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阶层相对机会优势的变化

五、各阶层相对机会优势的变化

图8-5至图8-8表明，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层、中等优势层和劣势层之间的机会差异，在1978—2003年内的各个时期中都相对稳定地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而每个优势等级内各“职业—教育”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的走势曲线又相对稳定地聚集在一起，这说明，在1978年以后的每个时期中，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差异一直较为稳定地维持和延续着。

进一步，模型1—8分别比较了以1990年为界的前后两个时期中各类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影响作用的差异和变化。模型1和模型2比较，总的高等教育机会与1990年以前相比，各职业—教育阶层相对初等教育体力劳动者的优势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高阶白领—高等教育”层的相对优势从原来的14.4倍扩大到19.5倍，“中阶白领—高等教育”层的相对优势从6.5倍扩大到10.1倍；中等优势层的相对优势的扩大也在1.8—4倍之间，特别是其中的“中上教育体力劳动者”，原来的相对优势不具显著性，而1990年后，这种相对优势显著地扩大到4.2倍，其相对速度较之优势层的两个职业—教育阶层还要快。

各阶层之间的相对优势差异的扩大，更明显地体现在大学本科这种类型的高等教育中。我们先看模型3与模型4的比较：高等教育机会优势层中的两个职业—教育群体“高阶白领—高等教育”和“中阶白领—高等教育”的子代，在模型比较的两个时期中，他们相对初等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后代的优势分别从8.3倍、8.8倍扩大到22.3倍和12.9倍。中等优势层中的四个职业—教育群体的相对优势，也分别扩大了1—5倍。

为了能够检验这种优势差异的扩大是否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我们利用前述事件史模型设计了这样一个检验模型：即在大学本科入学机会模型中加入时期与职业—教育阶层的交互效应，因变量为是否获得过高等教育机会。我们将时期划分为1978—1989年、1990—1997年和1998—2003年三个时期，并以1978—1989年这一时期为参照，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和随机效应项与模型1—8相同，同时由前面一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父辈职业—教育阶层中，教育水平为初等教育的两个职业群体在子代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同属于劣势层，因此在本模型设计中，将这一劣势层的两个职业—教育群体共同作为父辈“职业—教育”变量的参照类。模型结果请看表8-4。

从表的模型数据可以看出，职业—教育阶层的主效应和时期1998—2003年与职业教育阶层的交互效应都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主效应结果意味着在1978—2003年这个时间段内，各职业—教育群体相对劣势层的两个职业—教育群体而言的优势都是十分明确的：优势层中的两个职业教育群体相对劣势层而言，其子代获得大学本科高等教育的平均机会优势分别是8.8倍和9.6倍，中等优势层中有三个职业—教育群体的平均相对优势也是显著的，他们的子代获得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可能性是劣势层的2.8—3.7倍，唯有中上教育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相对劣势层的平均优势没有统计显著性。

表8-4　含时期与阶层背景交互效应的大学本科入学机会模型（模型9：1978—2003年）

*：P＜0.1**：P＜0.05***：P＜0.01****：P＜0.001

时期1（1990—1997年）与职业—教育阶层的交互效应中，只有“中上教育体力劳动者”一个是显著的，在这个时期中，其子代相对劣势层子代的优势，较之在1978—1989年期间扩大了3.75倍。其余各职业—教育层的时期效应虽然不具统计显著性，但系数是正向的，意味着其相对优势在趋势上也是扩大的。

时期2（1998—2003年）即为高校扩招时期，这一时期与父辈职业—教育阶层的交互相应都具有十分明确的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高校扩招后，父辈职业教育背景对子代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增强。这些交互效应的意义可以作如下解释：较之1978—1989年这个时期而言，高阶白领—高等教育的子代相对劣势层的优势在高校扩招阶段扩大了7.6倍；高阶白领—中等教育阶层、中阶白领—高等教育阶层、中阶白领—中等教育阶层、低层白领—中上教育层、体力劳动—中上教育层的子代，他们在扩招时期中相对劣势层的机会优势，较之在1978—1989年这个时期，分别扩大了3.9倍、3.2倍、2.4倍、4.4倍和9.1倍。

上述数据结果说明，无论是就分时期的模型来看，还是就检验模型的时期交互作用来看，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背景差异在扩展的每个时期中始终显著地存在，并表现出明显的层化态势。特别是扩招后的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背景差异，相对1990年以前出现了十分明显的扩大。

由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扩展事实上加大了阶层之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特别是大学本科教育机会之间的代际差异。那么中下阶层，特别是劣势阶层在高等教育扩展过程中是否也得到了一定的益处呢？研究数据进一步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高等教育扩展中，由于优势层更多地去争夺效用更高的正规高等教育机会，因而相对地逐渐让出了部分成人高等教育的机会空间，因此中、下阶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益处，尽管他们的机会概率的提高十分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效用低的成人高等教育领域。

