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立下教育救国的大志

一、一介书生立下教育救国的大志

（一）留洋博士回国了

1917年，26岁的陶行知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回国。

他的头上有许多光环，即使现在看来也毫不逊色：南京金陵大学优秀毕业生，美国伊利诺大学政治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师从杜威、孟禄等大教育家。

陶行知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胡适等同学合影，西装革履，神情沉静，很有书卷气，一副青年才俊的模样。

“海归”派，学术功底扎实，手里有一大把的好去处。他的前景之美好，应该不难预测。他的生活本来可以过得很安逸，而且可以一直比较安逸，他先后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系主任，月薪达400元。

同是在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的26岁的胡适，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他的月工资是260元，房租6元，与人合租只出3元即可，而每月生活费花费几十元，小日子就可以过得相当不错。

在这里，并非羡慕当时教授的待遇。而是想说，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没有一个人天生是伟人，如果要放弃这样安逸富足的生活，应该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是来自亲朋好友的压力也会不小吧？

不说小时候出身贫寒，就是在18岁，陶行知流落在苏州的时候，还有过和他的表兄把衣服当了，换三百文过一日的时候。从什么都缺乏的生活过来的，即使后来好了，但还是会特别的害怕失去，因为比谁更懂得钱的好处吧？

但陶行知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法安心，因为这不是陶行知人生奋斗之理想。“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1]

（二）虽是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们的痛苦

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连年战祸，民生凋敝，人民苦不堪言，尤其是乡村遭到重创，这一切不能不使作为农家子弟的陶行知痛彻心扉。

陶行知出身极为贫寒，来自安徽的一个偏远山村，自幼聪明好学。邻村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前来读书。有一天下大雪，他赶到私塾时，老师已经开讲，他就一直站在门外，直到老师把课讲完。然后，靠着种种帮助，艰难地从私塾到教会学校再进入大学。陶行知非常优秀，在金陵大学考试中总分名列第一，又在爱才的校长的帮助下去美国留学。

自然，他比一般人更深切地知道乡村农人之苦痛，“中国以农立国，农民要居全国百分之八十五。他们所尽得义务最多，所享的权利最少。稍有心肝的人，虽是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们的痛苦。”^[2]

他也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教育之于社会与民众的价值，因为他自己就是教育的受惠者，而广阔的视野使他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14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3]因此，他在求学时就激发了对教育改变民族命运的求索。

1916年，他致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时，就写道，“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说，一直以来获得的资助使他感恩，而不断地进取与学习则使他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后来的留洋则不是为了“镀金”，找个好工作，拥有舒适生活，而是为了今后更好地服务社会大众。为中国民众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系，建立一个能够实现正义和自由的理想之国，是陶行知投身教育的真正原因。

当然，不是所有在他人的资助下发展成才的山乡孩子，都有像陶行知这样对社会有着如此全身心的回馈。有些人“飞出草窝”了，就再不愿回来了。但陶行知不，他把他所获得的，以全身心回馈了社会，他的一生从来不曾离开过贫苦大众。这一点也最为世人所敬仰。

当然，从此他舍弃了另一条道路，这“另一条”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富足安逸，身居高位。如果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热血冲动而辞去教授职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陶行知从来都是有坚定信仰的人。因为这样类似的高官厚禄机遇，在陶行知之后的人生中一再遇到，但他从不回头顾盼。

他先后辞去或婉拒：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之职；月薪400大洋的教授职位；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之职；金陵大学校长之职；河南省教育厅厅长之职。

显而易见，从此改变的不仅是工作方式，也是生活方式。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穿上草鞋，从此与农民为伍。他从农民中来，但并不庆幸自己脱离苦海，而是迅速回到了乡村和农人之中，与他们同甘苦共命运，并致力于寻求帮助他们减少痛苦的教育之路。

一条在凄风苦雨中摇摇欲坠的船，船上的几个年轻人获得救助上岸了，但是他们没有离开，而是找了各种工具，返回去救助更多船上的人。

就像鲁迅先生选择弃医从文的初衷，20年代初，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不同方向发起了一场教育实验，旨在通过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以挽救民族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