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类学方法“元勘”“实验室研究”

三、用人类学方法“元勘”“实验室研究”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生产的第一场所，是“生产知识的作坊”，因此，“实验室研究”又可被称为“微观—倾向发生学研究”。“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更确切地说是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研究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探究科学事实和文本产品是如何在实验室的特定范畴内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其典型的问题是：科学知识是怎样被生产和被接受的？科学共识能够只凭依证据而实现吗？或者实验室中的科学行动遵循着什么样的实践理性？这些问题的侧重可称之为从Why到How的转向。因此“元勘”科学家的实验室生活，开启了透视科学“黑箱”的一片新天地。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卡琳·诺尔—塞蒂纳的《制造知识》最为显著。

他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科学进行了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关于科学的新的图景。他们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借用民族志的“陌生人”观察策略，不带先入之见地深入科学活动的“现场”，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验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他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¹⁸⁾拉图尔借用德里达的“碑铭”（Scriptures）术语把实验室比作一个复杂的文学铭写装置系统，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刻入装置”（inscription devices），它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刻入符号（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拉图尔通过一个人类学家参观实验室⁽¹⁹⁾，表明：实验室本质上应该被认为是由机器、仪器、设备和实验技术人员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文学铭写”（Literary Inscription）系统，实验科学家并不是在探索事物本身，而是在办公区审查来自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操作以其所产生的文学铭写标记！在实验室中，客体与主体或事实与人造物之间的区别不应作为科学活动的起点，相反，正是通过实践操作，一个陈述才被转换成一个客体，或一个事实被转换成一个人造物。在实验室中，“行动”是“负荷”决策的，是“目的”导向的，过程、目的乃至实验结果都是预先计划了的，事实是通过实践操作被建构的，科学家的活动不是被引向“实在”，而是被引向陈述的操作，“我们按自己所期望的方式从事研究，我们根据自己的程序方法已经成功而形成自己的预期”⁽²⁰⁾。并且，拉图尔还通过描述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²¹⁾，表明“实验室实际上如同工厂，事实如同工业产品在流水作业线上生产，科学事实在实验室生产出来。在生产过程中，有些工业产品成为成品，有些则成为废品。在事实生产过程中有些事实被制作出来了，成为科学事实，有些事实未被制作出来”⁽²²⁾，所谓实在是争端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被实验员描述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是人工现实，是用铭写装置建构而成的，或者说是一种“技术现象”（phenomeno technique），不是说现象依赖于某种物质仪器，而是说那些现象完全就是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构成的，实验室的必须被理解为通过文字铭写的说服组织，其中的研究并不存在；科学活动作为一个建构知识的社会大舞台，它绝不是“关于自然”的，相反，它是建构实在的激烈战斗。科学事实本身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硬”，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软”变“硬”的复杂过程，“自然”并非是什么建构的原因，而恰恰应该是建构的结果。最后，拉图尔得出结论，“可信性”就是科学家的投资或“资本”，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大的信用，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通过解构科学家的实验室生活，使人们认识到：主体与客体的差别或者事实与人造事实的差别不应作为科学活动的研究出发点，应当说，正是通过实践操作，一个陈述转变成一个客体，或者，一个事实被转换成人造事象。⁽²³⁾“一个事实不过是一种无程式和无原作者痕迹的陈述”，“科学活动是由对虚构的说明进行建构和维持组成的，这些虚构的说明有时就被转换成了稳定的客体”。⁽²⁴⁾“一个事实建构的结果是，它表面上好像没有被任何人建构过；论争场中委婉劝服的结果是，当事人确信他们未曾被说服过；物质化的结果是，人们宣称其对物质因素的考虑是‘思维程式’中唯一无关紧要的东西；信用性投资的结果是，投资者宣称经济学理念与科学的稳固毫无关联；而环境要素则从说明中简单地消亡了，它无助于对牢靠的事实世界进行评价，最好还是留给政治分析。”⁽²⁵⁾

“实验室研究”纲领由此得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本质：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在旁人看来是神圣的庙宇内，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也没有“科学事实”被发现。从“实验室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不存在原初的、未加掩饰、修饰的事实！科学家的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科学的历史应当被看作一套碑铭整体！正如拉托尔所说：“事实与机器的命运是把握在随后的使用者手中；因此，它们的性质是集体活动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²⁶⁾被局外人认为是有组织的、逻辑的和连贯的科学活动，实际上却是科学家通过一系列混乱无序的观察竭尽全力而产生的结果，科学活动不是“关于自然的”，而是建构实在的激烈战斗。实验室是使建构得以可能的工厂以及生产力的设施，实验从一开始就不是获取自然真理的认识方法。诺尔—塞蒂纳的“实验室研究”也得出实验室研究本身的建构性，即实验室研究理论本身也不是对科学家实验室的客观描述，而是科学家的建构：“我们在直接的观察中所必须面对的不是真实的科学行动，而是持续发生的事件的原始意义，这些事件是为了科学家的目的并由科学家所实施的，为了掌握这种意义，我们必须依靠交谈。”⁽²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