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从隋朝至清末，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教育发展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直到民国成立以后，这种影响还有它深深的遗痕，这表现在人才观和人才教育上的错误和模糊上。陶行知明确提出人才的新解释，是“抱有学术为大众除痛苦谋幸福的人，”尽管你满腹经纶，若无济于“为大众除痛苦谋幸福”，都不算什么人才。
一、陶行知的人才观
中国从隋朝至清末，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教育发展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直到民国成立以后，这种影响还有它深深的遗痕，这表现在人才观和人才教育上的错误和模糊上。陶行知指出：“从前中学以上学校采用文言文，是根据一种似是而非的人才教育论，以为士大夫便是人才，能读古书便是人才。殊不知人才的新解释，是抱有学术为大众除痛苦谋幸福的人……今日之学校名为造就人才，是在造三种人：一是少爷、二是小姐、三是蛀书虫。”（Ⅲ，165）可见，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还不明确“人才”，“人才教育”是什么，那时，国难已经临头，民族存亡危在旦夕，而学校还在为有闲阶级培养“少爷”、“小姐”、“蛀书虫”，培养悠哉、游哉的所谓人才“读书人”。陶行知明确提出人才的新解释，是“抱有学术为大众除痛苦谋幸福的人，”尽管你满腹经纶，若无济于“为大众除痛苦谋幸福”，都不算什么人才。
早在1925年3月，陶行知在《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一文中明确提出：“运用科学，征服自然，其道在选择有科学天才之儿童，加以特别训练。对于有科学天才之专家，予以研究机会，并以极尊荣之名誉，鼓励有关国计民生之发明。”（Ⅱ，263）这两条建议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时逢革命处于最低谷、反动势力极为嚣张的历史时期，是无法付诸实施，也无人问津这位伟大的教育家之深谋远虑、超凡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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