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反思

8.3.2　信息时代的挑战：困境与反思

1.困境表现

情报学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其所取得的成果归纳起来可以分为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认知层面是指情报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包括学科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交流等；社会层面主要是指情报学的学科地位和社会地位。

只要简要回顾情报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是情报学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情报学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在自动化情报检索系统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初步形成了学科的研究体系和内容，基础理论研究得到深化，分支学科研究活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许多国家的文献标引、图书分类法中开始使用“情报科学”的学科名称。在本学科领域出现了众多的代表人物，并产生了一系列基础文献和核心文献。一批学术团体和专业性学术杂志繁荣发展，情报学教育也得以蓬勃兴起。这些都成为情报学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在认知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可以说情报学都沿着学科发展的正常轨迹前行。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网络技术和信息社会开始兴起，情报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学科发展陷入了重重困境。

笔者曾对我国情报学发文量进行过文献调查统计，从统计可以看出，我国情报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高峰时期：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第二次高峰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科研究进入一个低谷阶段，许多刊物停刊，发文量锐减。至90年代中期以后，发文量有所回升，但已无法与前两次高峰时期相比⁽⁶⁷⁾。究其原因，1992年9月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决定将“情报”改“信息”之后，信息领域发文量增多。自1992年以来，信息领域的论文占情报学论文总数的比重迅速上升，到1998年已接近40%；而与此同时，以“情报”或“情报学”开头的论文则在减少⁽⁶⁸⁾。

发文数量上的此消彼长，从一个侧面上反映出情报学研究对象的扩大，即由原先单一的情报(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科技情报)扩大为信息。与此同时，学科的研究范围也出现了扩展，由传统的情报检索、情报计量等特色领域延伸到信息管理、信息安全、电子商务、数字图书馆等全新的广泛领域。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学科泛化的表现，而这种泛化已经对情报学造成了种种危机，例如情报概念的不确定、研究对象的变更、基础理论的缺乏、相关学科的蚕食，以及情报学教育的式微等⁽⁶⁹⁾。有学者还将情报学的现状形象地描述为“游离的学科”与“学科的游离”。

2.困境反思

面对情报学的发展困境，学者们都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担忧，但另一方面，情报学仍然未能摆脱继续“膨胀”的惯性。这种惯性导致的结果是：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必要资质正在逐渐丢失，而情报学的学科地位以及社会认同也随之开始动摇。国外学者Pertti Vakkari非常精辟地指出：情报学之所以要进行自省，其原因在于学科社会层面和认知层面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⁷⁰⁾。目前，情报学在这两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因而，我们更需要对造成学科困境的原因进行反思。

首先，对于技术与情报学的关系，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学科产生开始，情报学就与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这种关联性，人们甚至还将技术传统视为情报学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区别所在。不可否认，情报学在每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莫不与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技术在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回顾情报学发展史时，技术因素也往往充当着主要线索的角色。但对于技术层面的过分注重，也使情报学逐渐走向了“技术唯一”的极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情报检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除了借助于日益成熟的计算机技术以外，检索语言、检索策略构建等理论也为情报检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倡导认知观的应用，但这个维度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对技术的热衷和追逐。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信息技术浪潮高涨，一贯以技术见长的情报学也不甘寂寞，信息技术所产生的巨大魅力被视为情报学的全部，唯技术论一时之间成了情报学发展的主流方向⁽⁷¹⁾。技术应用研究的盛行，致使原本就不太坚实的情报学基础理论愈发薄弱。

Saracevic在对情报学的基本特征进行总结时曾指出，情报学与技术的相关性是与生俱来的，但同时，情报学还具有明显的社会和人文维度，这个维度是超越于技术层面之上的⁽⁷²⁾。技术理性和人文价值是情报学的双重特征，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双向度均衡发展，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技术沉迷”现状。

其次，对于情报学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布什在《诚若所思》一文中，提出了机器自动化处理信息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布什理论中的闪光点。而如果从整体上进行分析和把握，我们不难领会到，布什理论的核心是关于知识记录、存储和利用的问题，而技术只是其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因而，在情报学创立之初，就已经明确：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的组织、表达、检索、利用、交流的过程及规律，其根本任务是组织知识信息并提供有效利用。

继布什之后，另一位著名的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明确地将“知识”的概念引入到情报学领域，并提出了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以及“认识地图”。他所描绘的“认识地图”，是对文献内容进行知识分析与组织，找到人们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从而深入揭示知识的有机结构，为用户提供纯情报。可以说，情报学在产生和发展初期就已经将知识作为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所要解决的是如何有效组织并利用知识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一思想没有得到贯穿，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所淡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知识的描述、揭示、表达和组织十分困难，人们对知识的认识水平还比较粗浅，不能准确地描述和表达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技术手段也不能支持知识的揭示与组织，从而使得“认识地图”的描述和绘制困难重重，仅仅停留在理论构想的层面上⁽⁷³⁾。

