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与小学的良性互动

7.4　村落与小学的良性互动

对于一个村落而言，面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是消极面对还是积极应对，既取决于村落的所拥有的历史条件，又取决于在时代变迁中村民的主观努力。

就前者而言，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佳村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位于古代驿道的节点，一水穿山而过，向南有富庶的松古平原，向北越过仙霞山脉即可进入金衢盆地。这个地理位置使佳村民众既可务农，又可经商，传统经济基础不像那些深处山区的乡村那么薄弱，几百年的时间积淀成就了一个实力相对雄厚的刘姓宗族。这个宗族自明代以来，就凭借传统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并积聚了相对丰裕的物质财富，从而长期在佳村的文化权力网络中占据领导地位。佳村的地方传统文化则体现出儒家传统文化和大众宗教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儒家伦理道德借助祭祀祖先、举办庙会等各种大众文化娱乐活动而渗透进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较好地发挥了整合社区、形成村落认同感的作用。佳村所拥有的历史条件应该是相对优越的，这种优越的条件为兴办现代事业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并在改变村庄公产的用途和性质时容易在村民中形成共识，从而较少遇到阻抗和麻烦。

就后者而言，佳村的现代学校教育事业之所以能较早萌芽、发展壮大，是与佳村刘氏宗族精英的现代意识和努力实践密不可分的。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刘厚体是刘姓宗族里最杰出的一位。在后人的印象中，刘厚体是一个性格开朗、干练、热情的人，敢想敢做，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43]。这种性格使他在面临时代变局时，能较早地把握机会，从而走在别人前面。对于佳村来说，刘厚体是个在各方面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除了创办新式学堂，他还致力于其他社会改造事业，比如剪辫放足、推广蚕桑，乃至于引进很多“洋玩意”，开拓乡民眼界。族人们至今还记得他从日本留学归国时，带回来松阳县第一辆自行车、“洋戏”（留声机）、“铁裁缝”（缝纫机）等等^{［5］卷三8}。在后人的回忆中，刘厚体鼓动族人剪辫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或策略性。他首先从族长处突破，先给族长做了整套的新衣、新帽、新袜、新鞋，让族长一身光鲜地主持宗族祭祖仪式。族长为此感激不尽，刘厚体再顺势将革命的趋势和剪辫的要求在仪式上向全族男丁加以申说，并动员族长带头剪辫。族长却情不下，只好照办。等族长一剪下辫子，全族男丁便统统剪了辫^［1］149。佳村最大的宗族统一剪辫，再加上前述的办女学要求学生放足，在这样的示范效应下，佳村民众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从清朝到民国“身体政治”层面的过渡。

中国的宗族向有办理“族学”教育本族子弟的传统，如前所述，佳村两所现代学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宗族资源，而最初的“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更是一所具有现代教育特征的“新族学”^[44]。在佳村，刘姓是最大的宗族，族产相对丰厚；以刘厚体为首的一批宗族子弟具有近代眼光，影响力很大；所教科目中，除了传统的“修身”课外，更有数理化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另外还逐渐开设了美术、音乐等课程，采用班级授课制。这些都符合新族学的特征。从办学的核心力量来看，刘氏宗族“厚”和“福”字辈中的杰出分子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后人的回忆中，这些主事者大多能严谨办学、宽厚待人，从而享有威信。最重要的是，震东小学从地方公产中筹集办学经费，这意味着村民不用再为办学和子女受教育支付大笔额外费用，他们就会把现代学校当作村里的福祉而不是负担，从而使学校不会遭致村民的厌恶乃至抗拒。

在上述条件下，震东小学在佳村民众生活现代变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得以凸显，村落和小学的良性互动也得以实现。无论是士绅子弟的现代转型，还是普通民众子弟文化水准的普遍提升，乃至女子较早获得身体解放和成为职业女性，都是现代学校对村民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特别是村民免费入学这种福祉经过时间的积淀，更强化了村民的教育意识和让后代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责任感。村中的刘为绾老人告诉笔者，“文革”前，“小孩总要让他读书”是村民普遍的观念，不让孩子读书是说不过去的。老人家小时候，大人看到小孩不听话往往会说“你再不听话就没书给你读了”^[45]。村民的这种教育意识，与费孝通1935年和1957年在江村观察到的村民对子女教育问题的淡漠对比非常鲜明^[46]。佳村民众的教育意识至今仍很强烈，很多家庭的“善、继、余”字辈子孙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不乏其人。比如刘福儒老人的孙辈有5人，在2006年时已有3人分别在合肥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求学^[47]。刘福尧老人的孙子于1994年考入浙江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此前在初中、高中学习美术时已花费了大笔钱款，进入大学后一学年3200元的学费以及生活费都是从信用社贷款的。更为“可怕”的是，到了大学二年级时孩子需要买一万余元的电脑学设计，“我们咬咬牙，还是到信用社贷出来了。……全村就我们舍得，有谁会贷款去让小孩买电脑啊。我们的利息都付得眼睛翻白了（意为无法承受了）”^[48]。

本章叙述的是一所现代小学对一个村落民众生活发挥积极影响的个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震东小学就是一座能给佳村民众“创造幸福生活”的“显灵神庙”，更不意味着震东小学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总是积极和一帆风顺的。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一所乡村现代小学也只有在各种主客观条件比较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当地的部分民众发挥一些积极影响。这份基于个案的研究无意扩大结论的普适性，其基本目的还是试图为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变迁这幅宏大的历史图景补上一幅较为细致的“生活画面”，并且在这幅“画面”的基础上审慎地提出如下观点供学界讨论：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对由政府推行的现代教育制度并不总是持抵制与消极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或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看，乡村民众对现代教育制度的“楔入”也许会更宽容、更主动。这种看似相反实乃相辅相成的悖论，正体现了中国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