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编辑的职业特征

出版界的朋友们知道我赴日本研修过，因此常常会问及：日本的编辑是如何从事编辑工作的？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出版大国，日本编辑肯定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但是，日本出版与日本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特征相关联，因此不能将日本编辑与我们所从事的编辑工作进行简单类比。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出版业发生了巨大变革。尤其是近年来，全国有多家出版集团相继成立，现实迫切要求我们的编辑在出版理念、编辑功能等方面迅速超越传统，否则就不可能适应出版改革的需要，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认识日本现代编辑的群体意识，了解他们的作风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正负效应，必然会给我们的编辑工作以借鉴，也会促使我们选择和制定正确的措施，以趋利避害，加速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

从《出版伦理纲领》谈起

1957年10月27日，社团法人日本杂志协会、日本书籍出版协会共同颁布了《出版伦理纲领》。全文如下：

有鉴于出版事业在促进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给予社会公众带来的重大影响，我们出版工作者应充分认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在此，特公布我们的准则和目标，以提升出版道德，并努力付诸实践。

一、出版物应该有助于学术的进步、文艺的繁荣、教育的普及、人心的高扬。

我们要不懈追求人类理想，广泛致力于文化交流，为全面促进社会福利的完善奉献我们的真诚努力。

二、出版物应该基于知性和情操，正面培养和丰富民众的生活，同时能为发挥新颖的创意提供精神动力。我们应该努力保证出版物的品位，反对迎合低级趣味，确保文化水准的不断提升。

三、为了文化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应切实保证言论、出版自由。

我们要捍卫著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自由和权利，极力排除压制和干涉，同时，不滥用言论、出版自由，不损害他人，不为私利而牺牲公益。

四、时事报道出版应信守报道伦理精神，评论应遵守真理，忠实而有度。

我们要准确地传达事实真相，时刻尊重他人的名誉。

五、出版物的普及，应保证有序和公正。

我们要抑制可能导致出版事业陷入混乱的不正当竞争，同时不做不当宣传，保证出版工作者的诚实和品位不受损害。

初次见到这份《出版伦理纲领》的时候，确实受到了巨大震动。我没有想到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日本，他们的编辑工作者也要首先保证自己编辑的图书“有助于学术的进步、文艺的繁荣、教育的普及、人心的高扬”。“我们要不懈追求人类理想，广泛致力于文化交流，为全面促进社会福利的完善奉献我们的真诚努力”；“我们应该努力保证出版物的品位，反对迎合低级趣味，确保文化水准的不断提升”……这些纲领给予人们的启发，决不单纯消解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出版完全“唯利是图”、“低级趣味”的误解，更多的是让我们认识到出版决不同于一般产业，出版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特殊商品，只要做出版，就得有责任意识，一种促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责任意识。

我们倡导编辑在策划选题时，应该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并努力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从日本《出版伦理纲领》来看，我们的要求，并非由我国特殊国情而决定，这是对于编辑工作的最普遍、最起码的要求。我曾问日本讲谈社的编辑：你们编辑图书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他们回答：第一要进行文化创造；第二要获取最大利润。前者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效益，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效益，只不过细究起来，其内涵不同、轻重有别而已。

从日本《出版伦理纲领》还可以看出，编辑工作者应具有特殊的品格和素养。“不为私利而牺牲公益”、“不滥用言论、出版自由”、“时刻尊重他人的名誉”、“遵守真理”、“不做不当宣传”、“抑制不正当竞争”等，这些对于编辑的要求，是由出版事业的特殊性决定的。编辑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特殊群体的理念和意识对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大到对于社会稳定、文化氛围的养成，小到对待作者、对待读者的态度，以至于在处理书稿、营销宣传等图书运作的各个环节中的所作所为，编辑是否能够“真诚”地尽到自己的责任，是否能够全力以赴献身于工作，这无疑成为检验编辑品格和素养的基本条件。尽管社会制度有所不同，但如果着眼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每个国家对于编辑的特质的要求却不可能不同。更进一步说，我们相对于日本，更应该积极倡导高尚的编辑品格，更应该要求我们的编辑用最大的热情和真诚献身于出版事业，创造出最好的精神食粮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创作出版”与“角川商法”

要深入了解日本编辑的职业特征，就不能不提及日本现代出版史上两位声名显赫的人物—神吉晴夫和角川春树。提到神吉晴夫和角川春树，就不能不令人想起“创作出版”和“角川商法”，这是两个统一的联合体。神吉晴夫以自己对于出版的独特思考创立“创作出版”理念，从而开创一代新风，正因为“创作出版”理念的确立和弘扬，才奠定了神吉晴夫在日本现代出版史上的地位。而角川春树凭借非凡的知性，造就了“角川商法”，不仅挽角川书店经营危机的狂澜于既倒，而且使日本现代出版史掀开新的一页，正是“角川商法”这一成功经营模式的普遍推行，才使角川春树成为新型编辑的典型代表。

