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太主义探源

反犹太主义探源

昆顿(Anthony Quinton，曾任牛津三一学院院长)评介罗斯(Paul Lawrence Rose)的《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From Kant to Wagner》:

作者的主要论点是，德国反犹主义的现代形式早在希特勒出生百年之前就已高涨，准确地说，是在1793年。那一年，康德出版了他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费希特也发表了一篇捍卫法国大革命的文章。(费氏当时还没有从雅各宾主义转变为民族主义，在后者那里，他一向被奉为先知。)康、费二氏都激进地深信，人类——至少德国人——在道德上改弦更张的时刻已经来临，通过这一变革，所有的人将获得真正的自由，成为理性化伦理的代理人和自己生命的自主的指导者，不再依赖于僵化的习俗和既成权威的羁约。而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却是他们所反对的、堕落的伦理的典型代表。

海涅

Rose也指出，这一类型的热情高涨的伦理反犹主义几乎是左翼(或更好地说，激进的或革命的)思想家的专利。这些人中有些在晚年，有些出于对1848年革命的失望而渐渐趋向温和也同时弃绝了反犹思想，例如海涅和影响瓦格纳很深的劳贝(Heinrich Laube)。而那些终身激进的人则反犹如初。马克思是典型的激进主义者，他和海涅都是受洗的基督徒。马克思虽然说过一些蔑视犹太人的话，但反犹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并不占据中心地位，他也不应为斯大林的反犹主义负责。斯大林从未承认过他的任何政策是反犹的，他的(反犹)政治实践本不必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去寻找论据，俄罗斯传统中已有足够强烈的反犹成见。

书中概略地提到了德国革命派以前的反犹人物:路德、伊拉斯谟(Erasmus)、伏尔泰等，当然伊氏不完全是德国人，伏尔泰完全不是德国人。

在作者举出的著名反犹人物中，哲学家占了多数:康德、费希特、赫德尔(J.G.Herder)、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非哲学家的大人物则有海涅和瓦格纳。瓦氏被希特勒称为他唯一的、真正的先驱。

在这些反犹人士的心目中，犹太人的形象是自私、不讲爱情、憎恨人类、唯利是图、外表机械化或无生机以及无艺术创造力等等。从社会的意义看，他们是顽固的和排外的，他们唯钱是奉，不从事直接生产并且爱欺骗和讨价还价。犹太的宗教被看作在某个层面上是形式主义地重法规而轻爱情。更受非议的是它的以动物和人作献祭，反犹的革命派还接受了来自启蒙运动的影响。即认为犹太人对血的关注是从对钱的关注蜕变而来。马克思对资本的著名描述——滴着血的——与此不无渊源。革命派受到强烈的改变人类道德的欲望驱使，对犹太人的安于现状自然积不能容。事实上，评论者指出，当时在犹太人中也已出现了改良的呼声，改良的途径则不外乎解放(与外界社会交融)和归化，属于后者的例子如马克思(从父母一代便改奉基督教)和海涅(本人受洗改信基督教)。但作者在这方面却少有论述。

评论者认为作者想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希特勒并非一个历史的偶然。德国浪漫式的理想主义已经为反犹主义的理论基础种下了根苗。相反地，在英国和法国，由于环境主义的影响(洛克、爱尔维修)，始终没有形成民族性是一成不变的那种思想倾向。此外，犹太人在英、法两国很早就开始解放，在德国则不但开始较晚而且支持犹太人解放的政策也一波三折，东欧犹太人的大量流入德国使反犹情绪更加恶化。犹太人的西迁到19世纪末才波及到英国，而那时英国犹太人的解放已经稳定了。

作者还认为，理论上的反犹是德国的特产，它与本能的排外思想不同。而这特产确乎出于几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之手，其主要人物则数康德、赫尔德、费希特和黑格尔。

康德在关于宗教的多篇论文中一再把放高利贷和欺诈指称为犹太人的特征，并且把它们溯源到犹太教义的道德缺陷。在他眼中，犹太教不是一个真或纯的宗教，因为它的本质主要是非道德的。它只能说是一个集体崇拜，盲目且被动地听命于外加的法律。康德的这个态度十分费解。他本人是个法的崇敬者，认为为本身的缘故所产生的对道德法律的崇敬是行为的唯一道德动机，除此之外，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感觉或倾向。他是否认为犹太教的实践内涵已经被控制生活习惯和戒律的规条抽干了呢?为了把基督教抬到犹太教之上，他和黑格尔都以自己之好加于彼而以自己之恶加于此。黑格尔攻击犹太教置爱情于法律之上，这一说法恰好与康德的全然相反。

从道德一词的通常含义来讲，犹太教的道德性和基督教的并无二致。康德把道德界说为根据人授予自己的规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根据他自己的定义，犹太教成了非道德的，但基督教又何尝道德呢?因为基督教照样困轭于神圣的经文和权威的解经人，而且它还更重教士的权威。从原则上讲，康德和黑格尔至少应该仇视基督教不在仇视犹太教之下。

犹太正教号召服从神谕的法律;天主教易以教会和它的主脑教宗，新教则首鼠两端其间。三者都去卢梭标榜的个人主义甚远，而后者正是康德醉心的;按照卢梭所崇奉的个人主义，生命的真正鹄的是通过完全自主的途径达到自我完善。正因为犹太教至少从表面看比基督教修缮得更好，所以才更遭卢梭和康德式的绝对个人主义之忌。书的作者指出，没有一个德国自由主义者赞成把解放视为摆脱苦痛的途径，相反地，他们把受苦视为一种自赎的手段，或更准确些说，是赢得自赎的一个机会。犹太人对于这一精神层面的居民的冒犯正是他们对这一浪漫主义的构想的全然冷漠。令人气沮的是，德国理想主义者面对着如何改变犹太道德性这一玄学之谜时，并没有摆脱对他们的更少教养的同胞恶意的反犹传统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