成功的一部分,因此基础研究需要充分的自由的空间和长期的展望。……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如不做原子物理的研究,就不可能有激光,不可能有超导,不可能有手机,不可能有网络。^[31]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热爱,坐得了冷板凳,不能功利性太强,必须富有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学术研究的创新应该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持续发展的过程,那种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好大喜功的研究方式,无益于学术研究的真正进步。

在新闻学研究中还存在“包办”“通吃”的全能选手现象,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真可谓广泛,似乎样样全行,门门都精。传统的史论研究、实务研究,出手上阵自不在话下；新起的网络研究、媒介产业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等也都不含糊,敢于操觚发论,胆子大口气也大,不断地标新立异。如果说以前学界提到“新闻无学”是因为其学科内容浅显、学理性不强,研究成果显得非常稚嫩,还存在某种学科偏见的话,那么,现在再提及“新闻无学”,应该有新的解读了。从文史哲政经法等其他学科及研究人员的视野出发,从必要的知识准备、方法掌握、文献基础等方面加以衡量,新闻学的某些研究则显得学术不纯、太杂、太泛、太没有专业性了,“新闻无学”成了“新闻无所不学”,其勇气实在是令人诧异,由此,对新闻学究竟学在何方、专业研究者的安身立命之处何在等产生了新的疑问。而当今新闻学研究中,动辄科研成果就是成百万字,专著、论文号称著作等身,以及一本书开口就是借鉴、融合了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市场营销等多达四五门(甚至更多)学科于一体的专著等等,其实不过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重新排列组合实现数量的扩张,或是把别人的东西罗列一番再用时髦的概念包装一下,其学术价值无法不令他者怀疑。

如果从生存角度考虑“著述也为稻粮谋”有一定合理性的话,而将学术视为获取更大物质利益的手段,到处赶场子,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什么时髦就研究什么,结果往往是今天发表,明天就过时,有的文章根本就是自己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竟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结果别人不知所云,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更加昏昏。一旦此风气形成,不仅研究者自身再沉不住气潜心学问,也导致学术界问题多多,敬业精神匮乏。

新闻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地位的确定,新闻学研究的对象、领域、理论、方法等不断拓展,吸引了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经历的各方人员都参与进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使新闻学研究的版图和规则有了不同程度的学理化改造,新闻学研究呈现多元繁荣的景象。新闻学研究的多元与繁荣期是个正在进行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变动和转型,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原来的范畴概念体系无法容纳和解释新的现象,重新解释须有新的语言、思维方式。新闻摆脱了政治的历史羁绊,政治也调整了对新闻的政策保护与格外的关照,新闻学研究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中发展着、变动着。研究领域的拓展,方法的完善,学术水准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一些知识换代了,问题解决了,同时新的内容又不断生成,显示出新闻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当然,研究中也出现一种不断寻找话题、抢占话语权的现象,热点丛生又转换频繁,常常是一个问题还没弄清,就急匆匆地赶去探讨另一个问题,没有扎实的研究推进,繁荣背后存在研究同质化、泡沫化的现象,潜藏着经济学上称之的“无发展增长”的陷阱。对新闻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等负面影响,也值得反思,必须建立起必要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机制,使学术批评能健康、有效地开展起来。

【注释】

[1]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20年三次跨越》,《新闻界》,1998年第6期。

[2]《韬奋文集》(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92页。

[3]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我们对前辈的研究成果重视不够,凡事从头开始,从“我”开始,割裂了历史,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缺乏学术积累,研究变成了自以为是的“空中楼阁”,找不到坐标定位,常常形成一种低水平重复。冯友兰先生曾说过：学术研究须从历史上的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说”,它不同于“照着说”,而应是有扬弃、有创新,这既是推进新闻学研究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又使新闻学研究具有真正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

[4]王中：《新闻学原理大纲》,《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3页。

[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页。

[6]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7]陈思和：《共名与无名》,《写在子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8]芮必峰：《新闻学研究的不同视域》,《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9]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三次突破和今后的发展》,《新闻春秋》,1998年新闻史学术研究会专辑,总第6辑,1998年9月。

[10]杨学功：《学科意识与学派关系》,《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2期。

[11]赵玉明：《关于将新闻学学科列入一级学科的建议》,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续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232页。

[12]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3]吴锋：《2005年中国新闻教育十件大事评估报告》,《今传媒》,2006年2月号下半月刊。

[14]孙旭培：《新闻学呼唤规范与方法》,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15]李良荣：《期待创新——审视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

[16]赵玉明、郭镇之：《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八十年》,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227页。

[1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4～496页。

[18]夏之：《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提法的商榷》,《法学》,1987年第1期。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在1956年版中,后一句话译为：“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0页。

[20]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64页。

[21]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8、559页。

[22]喻国明：《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初探(下)》,《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2期。

[23]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24]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1页。

[25]雷跃捷：《新闻理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26]高玉：《论学院批评的问题表现及其原因》,《学术界》,2006年第1期。

[27]谢鼎新：《试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商品性》,《新闻世界》,1996年第10期。

[28]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246页。

[29]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页。

[30]南帆：《理论的紧张》,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7页。

[31]参见崔清新等：《丁肇中想要的“第一”和不想要的“第一”》,《工人日报》,2006年9 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