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

一、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社会分层的著作和论文显著增多，其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分层理论的所有方面⁽¹²⁾。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刘精明，2005)、《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陆学艺，2004)、《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李强，2002)、《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朱光磊，1998)、《中国社会分层》(李培林、李强、孙立平，2004)等，主要论题是:职业分层和收入分层研究，转型社会精英替代模式及分层机制变化的研究，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教育和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教育与社会分层具有高度相关性

教育与社会阶层的相关性是指，一个人的教育水平越高，其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层次越高，个人社会地位也越高。教育是一个较为恒定的影响社会阶层地位的因素，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教育程度高低与人们的社会地位高低相对应基本上总是成立的。

就教育与社会阶层地位的关系看，二者的相关性极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层次增多，由原来的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¹³⁾转变成层次相对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把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¹⁴⁾，具体是: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占就业人口数的2.1%，其中乡村占的比例较少，城市占的比例较大;②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③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占1%;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包括教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占14.6%;⑤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即办公室主任、文书、计算机操作人员、会计、出纳，这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里都有，规模比较大;⑥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⑦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主要是第三产业的员工，占11.2%;⑧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⑨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也就是我们说的农民，包括流动人口，农村社会单一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已经分化，按照所从事的职业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又可以将其细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农村干部和无业者7个阶层⁽¹⁵⁾;⑩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只能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形成了与三次产业相联系、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结构，各阶层在这一结构中的序列地位渐趋稳定。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第一产业主要包含农业劳动者阶层;第二产业包含了占绝大多数的产业工人;第三产业中商业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比重大。

根据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育与社会阶层存在高度相关性。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显示，到2000年时，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城市为12.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的水平，而农村仅为7.7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城乡之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差距为4.6年。农村劳动力主要以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中各行业为其职业，而2000年中国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6.79年，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从业人员比例超过了95%，其中具有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仅为43.1%，具有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员占40.3%，两者之和为83.4%，扫盲班和未上过学的人员占到11.8%。也就是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基本上是以具有小学和初中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为主体的，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劳动力。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教育水平低于第二、三产业的情况相适应，农业劳动者阶层在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地位较低且明显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因此，根据已有研究，一个可信的结论是，第一产业的主要从业人员，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初中后教育阶段上的积累低于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与其所处劣势社会地位高度吻合。

(二)教育影响个体的阶层地位及流动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创了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先河，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做出了理论解释。依照韦伯的理论模式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层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布劳—邓肯模型，该模型认为地位获得主要是关于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对社会地位的影响，认为在经济发达国家，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具有很高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73。在他们看来，社会分层结构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而某种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代际之间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和初职的影响。教育将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流动方向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因为，在工业社会，教育制度成为影响一切的重要制度，科层制的扩张导致选人用人日益依靠教育，受教育的程度或文凭学历等成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一个先决条件。

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表现为教育是导致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主张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的代表是美国社会学家特纳(R．H．Turner)，代表作是他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60)上发表的《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教育使社会地位升迁的两种模式》一文。关于教育可以导致社会流动的理论解释是功能论与冲突论。

