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校“管理育人”现实问题的探讨

对高校“管理育人”现实问题的探讨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　蓝耿忠

党的十七大对新时期高等教育提出的任务和要求只有八个字——“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可谓字字重千斤。高教领域把这个任务和要求称之为“质量工程”，并在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依靠科学管理，提高教育质量”仍然是高校乃至教育行政部门的主流观点。因此，本文立足于“质量工程”对“管理育人”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有限探讨，借此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表达一孔之见。

一、“质量工程”隐含的育人情结

北京奥运会刚结束，2008年度诺贝尔奖在10月陆续揭晓，对中国而言，13亿国人再次扮演集体看客的角色。长期陶醉于科学昌明却又饱尝一个半世纪文明失落之历史伤痛、眼下欲急切追赶的中华民族，对诺贝尔奖情结最主要表现为民族自尊心的表达和满足。但是，在学术界、科技界、教育界乃至国家政府部门，对诺贝尔奖的渴望，恐怕都难以用申奥成功和获得奥运金牌那种满足感加以诠释。在讨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热潮之中，自然而然地把对诺贝尔奖的期盼寄托在人才培养之上，希望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培养“四化”建设人才过程中，造就出我们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就是当前热议诺贝尔奖所隐含在“质量工程”中的育人情结。不管是培养“四化”建设人才，还是要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国力的竞争，都离不开育人质量。这里既包括学校（狭义教育）的育人质量，也包含社会（广义教育）的育人质量。所以“高等教育质量”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社会性概念和历史性概念，不同的文明时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科学环境、不同的用人机制，都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不同的质量标准和要求。“质量工程”必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严谨繁杂的育人系统工程。“依靠科学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显然是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育人具体观点，而管理的对象和质量的载体就是大学生，所以高等学校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原则，是育人工程的基础，是质量工程的保障。问题是，在贯彻“三育人”原则的过程中，管理者和服务者不一定都是教书者，但是教书者和服务者都必然负有管理的义务和责任，以此延伸开来，凡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各种管理，包括社会上与高教相关部门的管理，都会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产生一定影响甚至重要影响。当我们立足于“质量工程”的基点之上审视“管理育人”环节，我们会发现从高校到社会，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探讨并亟待解决，而且也可以说是隐含在“质量工程”中的育人情结。

二、管理育人面临的现实问题

从“育人情结”可以看到人们对高校育人的质量寄予各种各样的期待，高校也在向社会做出“办人民满意的大学”的承诺。但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得大学生管理乃至高校管理工作中出现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1）管理工作者觉得尴尬的问题。大学生能不能在学习期间结婚？校纪校规需服从于《婚姻法》；学生违反学校规定，按照校纪校规进行处分之后，学生可以从法院讨回“公道”，而且往往是校纪校规“缺乏法律依据”使学校“败诉”。其实，很多学生和家长都认为“生活中，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情、合情不合时的事情很多，作为学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多的同学及家长议论：“凡事还要讲个规矩，还要讲场合，比如农民在自己的责任田中解手，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若在马路上解手就不妥；大学毕竟是求学的时光和读书的地方，硬要把结婚这种在社会上自立之后才有能力做的事情，放在大学学习阶段里来做，虽不违法却不合时。”（家长谈话）有的家长不无理由地“质问”学生工作者：“找到《婚姻法》的学生，学校得让他们结婚，结了婚的学生找到《妇女儿童保护法》，学校是否还得为这部分同学修建幼儿园、托儿所？”类似问题令人尴尬。

（2）传统求学观念在现实中变味。自古有一种传统观念叫做“求学”，好像没有听说有“求教”的，现在有了。眼下更多的现象是老师“求”着学生学习，实际上就是老师“求教”。中小学是老师“怕”学生不完成作业，就想出了“家长画押”的“损招”，有时学生没完成作业，老师就把学生和家长一起“训”。在“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和“孟母三迁”的古时候，有谁听说过为孩子学习，父母陪着孩子一起挨训的？到了大学，长大了的一些“皇帝”们在毕业设计和就业设想中认为，只要职务高、薪水厚，总统、总理都敢当，但是连起床、早读、上课和晚自习还让老师“值班”监督。在这样激烈的就业竞争年代，按理说，应该是学生本身为自己的学业着急才对，可事情正相反：学生不急校长急。有的学生说“我交学费买教育，学校得让我毕业，何况就业率都是学校的事”（学生谈话）。“教”与“学”之间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3）育人规律与用人要求的错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古训，说明“树人”与“树木”不同。育人有很多自身的规律无法违背，比如育人周期就很典型，一般的大学教育通常要经过4年的时间，高等教育无法像做快餐面那样“及时”满足窗口食客的需要，不管当年新生入学时的专业设置多么合理、是社会多么急需的“对路”人才，4年学成毕业，一些大学生就变成了“不对路”的“过时货”。育人与用人之间的这种“错位”将是一道难以弥合的“边界”，也是学生就业教育中一个颇为迷茫的问题。

（4）个人发展与教育制度的矛盾。高等教育鼓励学生个体发展，特别是“自谋职业”和竞争就业环境下更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教育仍然无法突破“应试教育”的格局，而应试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齐步走”教育，照顾了一些学生跟上“队伍”，但是更优秀、更努力的学生不能“跑步”，结果，跟上“队伍”的学生“自我满足”了，不能“跑步”的学生虽然领了奖学金，却在鼓励和赞美的掌声中“被迫消极”了。所以有人把中国没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原因，归咎于这种个体发展与教育制度矛盾的教育体制。