这种理念超前于技术的结果，导致了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界限的不分明。在对知识单元的深度分析组织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情报学的研究只能退到文献层次上。目录、标引、分类法、主题词表等手段在文献信息的序化组织方面是一个进步，但都只是对文献外部特征或内部信息特征的描述和表征，并没有涉及深层次的知识单元。而这些研究和工作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都能够解决的，既然如此，情报学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与其他学科相比，情报学自身的独立性和特征是什么？许多人对于情报学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面对情报学进展缓慢的状况，有学者提出，情报学要想取得突破，在微观上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①知识信息的表达和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识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②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⁷⁴⁾。

从学科发展过程来看，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以文献为研究对象，转向以信息为研究对象，而后又转移到以知识为研究对象⁽⁷⁵⁾。表面上看，这种“万花筒”式的变更显得无规无序，实际上，这种变更反映出情报学研究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识层次的知识单元不断扩充和深化的过程。学科发展初期，由于受技术条件所限，情报学主要对文献的外部和内部特征进行描述和表征，向用户提供检索和利用服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情报学者开始利用技术手段对多种载体形式的信息进行组织、表达、检索和共享，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利用效率，但对于知识的深层组织和揭示仍显得力不从心。在数字环境下，通过数据库技术、知识挖掘、知识库、语义网等新兴的网络组织工具，情报学者开始对知识单元进行描述、揭示、整合和组织，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在知识单元间逻辑关系的找寻和推理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发展趋势正是对情报学初衷的回归。

最后，对于情报学的发展路径，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工业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现代化“大科学”导致了“情报爆炸”。科技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的大量激增与人们的有效利用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情报学诞生的动因之一便是要解决这一矛盾。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召开了首次国际科学情报会议之后，一些具有特定学科背景(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的科学家开始对如何寻找和获得情报进行研究，并致力于情报服务工作，从而形成了新型的情报职业。在我国，情报学研究也是起步于科技情报工作的基础之上。国内早期的情报学研究主要围绕科技情报工作领域而展开，研究实际的情报工作方式，建立情报工作组织系统，并根据用户需求确定不同情报系统的职能⁽⁷⁶⁾。可以说，科技领域是情报学的发源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众多情报学者都持米哈依洛夫科学情报交流理论的观点，将情报学的研究界定为两个方面：一是静态的科学情报，二是动态的科学交流过程。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卢泰宏和杨联纲提出情报学发展应突破“科技情报”的局限，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整个社会情报系统，“大情报观”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情报学研究既要研究科技情报，也要研究社会其他领域的情报。也就是说，情报学不是某个部门的情报学，而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全方位地研究作为一种特有社会现象的情报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⁷⁷⁾。特别是1992年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名为“科技信息”之后，信息产业、信息服务等问题都纳入到情报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情报学一时之间由单一的科技领域扩展到整个信息领域。

在人们看来，情报学的这种扩张是不恰当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信息现象和信息问题纷纷涌现，这时候急需要一门学科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当时还没有一门现成的对口学科的情形下，情报学被推向了前沿。在人们看来，从情报到信息的转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人们对于情报学注重技术的传统一直留有较深的印象，而信息技术无疑是解决信息问题的有力工具。但实际上，这两个将情报学委以重任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情报学产生的一种“美丽的误会”——情报与信息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情报学本身也不是一门单纯的技术科学。因而，当信息管理学出现之后，关于两门学科的大讨论便如火如荼地展开。几番讨论过后，情报学发现自己竟然已渐无容身之地。造成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在于：情报学向信息领域扩张之后所从事的信息收集、加工、组织、整理等研究，实际上只是部分代替了信息管理的工作。在信息管理学出现之后，情报学再继续从事这样的研究和工作，只会是越俎代庖。并且，情报学自身的专长在于对信息和知识的深层次加工和分析，并不是常规的信息处理。而现在，应该是情报学归复原位的时候了。

结合情报学的特性及其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情报学的发展路径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单一领域——概念泛化及框架扩大——研究深入。在第一阶段，情报学主要侧重于科技领域，科技情报是情报学产生以来所研究的第一层面，它以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理论为指导，以科学情报为研究范围，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情报学的基础地位。建立在科学情报基础之上的情报学三大定律，即离散分布定律、相关性原理、有序性原理，为情报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提供了依据⁽⁷⁸⁾。

对于情报和信息，目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信息是一个比情报更为宽泛的概念。但对情报学涉足信息领域，笔者并不愿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更广义上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的构建。除了科技领域以外，信息和情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情报学所面临的问题不再单单局限在科技领域，而是涉及整个社会以及各个行业的组织。因而，应该将情报学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去考察，从中抽象提炼出情报研究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并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层面对情报问题展开多维度的分析研究。

这个阶段容易产生一个问题，概念和框架的扩大不可避免会带来学科的膨胀，这时如果没有坚守住学科的内核，学科将会产生异化。情报学目前的困境正在于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情报学应明确学科的内核(即对知识信息进行组织并提供有效利用，这也是情报学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所在)，并在广义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深入到具体的语境，即具体的实践应用层面，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摆脱概念和理论浮化的现状。这是情报学发展路径中的第三个阶段。

张勤指出，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可归纳为“先归纳再演绎”，即从个性研究，归纳总结共性规律，再将共性规律应用于具体实践指导，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共性规律⁽⁷⁹⁾。这种观点与文中所提出的情报学发展路径是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