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培养改造国民之责

（一）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负培养改造国民之责

1917年9月，陶行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任教授。在此期间，陶行知着手考察中国教育现状，探索中国教育改造的途径。他主张把“教授论”改为“教学论”，推行学生自治，提倡女子教育和“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虽然他着重提倡的“生活教育”是以杜威的教育观点和方法为主，但在师范教育方面，他提出了要从关系国家前途的高度来理解师范教育重要性的观点，不仅阐述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针对我国旧式师范教育存在的弊病，提出了积极的改进办法。

1921年陶行知撰文指出，国民的素质是“立国的要素”，要建设富强的国家，首先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养成健全之国民性，而这些都有赖于教育；教育质量的高下则取决于教员，“要造成适当的国民，须有适当的教员”，“教员的养成，又取师范教育”。“师范学校负培养改造国民的大责任，国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2]“教育是立国的根本”，^[3]而师范教育又是“教育之本”，“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4]“适当的教员”依靠师范教育和师范学校来培养，师范教育是培养教师的教育，是造就教育人才的教育。正如陶行知所说：“教育是什么？教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不教人变、教人不变的不是教育。师范教育是什么？教学生变先生。先生是什么？自己会变而又会教人变的是先生。师范生不是别的，是一个学变先生的学生。”^[5]

陶行知在1918年5月对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师生所作的讲演“师范生应有之观念”中，特别提出“各种教育之职业皆须视为平等”的观念，不以大、中、小学划分等级，“不知大学要紧，中学要紧，而高等小学、国民小学、幼稚园尤要紧。凡大学、中学、小学等教员，国家须有同等之酬劳，社会须有同等之待遇”。^[6]他不仅提醒师范生要深刻认识“小学之紧要”，更是在自己一生的跌宕起伏中，用生命倡导并践行“尊师重教”的社会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陶行知把师范教育提到了与国家民族命运密切关联的高度，希望国家和地方花大力气来办好师范教育。

今天，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全社会都认识到，“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而教师的培养和教育，关键在师范教育”，师范教育被称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然而，理念上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师范教育就一定能受到重视和各种必需的支持。只要看一看近年来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举步维艰，我们对陶行知当年反复强调的“只有师范兴、教师兴，才能教育兴、民族兴、国家兴”的思想更加充满敬意，对陶行知身体力行致力于师范教育改造的执著与坚毅充满敬意。师范是立国根本大计之所在，作为普及教育之本的师范教育办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国家兴亡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