从模型3至模型8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机会扩展前后，不同职业—教育阶层背景的子代在获取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相对初等教育体力劳动者子代的相对优势的变化也是不相同的。就大学本科教育机会而言，以1990年为界的前后两个时期中（比较模型3和模型4），各职业—教育阶层的相对优势都十分明显地扩大，而其中获益最大的阶层无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阶白领的子代（如前所述）。但是在成人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各职业—教育层的相对优势不仅在绝对数上小了许多，而且前后两个时期比较其相对优势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模型7与模型8比较，高等教育—高阶白领子代获得成人高等教育的相对优势由1989年以前的4.64倍降低到1990年后的3.88倍，父辈为高等教育的中阶白领其子代获得成人高等教育的机会优势下降了3倍（＝6.24-3.24），同样，中等教育的高阶白领及中阶白领的子代，其相对优势也分别由原来的3.96倍、3.88倍下降到1990年后的3.5倍、2.4倍，中上教育的低阶白领之子代获得成人高教机会优势下降了约1.5倍，甚至初等教育的白领职业层和中上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其子代在此一教育机会方面的相对优势也略有下降。

在大学专科教育机会方面，这种相对优势差异的变化却不尽相同。比较模型5和模型6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2003年这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高阶白领，其子代虽然在获得大学专科教育机会方面仍然占据很高的优势位置，但是与1978—1989年这个时期比较，他们相对初等教育体力劳动者的子代的优势大约下降了5倍（19.5—13.6），同样受过中等教育的高阶白领层、低阶白领层和只具初等教育水平的白领职业层，其子代相对初等教育体力劳动者子代的相对优势都有所下降，但是具有中等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中阶白领层、体力劳动者，其子代相对初等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子代的相对优势在前后两个时期中则是扩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具有高级职业位置的子代开始从专科教育机会空间中相对退出，但是中间职业位置的子代以及那些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则加强了他们获得专科教育机会方面的优势。

事实上，从图8-7和图8-8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同职业—教育层在大学专科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方面的机会概率变化也是不相同的：图8-7说明，与1993—1997年这个时期，1998年后两个中阶白领层和中上教育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以及具有中上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他们获得大学专科教育的年平均机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而两个高阶白领层子代的年均机会则变化平缓，劣势层中的初等教育低阶白领和初等教育体力劳动者子代的年均机会概率的变化也不是很明显。图8-8则表明，两个劣势层的子代获得成人高等教育的年均机会在1998年后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尽管在绝对数上仍然十分微小。在成人高教机会扩展中受益更多的是中等优势层中的几个职业—教育阶层的子代，即具有中上教育水平的低阶白领层、体力劳动者，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中、高阶白领层。

总之，从分析的结果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背景的差异一直都是以极大的相对优势比而显著存在，并且表现了极为明确的层化态势：即，如果按照父代的职业位置和教育水平来进行阶层等级划分，那么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处于中、高级白领职业位置上的人，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的优势远远强于其他“职业—教育”阶层，属于典型的“优势层”；那些只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中、高级白领职业者，具有中上教育水平的低阶白领职业者，以及具有中上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其子代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属于“中等优势阶层”；属于劣势层的是那些父辈教育水平较低（只具初等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两个职业群体。这种明确的层化态势还表明，在影响子代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上，来自父代的影响主要是文化资本的作用，而职业位置的作用则相对弱于父代教育水平的影响。相应地，那些处于职业阶层之低端位置上的体力劳动者，如果能够具有中、上教育水平，那么其子代则能跻身于中等优势层之中，与那些只具中等教育水平的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后代具有几近相同的高等教育获得机会，因而从这里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一种代际间精英流动的迹象。

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逐渐强化的高等教育扩展过程，事实上也同时强化了来自父代阶层背景差异的影响，那些优势的“职业—教育”阶层的子代在其中所获得的益处被异乎寻常地扩大和强化，相反，那些中等优势层和劣势层的子弟从教育扩展中所获得的益处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主要集中在效用等级较低的成人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同时更重要的是，虽然在成人高等教育、甚至在大学专科教育的入学机会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优势阶层的相对优势有所下降，但这并没有丝毫动摇优势者在竞争这些高等教育机会时的相对优势。

【注释】

[1]最近的统计表明，到2004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的总注册人数已经达到2000万，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国家（另一个国家是美国）。

[2]图8-1中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图8-2数据计算方式：分子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来源与图8-1相同；分母为18—21岁适龄人口，它根据0.95‰人口普查数据测算。由于图8-1中的在校生人数没有包含某些类别的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因此，到2002年时毛入学率只有12%，低于国家教育部公布的毛入学率。

[3]这里的年龄指2000年时的年龄。

[4]成高教主要面向就业以后，错过了普通高校入学年龄的人群而设立，因此图8-3中的下降趋势可能更主要地意味着这些年龄群尚未普遍结束成人高教的风险时间。

[5]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空间布局不均衡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种基本的现实。据民国高等教育统计，1931年，我国当时共有高校103所，其中80%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和省份，其中上海、北平两个城市就拥有37所高校，占全国高校的36%；而从广西、贵州、四川、陕西到绥远（现内蒙古）一线以西的省份总共只有9所高校，约占全国高校的8.7%，学生仅占全国总数的5%（见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首次编撰的《中国教育年鉴》，1934：31页）。这一布局到建国前夕并无多大改变，但经过55年的努力已经大为改观，不过空间布局的不均衡仍然明显存在。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有1071所，东部就占了512所，占全国总数的47.8%，平均每100万人就拥有一所大学，而西部高校仅203所，仅占全国总数的18.9%，平均每148万人才拥有一所大学。〔资料来源：谢作栩，2001：“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问题初探”，《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卷第2期，第11—16页〕

[6]2003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理工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主持的问卷调查项目，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系、所合作参与了部分调查工作。抽样技术等方面的相关资料，请访问：http://www.chinags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