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的“谈话”讲座由皮博迪小姐的“共读会”(Reading parties)发展而来。[66]参加的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她的好友和以前的学生，如斯特吉斯（Caroline Sturgis)、钱宁博士的女儿玛丽(Mary Channing)；一是当时波士顿的单身青年女子，如贺拉斯·曼的未婚妻玛丽(Mary Peabody)和霍桑的未婚妻索菲娅(Sophia Peabody)，以及崭露头角的诗人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的未婚妻玛丽亚；另一类则是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的家人，如爱默生的妻子莉迪安、他的妻妹伊丽莎白(Elizabeth Hoar)、牧师瑞普利的妻子索菲娅、克拉克的妻子萨拉(Sarah Clarke)、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的妻子戴维斯、帕克(Theodore Parker,1810—1860)的妻子卡波特等。讲座的地点设在皮博迪小姐位于西街(West Street)的“超验主义书店”的前厅。第一次讲座订在礼拜三上午11点，每次两小时，持续了十三周；后来又改为冬夏12周，春季13周，持续4年之久。按照富勒的理念，讲座的目的不仅要使妇女学会社交，更要教育她们，通过改变她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她们的生活方式。除了让她们获得系统化的思想，还要让她们学会将这种思想施之于生活的实践(building up the life of thought upon the life of action)。[67]
讲座的话题由希腊神话开始，渐次延展到文学、历史、教育、哲学，内容还涉及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婚姻、家庭、生育等等。除了富勒本人的演讲，还有妇女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讨论。通过这样一种成人教育(adult-education)的方式，正如阿尔科特描绘的那样，“良好的会话极具抒情色彩：各种声响纷然杂陈，在所有心灵中激起跳荡的音符，它促使每个人展现自己最好的部分，甚至超过他自己的想象。仿佛被幕后看不见的手所推动，在管风琴上演奏，却不知合奏的那一部分属于自己。”[68]爱默生也很欣赏这样的谈话方法，认为这是他的“思想的人”(Man Thinking)一种具体体现。通过会话引起思想的碰撞，从而获得对事物深邃的洞察(insight)，这种洞察，不是哪一个人的产物，而是集体智慧创作的结晶(joint creation)。[69]
对于当时很少有机会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女性而言，这样的谈话不仅可以唤起她们的女性意识，增强她们的自信，也可以很好地锻炼她们的个人能力和勇气。富勒曾告诫“那些不愿开口讲话的人，不会像那些勇于陈述自己观感和印象的人获得同样的裨益。”[70]除了要她们开口讲话，富勒还常常要求某人对诸如“美”、“文艺”等概念作出定义，并要求用自己的语言为这一定义进行辩护(defense)。皮博迪小姐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一名妇女对“生活”作出了定义。“好，但是还不够深入。”富勒说，“什么是生活？我知道我所想的，我要你自己去发现你所想的。”[71]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方法今天看来可能平淡无奇，可是在记诵之学盛行的19世纪教育界，这种颠覆性(revolutionary)的教育理念无疑令人惊叹。
皮博迪小姐曾将阿尔科特的教学理念（苏格拉底问答法）和实践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成为《校志》(A record of school)。与之相反，富勒却认为“我们从任何事物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无法被记录，因为我们接受的不是确定数量的思想，而是其中真理流过我们，并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才是最珍贵的，生活中最好的部分太富于精神性而无法被记录下来(too spiritual to bear recording)。”[72]而她的一个著名学生、女作家埃德娜(Ednah Dow Cheney)便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精神流入她的身体,从而使之变得坚强自信的过程：“一束光亮将周围的一切照亮，眼前的大自然，生活中的观察和阅读的书本。她说的一切都揭示了隐含的意义。任何事物都显示出了真正的内在关系。或许我最好的表达就是我不再是受到局限的自我，而是感觉到全世界的宝藏一下子都在我面前展开。”[73]
美国历史学家卡珀(Charles Capper)将富勒称为“主动性思维的最有力的倡导者”(a most powerful advocate of an activism of the mind)，并且认为这一种教育理念就是爱默生“思想的人”在女性教育方面的延展。[74]这也可以说是富勒对19世纪美国教育思想的一个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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