神吉晴夫，日本光文社社长，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版界名人，他以策划出版畅销书而名噪一时，当时日本全国每年的畅销书中，十有四五为光文社出版，著名的“河童丛书”几乎本本畅销，先是文化普及读物，如《文学入门》《脑部体操》《民法入门》等，后来又推出推理小说，如松本清张的《零的焦点》《点和线》，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等，在日本全国掀起一阵又一阵阅读风潮。

神吉晴夫策划畅销书自有其独特的招数，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名之曰“畅销书策划十法则”：一、将读者层的核心确定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二、图书是否刺激到了读者心理情感的某一点；三、书名应合乎时尚；四、图书内容和书名应通俗易懂；五、图书应新颖，包括书名的奇异、文体的独特、装帧的别致，一句话，“足以惹人注目”；六、图书内容应是以“读者的语言”叙述的；七、相较于艺术，应更讲究道德；八、切记读者是爱好正义的；九、谨记作者并不比读者高出一筹；十、出版畅销书，编辑应站在全程策划的立场上，只从作者手中拿来书稿的人不是好编辑。

神吉晴夫的成功引来了无数羡慕的目光，人们开始研究他的经验，并将其提升到出版理念的高度，这就是著名的“创作出版”。这一理念实质上就是一种方法论：“面对读者的不同阅读愿望策划选题；然后发现适当作者，并与作者同甘共苦，直至完稿；再通过广泛宣传开发读者。”这一理念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反过来又给予社会文化以极大促进。它的出现成为日本出版产业进入高速发展的突出标志之一。

神吉晴夫的“创作出版”，融合了作者和编辑双方的创造。从编辑的角度讲，首先，创造的主体当然是作者，但能否使作者的创造进行下去，能否把作者的劳动看作创造，这是编辑的第一功力；能否预感作者的创造与时代、学术等的发展趋势相联结，这是编辑的第二功力；作者的创造能否进一步展开，何时可以把作者和他的创造推向市场，从而受到社会普遍欢迎，这是编辑的第三功力。这三种功力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在这一递进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结果就是，编辑不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缝补匠，而成为洋溢着文化创造活力的新型人物，他们是文化普及与提高的责任者和实践者。

对于神吉晴夫及其“创作出版”也有持不同意见者，他们认为在“创作出版”理念下诞生的畅销书，容易成为过眼云烟。就是神吉晴夫本人也反省说：“只有常销书，才是真正的畅销书。”其实，“创作出版”的真正意义决不是它只能生成“过眼云烟”般的畅销书，最主要的是它以一部一部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图书开创了一个领域、甚至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其中所凝结着的编辑的真知灼见，可以促使广大作者中的佼佼者成为时代文化潮流的领导者，那么这样的作者的创造必然成为传世之作，焉能说“创作出版”只能生成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而不能生成常销书呢？所以，我们现在重新认识神吉晴夫及其“创作出版”理念，就不能只局限于他的具体实践，而应该透过他的作为发掘其更深层的意义和价值，“创作出版”的真髓在于面向全体国民的文化启蒙、文化再生、文化性格的确立，是高层次的文化建设活动。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清水英夫认为：“二战”以后的日本出版界畅销书的生成有三种类型，每种类型代表一个时期。第一时期的畅销书为自然发生型，在这一时期，图书内容与读者需求偶然一致，销量巨大，其中并无人为操作因素。第二时期的畅销书为策划操作型，出版者通过市场调查，预测读者愿望，进行选题策划，再通过广告宣传和书评，促成图书畅销。第三时期的畅销书为多媒体广告宣传型，出版者利用电影、电视、广播、报纸、刊物等各种媒体展开轰炸式广告宣传，造成广泛社会影响，形成文化热点，以致图书销量剧增。第一时期的畅销书生成与编辑的主动性关系不大，姑且不论。那么，如果说第二时期的畅销书的生成契合了神吉晴夫的“创造出版”理念的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说神吉晴夫的“创作出版”理念成为第二时期畅销书生成的标志的话，那么以角川春树创立的“角川商法”创造的畅销书就是第三时期多媒体广告宣传型畅销书的典型代表。

角川春树，角川书店第二任社长。这是一位敢想敢干的“狂人”，年轻时就屡屡冒犯父亲的经营路线，作为角川书店的创始人，角川源义一直坚持“阳春白雪”的文化出版方针，力图形成并维护“良书”出版社的形象。随着出版竞争的日趋激烈，角川书店的经营每况愈下，劳资矛盾日益激化。在内外交困、濒临破产的形势下，作为编辑局长的角川春树心急如焚，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却始终得不到父亲首肯，他便自作主张，我行我素，终于激怒父亲，被逐出角川。角川春树壮志未酬，一度自甘堕落，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未一蹶不振，一直等待着东山再起、一展宏图的机会。一天，他去看美国电影《毕业生》，他知道促使自己走进电影院的，正是风靡全球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歌；他还知道，这部电影的原作已被译成日文出版，成为发行十几万册的畅销书。听了主题歌就想看电影，看了电影就想看书。他“顿悟”了，一下子把电影和出版连在了一起。

