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职业阶层的各类资本特征

二、不同职业阶层的各类资本特征

在本章的分析中，笔者采用等级和关系相结合的划分方式，划分了如下几个社会阶层群体。这样的划分，与大多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的划分没有特别的差异（参见李强，1993；李路路，2002；吴忠民等，1995；Xueguang Zhou，1997；李春玲，1997；许欣欣，2000），因此，这里不打算对阶层划分进行过多的探讨。本章所采用的阶层框架，具体操作化定义如下：

（1）体力劳动者群体（包括工人、农民）

（2）普通职员群体（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员、低阶管理人员和办事员）

（3）中层管理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层管理人员）

（4）单位负责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

（5）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各级专业技术人员）

（6）自雇佣者群体（主要指个体户）

（7）私营企业主

（8）其他社会阶层（一些不便分类的群体，本论文不作专门探讨）

需要注意的是，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有时候由于某些阶层群体的样本数太少，不能进行统一分析，因此笔者对之进行了合并处理，常常采取的做法是，将（3）、（4）两个阶层合并，称为管理者阶层；以及将（6）、（7）两个阶层划入（8）其他社会阶层，暂时不予讨论。

（一）阶层经济资本差异与教育

许多研究对阶层的经济差异都进行过分析，大多数研究都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的职业阶层或社会阶层之间在收入、财产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就笔者所参与的一项10城市调查数据来看，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阶层、自雇佣者和私营企业主的年均收入分别是工人年均收入的2.6倍、2倍、2.17倍、2倍和19倍（见表6-1）。

表6-1　10城市中各级教育学费占各阶层收入的比重（Survey II：2000）

很显然，这种收入的差距将明显地影响到各阶层对子代教育费用的负担能力，各级教育的年均学费占各阶层收入的比重就很能反映这一问题。对10个城市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接受普通高校大学本科教育的学生，其年均学费为4890元，这一费用相当于城市中体力劳动者年均收入的72%，但相当于管理人员年均收入的27%，占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自雇佣者阶层年均收入的33%—35%之间，而对被调查的私营业主来说，这一费用只相当于其年收入的3.7%。同样，对于1名普通高中生来说，家庭年负担的学费约为1694元，占1名体力劳动者年收入的28%，但只有管理人员等其他阶层年均收入的10%—14%（私营业主除外）。而一个体力劳动者家庭负担一名初中生的学费也要占到其年收入的20%。各级教育费用占各阶层收入的比重表明，不同阶层负担子代教育的经济能力的差异较大。目前我国城市的恩格尔系数大约在30%—45%，有些城市相对还要大些。而即使是在恩格尔系数最低的城市中，如果城市中的体力劳动者家庭还要负担一个子女的大学教育的话，其全部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若再负担子女在研究生阶段的学费，则早已超出了其收入能力。

据有关部门研究，近年来，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学费标准在几年内就达到了国际标准（即学费占平均教学成本的25%—35%）。他们的测算表明，目前大学收费标准是城市工薪层收入的100%，农民家庭收入的300%，贫困家庭收入（以最低贫困线400元为基准）的1000%。^[2]这一研究尽管与本章研究在数据上有所差异，但结论大体一致。不同阶层的经济能力不仅将影响到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还可能对接受教育的子女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从而影响到学业的成功与否。据美国学者雷斯利和布林科曼研究，学费与个体的入学决策有较明确的关系，在美国，学费涨跌10%，就可能导致6.2%的学生做出是否上大学的选择。^[3]

（二）家庭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文化资本也有很大的差异。笔者在这里将阶层文化资本概念操作化定义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并附以被访者14岁时，父亲的文化活动情况、家庭藏书量等指标的测量。

我们先来看父母教育程度的阶层差异。表6-2中的数据来自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一项全国性城乡抽样调查。从表6-2可以看出，在被访者14岁时，父亲的教育程度与其社会阶层有着非常明显的关联。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为12.38年，以下是管理者阶层、普通白领职员阶层和体力劳动者阶层，其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24、7.8、2.56年。可以看出，父代中，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四分之一（而单位负责人的受教育水平与中层管理人员相比，低将近2年，只是略高于普通职员阶层）。

从母亲的教育程度来看，情况有些相似。来自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其母亲平均教育程度最高，为7.33年，往下依次是管理者阶层、普通白领职员阶层子女的母亲，其教育程度分别为4.25、3.41年（其中中层管理者子女的母亲为5.23年，单位负责人子女的母亲为3.26年）。体力劳动者家庭中，母亲平均教育程度仅为0.9年。

表6-2　父亲社会阶层与受教育年限（Survey I：1996）

其他文化资本变量与父辈阶层之间也显示了明显的相关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就14岁时的家庭藏书情况和父亲的文化活动加以描述和说明。

表6-3描述的是1949年后学龄群体家庭藏书与父亲阶层的关系。其中，家庭藏书量的等级变化情况有35.2%可以由父亲的阶层背景差异加以解释（eta＝0.352）；地图册的拥有情况的差异，有15.7%可以由父亲阶层差异加以解释（＝0.157）；父亲阶层差异对是否有儿童杂志的影响不具太多的解释能力，但两个变量之间仍然有很强的列联相关。

表6-3　1949年后，家庭藏书与父亲阶层的关系（Survey I：1996）

a.eta=0.352（依变量为图书量）；Pearson Chi Square= 690，df=15

b.＝0.157***，Pearson Chi Square=362.2，df＝5

c.=0.038*，Pearson ChiSquare=414.3，df＝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父亲为专业技术人员、单位负责人和中层管理人员家庭中，总藏书量基本相同，分别有33.1%、32.9%、31.3%的家庭藏书在100本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只有20%的普通职员家庭藏书在100本以上，而16.7%的体力劳动者家庭中没有藏书，有100本以上藏书的比例只有5.3%。

