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青年孙天帅拒绝在外国女老板面前下跪，应了“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古训，“不跪的人”，一度成了被媒体宣传的热点。著名作家梁晓声答日本某女记者问，言谈间义正辞严、正气凛然，直透出一派不容玷污的中国人的尊严。无论是作为普通打工仔，还是身为文化名人，他们都堪称是有尊严的人。是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具有一种自觉的尊严意识——自尊心，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分水岭。但人的尊严与其说主要表现为来自外界的尊敬和重视，不如说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源于内心的自我尊重。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的五个层次说，把自我实现的需求置于被尊重的需求之上，大概就考虑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多地事关自尊心的满足。强烈的自尊是一种主体意识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尊严，一个公民同样不能没有自我尊严。俗话说：“树要一张皮，人要一张脸。”脸皮问题骨子里和人的尊严有关。具有不食嗟来之食传统的炎黄子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更需要维护和张扬国家、民族和人格的尊严。这种尊严可谓民族和个人的精神之“钙”。当然，仅有单纯的自尊还是不够的。在现实人生中，伴随着自尊的旋律，还应有自重、自律和自强的和声。这样才能演奏出一曲激越昂扬的生命交响乐。
有自尊心的人通常亦有维护自我形象的自觉意识——自重之心。自重的人之所以不愿、不肯、不屑作出有损自我形象的不当（不良）言行，显然是出于自我尊重意识的驱使。如果说自尊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态势，那么，自重便是此种心理对外在言行的必然要求。在这里，自尊和自重互为表里，内外呼应，虚实结合，使人格力量的强化和精神境界的升华有了强劲的保证。朱熹说：“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巴尔扎克也说：“谁自重，谁就会得到尊重。”一个如俗话所说“破罐子破摔”，不能尊重自己的人，又岂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由自尊、自重又可进一步推出“自律”。它是建立在自重基础上的自我检点、自我约束、自我调控、自我把握。警钟长鸣，才能使我们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至于被什么东西一时冲昏了头脑，以至忘了自己姓甚名谁，做出有悼于文明礼仪、社会公德，乃至党纪国法的行径。特别是在如今五花八门的诱惑与日俱增的情形下，发扬严于律己的自律作风，抵御形形色色的名缰利索、糖衣炮弹、美色香风的侵蚀，尤为必要和重要。古希腊哲人说：“无论是别人在眼前还是自己单独的时候，都不要做一点卑劣的事情，最要紧的是自尊。”这种和“不欺暗室”的伦理传统如出一辙的说法，强调的正是“自律”随时随地的不可缺少性。自尊的反面是自卑、自贱。邹韬奋说得好：“自尊心是进步之母，自贱心是堕落之源。故自尊心不可无，自贱心不可有。”放弃了自律，其实就是对自贱之心的纵容和放任。事实上，不少人最后落得个丢尽面子、尊严全无的地步，常是从解除内心自律的防线开始的。不，设防的道德修养常是没有抵抗力的。
当然，自尊最后还要落实到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上来。不然，所谓的自尊就难免显得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甚至有可能沦为狂妄和虚幻。一方面，自尊的人要有所不为；另一方面，又要积极有为，以强烈的事业心，奋勇进取，努力开拓，不断开创人生的新局面。正如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一个综合国力弱的国家虽然在主观上可以力求“人（国）穷志不穷”，但在国际社会上，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时常难以充分体现应有的尊严。同样，一个缺乏自强精神，不能奋发有为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也难以真正实践自我的尊严。
另外，自尊在表现形式上还有其变异性。比如有时自嘲便是自尊的一种变相形式，甚至可以说唯有真正的自尊者才敢于自嘲，才得自嘲之真谛。自嘲可使自己陷入尴尬时仍不失坦然从容，它常是从心理上应付某种窘境的灵丹妙药，以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来保持必要的心理平衡，这样的自嘲也就成了维系自尊的一种变通的调节方式。难怪那些善自嘲者，大多不乏较重的自尊心。
还需指出：自尊心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弄得不好，也会伤及自身或危害他人。如果在自尊的性质和方向上把握失当，那么，在自尊心的树干上，就可能滋生出骄傲自大、虚荣矫情等等的霉菌。如以伤害别人的自尊来换取本人自尊心的满足，就显然有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再如日本武士道精神也是很讲究维护自我尊严的，但那是一种极度膨胀的、畸形的自我极端心理，同时又普遍缺乏人性和人道的支持，常以一种残暴的狰狞面目出现，自然被明智之士所不齿。只有当自尊表现为一种促使人们不断进步的精神原动力，引发和牵动我们的自重、自律和自强之心的时候，它才充分显示出作为一种美德应有的光彩。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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