1975年10月，角川春树继任角川书店社长，“以电影促出版”的想法立即付诸实施。“看好一部书，先投资拍成电影，再以电影的轰动效应带动这部书的销售”。他打出的第一炮是《犬神家族》。他孤注一掷，投入巨资拍成电影，再展开密集的宣传攻势。电影公映，观众如潮，票房收入87亿日元，角川书店获利8亿日元。接着，原作销量剧增，突破50万册。初战告捷，角川春树再接再厉，如法炮制，接连推出《八个墓村》《人证》《野性的证明》《八甲田山》《恶魔吹笛来》等电影，造成一个又一个“角川电影”旋风，无一例外地带动了原作的畅销。角川书店挺直了腰杆，经营规模迅速扩大，影响日著，成为日本著名出版社。

或把自己出版的书投资拍成电影，或投资电影，再把电影剧本改编成书，借助电影的成功，利用所有媒体集中、连续地展开广告宣传活动，造成社会文化热点，最终促成书的畅销。这就是“角川商法”。

角川春树成功了。对于自己的成功，他颇为自负。他说：“书也好，音乐也好，电影也好，都是没有实体的商品，它们不同于电器产品，不同于汽车，可以说是幻想的商品。幻想就是价值，否则，书就成了纸张和墨水的复合体。卖幻想，正是像我这样积极虚无主义者的拿手好戏。”他的论调自然遭到保守主义者的批评，谓其忽视出版的文化特征，他则辩解说：“能卖就是适应了读者的文化需求。”

“角川商法”一出，编辑的职业特征为之一变。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编辑把作者的创造视为幻想的商品，策划选题也不再通过市场调查运作，读者需求与编辑文化创造的关系趋于松散，读者的文化意识选择受编辑控制，在编辑和出版经营者营造的情报化、消费化的氛围中失去主体意识，不能自拔，顺风而动。其结果就是出版本质的遗落、出版文化创造活力的衰退、出版文化功能的渐次丧失……

但是，也有人大谈“角川商法”的正面效应。首先，它能创造高额利润；其次，它顺应了时代潮流。不过，对此也应一分为二地看待。这又回到了出版的“原点”上。编辑的功能仅仅在于赚钱吗？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就可以忽视出版的文化功能吗？尽管也是在传播文化，但是否就可以用盛气凌人的姿态向读者强行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从“创作出版”到“角川商法”，是日本现代出版史上的一段发展轨迹。从这一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东西。出版是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联系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出版产业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问题在于这种发展去向何处。出版利润的增长不能以出版文化的崩溃为代价，编辑融入商业大潮不能抛却对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责任。只有坚守出版文化特征的发展才是正途。

在两种价值观间徘徊

自“角川商法”诞生以来迄今已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日本出版界、文化界围绕“角川商法”给予出版理念、编辑功能的冲击议论纷纷，可谓毁誉参半。毁之者认为“角川商法”背弃了出版最根本的出发点，一味追求利润，使编辑对于文化建设丧失责任和义务，是对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挑衅；誉之者认为“角川商法”为出版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以强大的宣传声势培育出一个又一个畅销书作家，维护了出版经营的活力，将编辑从文化卫道士的重负中解放出来，顺应了时代潮流。这两种观点，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就编辑自身而言，他们一方面沾沾自喜于巨额利润的获取，另一方面又深为自己被“大量生产、大量宣传、大量销售”的出版洪水裹挟，身不由己地背离“出版的原点”而痛苦。日本当代编辑陷于两难境地。

“杂志时代”、“文库泛滥”……日本出版进入“出版过剩时代”，这种状况早已出现，而且还会继续下去，编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固守着传统的出版理念裹足不前了。在“出版洪水”的浪潮中，他们可以做的就是尽量让这股“洪水”少一些浑浊。于是，日本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开始重倡出版物“普及”的功能。小宫山量平在其所著《编辑是什么？—危机时代的创造》一书中为“普及”的涵义进行了拓展，他说：“所谓普及，有两重涵义：其一是出版物与时代的要求、与读者的需求相契合；其二是以新颖、深广的文化创意开掘时代要求和读者需求。”“普及”既可以从时代、从读者中来，也可以由编辑创造出来，但后者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新颖、深广的文化”。基于这种思考，他还就广告宣传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使是足以传之久远的著作，广告宣传的创意如果未能与其价值相契合的话，往往也会埋没它的光辉。”很明显，他并不反对“大量宣传”，他所担忧的是庸俗的、纯商业化的宣传。时代并不缺乏优秀之作，在“出版洪水”的泛滥中，如何才能将这些优秀作品推荐给读者，而不至于为平庸的东西所淹没，这才是他讲这番话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让我们再回味一下日本的《出版伦理纲领》……我们很难预测日本出版将来的发展方向，也不好估计日本当代编辑还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出版伦理纲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无论出版如何发展，它的《出版伦理纲领》将一直规约着日本编辑的理性思考。

（原载2001年7月3日《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