（5）完成学业与就业愿望有出入。就业竞争激烈，大学生的最大愿望是毕业后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当他们看到“师兄师姐”们惊呼“我毕业了，我失业了”（见前几年的某一期《中国青年》），“原本心中那份大学的神圣光环就暗淡了许多”（学生的谈话）。甚至有的学生对“大学助我成功”的自我观念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学习的态度和热情无形中受到影响。有的学生对所学专业都感到茫然，对学校各种奖惩手段和管理制度更觉得是“多余”的，如果觉得毕业后找工作“无望”，那么学校对他们的一切“管教”都是苍白的。尽管这些想法存在某种片面性和过于悲观，但这种想法和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却客观地存在着。所以，有的学生连文凭都不想要，据了解，个别毕业生和往届生之所以宁可欠学费或欠银行贷款也不要文凭，其中的一种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工作，也就不需要文凭”，再就是“专业不对口，找到工作也不需要文凭”。很显然，这些问题仅靠“三育人”原则是难以解决的。

三、结合实际探讨应对的办法

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并非全面和全部，这里要探讨应对和解决的办法，多属思考性建议，不可能穷尽和完美，而且谬误难免，甚至“抛砖引玉”都谈不上，只是育人使命所然而略述以下几点：

（1）校园小社会要面向大社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很多高校积极奉行“推到围墙办大学”的理念，高等教育早已经走出“象牙塔”，“与社会联合办学”的呼声越来越高、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形势下，相对封闭的高校校园小社会，也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与大社会接轨。有的同学说“社会上的事物，包括观念行为，校园内无所不有，只是有些人不愿承认”，一些年轻辅导员说“过去有人戏言给长江加盖可以省掉许多麻烦，现在的互联网谁能盖得住？”有的学生干部提醒“同学们终究要从校园小社会飞向大社会，管理制度和管教方法要着眼于同学们适应未来的能力，否则学校的管理效果不敢恭维”。这就是要求对大学生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有“大社会”意识，那种自我独尊和孤芳自赏的“学府殿堂”意识已经成了“皇帝的新衣”，幼儿园保姆式的错位“关爱”和家长式的畸形管理方法要改变。

（2）完善和试行育人三大机制。有人建议高校应该建立新的“知识传授机制”、“政治引导机制”和“行为规范机制”。“知识传授机制”可以同社会上和国际上进行更广泛的“接轨”，“政治引导机制”主要是保证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同时加大和加强对违纪但尚不违法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行为规范机制”则应该在“以人为本”的观念上，致力于对大学生的行为方向引导，强化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除了引导性的学习生活秩序管理之外，对学生处罚性的管理规定和实施办法纳入“法律范畴”，奉行“依法治校”主张，这是学生和家长以及法制社会的要求，近几年来“状告母校”的一些官司就表明了这种诉求倾向。这些建议有一定道理，但很多环节尚需研讨和论证。

（3）深化高教的市场经济意识。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更不是福利慈善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学生和家长说得很直接：“我们交学费就是要买教育”，活生生地把高等教育推向赤裸裸的“买卖”关系，乍一听很刺耳，稍加思索也有道理。市场经济就是要讲“一分钱一分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投资与收益关系，学生及家长是在这个前提下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所以，按照“买卖教育”的逻辑，学生只要交了学费，老师按规矩教学，一切就应该进入市场经济运作轨道，就像“买票看戏”那么简单。当了老板的往届生说：“买票看戏，总有人看得懂和有人看不懂的事，与戏院无关。交了学费是肯定享受教育服务的，但是否‘买’到专业知识，还在乎个人。”不管“教育买卖”的说法是否得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高等教育必须深化市场经济意识。

（4）尊重高教规律讲服务社会。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高校办学竞争加剧情况下，高校更要尊重高教育人规律，避免浮躁，理智地服务于社会。高教不具有打排球那样“短平快”的功能来实现育人目标。高等教育有自身的生存、运作和发展规律，如果违背高教的育人周期规律，以损害长远的利益为代价来“顺应”社会急功近利的所谓“人才需求”，社会人才将会“退化”。如果把育人当成创收手段的所谓“服务社会”，以求所谓的发展，这只能是“饮鸩止渴”，加速高等教育走向自我否定。

（5）培养学生个体创新的意识。早些时候就有人提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应该突出个体发展。有的“老外”说中国学生应试能力堪称“世界前茅”，但是“齐步走”的弊端又剥夺了中国学生成为“世界前茅”的能力，因此，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虽然诺贝尔奖并不代表一切，但是它在“满足和表达民族自尊心”之余，至少还能促进个体智慧的开启和激励创新意识。在科学发展和创新道路上，许多科学巨星，并非是学校“同一个答案”考试成绩的佼佼者，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起码也是诺贝尔奖的积极意义所在。1984年6月4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回母校清华大学演讲时说：“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还没有一位在学校里经常考第一，经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位。”这就是提醒我们的高等教育只看“齐步走”的考试高分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学生个体能力的发展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总之，高校管理要立足于“质量工程”，与时俱进地更新育人理念，深入研究新时期育人的新情况，努力解决管理育人过程出现的新问题，才可能有效保障“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