教育与社会流动已有大量研究，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Blau and Duncan)对美国社会分层进行的实证研究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该研究的结论是，在影响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受教育的程度。人们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在成人时获得的社会地位就越高。教育程度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较为复杂的劳动和较为体面工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根据美国学者罗伯逊(Ian Robertson)等的研究，在美国，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首推受教育程度;其次为其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职业地位，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直接影响比前面二者小。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不同国家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结果是有差异的，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收益主要是声望和荣誉性位置，而发达国家则主要是物质方面的。虽然有这样的差别，但竞争、筛选和能力本位的奖励制度是影响社会分层的基本因素，在这一点上，不同国家具有共同的特征。不同级别和水平的教育对人们的社会分层都有较大影响，尤其是高等教育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社会阶层地位是人们在一个社会的等级或阶层序列中的位置。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主导形态，也是社会阶层流动的最简化的类型是城乡人口流动。从社会阶层来看，城乡居民一直处于界线分明的社会分层状态，农村居民无论是在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隔绝时期，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流动时期，农村居民始终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划分，在当代中国的十大社会阶层中，农民处于第九阶层。为此，农村劳动力具有向上流动的强烈愿望。进城务工是一个相对开放的途径，它不受法律、政策的硬性限制，只要有条件，有能力，谁都可以进城务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有1亿多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务工。他们不仅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自身素质的提高、观念的转变和生活的改善找到了新途径。但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日益与自身文化素质、教育程度相关联。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受教育状况显示，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城市只能处于社会的底层，要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有效流动异常艰难。根据中国10城市调查数据⁽¹⁶⁾发现，城市中不同职业阶层在受教育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平均受教育水平由高到低的职业阶层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管理阶层、办事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工人阶层和自雇佣者阶层。管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城市社会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两个阶层。据该项调查，10城市中55%的管理阶层成员和51%的专业技术人员受过正规序列的高等教育。办事员阶层中也有40%的成员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这三个阶层中，其他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其受教育水平都在高中或中专以上。其中管理阶层中有10%的人获得过非全日制大专文凭，技术人员中有8%、办事员阶层中也有6%左右的人获得过这类文凭⁽¹⁷⁾。

教育之所以影响人口的社会阶层分化，是因为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在中国，提到社会地位时通常与人们的职业相联系，职业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或阶级，从而也表明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而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受教育水平也往往较低。换句话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城乡职业分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是城乡人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职业地位是社会阶层地位的内核，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低下是其职业地位近乎水平移动的原因。

钱民辉认为⁽¹⁸⁾，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工作职位、人际交往也都要求教育程度。教育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作用，而且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质量。由于现代社会存在着分化和分层，教育不但能促进社会分化，而且越来越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证明，教育确实能使人们向上层社会流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教育系统与劳动领域的筛选、训练以及个体在成人职业、经济和身份地位中的分配密切相关。实际上，取得成人地位的流动和非流动途径在教育系统内就已经形成了，教育系统的成层呼应了社会分层。

(三)社会阶层结构影响社会不同阶层子女的受教育机会

社会阶层结构必然会影响教育机会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布，这意味着不同阶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不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教育的获得主要是由父母的职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的城市化程度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三个因素都具有极强的城市性，也就是说，城市人口更容易具备这三个方面因素而实现教育机会的代际传递。

(1)父母职业地位的影响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最为突出。父母的职业地位越高，就越有利于帮助子女受到更多的学校教育，为其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张翼的研究⁽¹⁹⁾表明:建国以来，中国人教育程度的高低，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深受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其子女获得的教育文凭也就越高，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传承，为子女创造比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提高子女的教育层次而使其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

(2)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一直在起着正向作用。那些父亲接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也往往倾向于让自己的子女受到更多的教育，从而增加了后者的教育资本。

(3)“14岁时的居住地”一直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变量。伴随教育制度对城市和城镇的重视，越是在中心城市出生的孩子，越能接受较好的教育，而偏远农村的孩子们与城市同期群孩子们相比，所受教育的差距拉大了。因此，那些成功实现了城乡流动的人口就起到了使教育机会得以代际传递的作用。1992年以来，虽然由于9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有所上升，但90年代后期高等学校招生过程中学费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又影响了贫困家庭子女的入学，这表现在地区差距上，就是“14岁时的居住地点”这个变量仍然显著，即农村的同期群孩子，仍然因为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而不能与出身于城市的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

社会流动对教育的影响是，社会流动方式可以影响教育的价值与功能，进而影响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一个社会的用人制度和人才选拔模式等反映了社会流动的总趋势，强烈地影响着教育改革的方向、内容和进程。

以往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是更多地关注了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尤其是正作用，对于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负作用即社会阶层的固化作用研究不够;其次是没有进一步探讨社会分层结构如何影响、规制人们的教育选择，而这一点恰恰是认识许多教育问题绕不过的深层症结;第三是更多地关注了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几乎没有对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进行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