此外，表6-3还显示，分别有75.3%、71.5%的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者家庭中有地图册，往下来技术人员和普通职员阶层中，分别有67.8%和63.6%的家庭有地图册，体力劳动者家庭中只有32.1%有地图册。拥有儿童杂志的情况明显与之相似。分别有61.0%、56.9%的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者家庭中有儿童杂志，技术人员和普通职员阶层中，分别有44%和43.4%的家庭有儿童杂志，体力劳动者家庭中只有16.1%有儿童杂志。

就14岁时父亲的文化活动情况来看，不同阶层的人经常读报纸和科技人文方面书刊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阶层地位的差异可以对文化活动发生的频率做出50%以上的解释（eta值分别为57.6%、53.5%）。其中，中层管理人员、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经常读报纸的分别有81%、74.4%、70.5%的比例，普通职员经常读报纸的比例有59.5%，但体力劳动者中经常读报纸的比例不足9.7%。请参见表6-4。

表6-4　社会阶层地位与文化活动（Survey I：1996）

a.eta=0.576，Pearson ChiSquare=1589.4，df＝10

b.eta=0.535，Pearson ChiSquare=1348.2，df＝10

同样，分别有54.5%、53.2%、50.0%的专业技术人员、单位负责人和中层管理人员经常读科技文化与人文方面书刊，普通职员中只有30.7%，体力劳动者中只有5.6%。

（三）家庭的社会、政治、权力资本的阶层差异

在这里，我们以被访者14岁时，家庭社会关系中是否有科级以上干部作为社会资本变量的测量指标。调查样本中，443个家庭报告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有科级以上干部，占分析样本的8.24%，其中管理阶层家庭中有“干部”这一社会资源的比重为最高，达38.93%，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和普通白领职员家庭，其比重分别为15.38%、14.62%。此外，约10.41%的自雇佣者家庭有科级以上干部资源，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家庭中，有科级以上干部的比重只有7.6%。

表6-5　家庭社会资本及阶层差异（Survey I：1996）

我们以被访者22岁以前父亲是否是党员作为家庭政治资本的一个测量指标。为什么以被访者22岁以前为界限呢，这时因为考虑到父亲的政治资本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到22岁时，被访者的受教育阶段基本结束。

表6-6　在被访者22岁以前，父亲是党员的比例（Survey I：1996）

从表6-6可以看出，在父辈阶层中，体力劳动者是党员的比例不到8%，自雇佣者为5.66%，普通白领职员阶层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比较适中，在30%—40%之间，管理阶层中党员的比例较高，为69.23%。

关于权力资本的阶层差异，我们以2000年10城市的调查数据来做出说明。表6-7表明，在10城市的调查样本中，在父辈职业阶层里，48.08%的单位领导为处级以上干部，26.22%为科级以上干部。在管理人员阶层中，25.17%为处级及以上干部，52.75%为科级干部。在专业人员群体和普通职员阶层中，分别有19.2%和26.6%的科级干部，13.55%和3.44%的处级以上干部。而体力劳动者和自雇佣者中，96.43%和97.22%的人都是普通人员。

这种权力的分布情形，其实不难理解。干部的职位级别体现的是体制内的权力结构关系。不同的职业阶层，由于职业位置的关系，对掌握权力的方式和大小是不相同的。改革开放以前，根据我国职位结构关系，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单位组织人”，而单位又是按照行政级别来组织的，因此，几乎所有有工作的人，都可以被纳入到一个权力级别的序列之中。改革开放后，这种权力的行政级别依然保留在体制内单位中。因此，职业阶层的划分，事实上也包含了权力的维度。单位领导和管理人员是行政级别较高的职业群体，另外，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也有承担行政职务的情况，这类似于奥林·赖特对专家型的管理人员的区分。普通职员中虽然从事事物性的行政工作，但是他们内部一有行政级别上的区分，其中一部分人也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不过其级别不会太高，事实上，国家行政机关和党政团体中，科级及以下职位都是为这些人设置的。

表6-7　父辈各阶层中各级干部比例（Survey II：2000）

总结来说，调查总体中，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家庭中，可以用来帮助子女获取教育机会或较好的学业成绩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体力劳动者三方面的资本都相对较少；普通职员阶层家庭中，文化、权力资本量较低，但其他资本量适中。管理阶层中，经济、文化资本适中，而政治与社会资本较高。单位负责人阶层中，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而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适中。专业技术人员家庭中，文化资本量较高，其他资本适中。自雇佣者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量相对适中，而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量相对较低（参见表6-8）。

表6-8　家庭阶层背景与资本关系

不同社会阶层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会因不同形式的资本差异而显示出不同的优势或劣势。单位负责人和中层管理层家庭，拥有相对较高的权力、政治和社会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化资本，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机会的竞争中，这些资本优势将可能被集中调动起来。但各类资本作用于教育机会的竞争方式可能不尽相同。文化资本优势可能主要用来提高子代的学业成绩和学术表现，从而促使子代在考试制度这一形式公正的教育选择模式中产生优势，并在考试竞争中取得优势位置。此外，文化资本还可以通过营造学习氛围、提高子女的学业抱负以及提高资料阅读等方面的便利条件而间接地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而权力资本的优势既可能表现为对某些教育机会或教育资源因阶层群体分类而排他性地占有（比如计划体制时期一些特殊的子弟学校对社区居民或其他阶层群体的封闭）；在另外的情形下，教育获得的直接阶层效应体现在权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地方，通过权力的运作直接为子女争取到较好的受教育机会。社会资源（关系网络）和经济资源两类资本在教育机会竞争过程中的运作，由于它们在阶层中分布的集中程度，也可能直接体现为阶层整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