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我们现在讲“治国”的第二部分。

我猜想大家对这部分更感兴趣，因为不少同学向我提问就提到政治上来了，但我还是要强调经济自由主义重要，经济自由主义也是一种宪政原则。它不仅是经济议题，也是政治议题。关于儒家的有关社会的基本宪政框架和政治制度，应该说研究得并不多，过去主流的思想对儒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尤其是在它的政治方面，这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挖掘和提炼，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的文献，我找了一些，并不是太多，有些还是很不错，比如蒋庆的《政治儒学》。这是中国现代的学者在挖掘儒家的政治传统资源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本书。还有一本书叫《宋儒微言》，卢国龙写的，他是社科院宗教所的一名研究员，他对宋儒的一些主张做了研究、挖掘和提炼，发现宋儒的很多主张是一个宪政框架。其他人如夏勇，夏勇的《中国民权哲学》是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值得大家看看。还有何怀宏的《世袭社会及其解体》，讲的是周代的事，当然他也有很多思想。其他的有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张岩的《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等等。我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文章来讨论，后面也列了下来。

从根本上讲，儒家对社会秩序的思考，侧重政治秩序的方面。应该说，儒家从根本上对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思考和一个基本原则，叫作“天命观”，这是儒家非常重要的对政治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天命，在《尚书》里被屡次提到，而且一般来讲是在关键的时刻提到。一个是在商汤伐桀部分，就是商汤去讨伐夏桀，有一个誓词，即《汤誓》。《尚书》是应该读的一本书，里头有很多有关上古的记载，这些记载都是非常可靠和可信的，从中能看到中华文明最初产生时期的一些基本的文化原则。后来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也有《泰誓》。

在打仗的时候宣誓，其实相当于政治宣言。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要说我这个行为是有着政治合法性的。这很重要。在当时的背景下，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无论是商汤伐桀还是武王伐纣，难免被人看作是犯上作乱，因为桀是天子级的政治领袖，虽然不像后来的政治结构，那种结构是一个部落之间的政治联盟，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在上位的政治领袖，商汤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包括后来的武王伐纣的情况也是一样，他要说他这个行为是正确的，就得有一番道理。那么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要说被伐的人丢了天命，这个人是一个暴君，已经没有天命了，不配做天子了，所以他的行为是替天行道，他是得了天命的。基本逻辑就是这样。其实，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想获得政权的集团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它要告诉所有人，不然的话，这样的统治是不能被接受的。

这种天命观的逻辑又和一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就是“民”的概念；还要和另外一个概念，即“德”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天命是怎么获得的？为什么判断这个人得了天命？为什么判断那个人失了天命？这在《尚书》里讲了很多。比如它讲天和民的关系，“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泰誓》里的，武王伐纣的誓言，就是说怎么判断得天命和失天命呢？这很简单，商纣王荒淫无度，他极大地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给老百姓带来了痛苦，那么他就丢了天命。“天矜于民”，“矜”是依赖的意思，天要依靠民，判断这件事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老百姓喜欢的事情，天道也只能这样。还有一句话，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是这个意思。怎么理解天道？其实是要依赖老百姓这个视角，“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一个概念。这是把天和民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古人有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安抚我，想要照顾老百姓的利益的人，就是王，“后”这里是王、帝的意思，就是政治领袖，就可以当统治者；但如果虐待我，这个人就是仇敌，根本不配当统治者。所以在早期，夏商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天命观。得天命就是有政治合法性，失天命就是失去政治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天命又和民联系在一起。

这样一种基础性的宪政原则奠定了这样的基础，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政权可以有政治合法性。统治是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是顺应了民意，是否想到了老百姓的利益，是否让老百姓感到幸福。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政治合法性。当然还有一层意思，这种天命，这种政治合法性不是命定地属于某一个集团。这个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说法，比如像犹太人说的，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样的种族天生就是上帝的选民，它要来统治别人，那么这就是一个命定的合法性。但这种观念是大错的。因为他说他生下来就是统治者，那么对他就没有约束了，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这样的一种观念有问题。而天命观的含义就是说一个人可得天命，也可失天命。

我刚才讲天命和“民”的关系，还有就是和“德”的关系。统治者要想到老百姓，就要约束自己，不能去侵夺老百姓的利益，去征重的税赋，那是不行的。《尚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叫作“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上天并不偏爱某一个集团，哪个集团配来统治，上天是不知道的，但是上天知道，谁要是有道德就会辅助谁，就让他去统治。这个思想也是很重要的。这其实是给任何统治者一个约束，就是必须顺从民意，必须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还要有道德约束，约束自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宪政原则。这是政治的宪政原则，解释政权合法性从何而来。

我曾经提过这样一个假说，一个成熟的天命观是这样形成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是在周的时候。在这之前，虽然商在推翻夏的时候，也提到了天命，但是它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表明，他们认为他们天生有天命。何以见得呢？这是因为考古学家提出，在甲骨文中，记载着在武丁之后，商人在祭祀先祖时，将他们的先祖等同于上帝。也就是说，他们的统治者就是神，就是天道本身，他们本来就有天命。这是商的概念，所以，后来就有像商纣王这样的暴君出现，因为他没有约束，因为他认为自己就有天命，他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约束自己的，不需要考虑老百姓的。

但是这样一种思想到了周以后发生变化了。这集中体现在《尚书》后面的《周书》中，《尚书》实际上是一系列上古书籍的累积，它可能是不同时代写的，都合在一块儿了，然后冠之以“尚书”这个名字，它最开始不是一本书，而是好多本书。其中《周书》专门讲周时代的事情，它就对天命反复地讨论，包括周公也在讨论。他们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在那儿宣誓，说商纣王已经不是天子了，他已经失了天命，他只是一个暴君，那么现在要除掉这个暴君，要替天行道，而且在后来周公一系列的讲话中反复地说，周的统治合法性从何而来，商为什么丢掉了这个合法性，他们对这种统治的更替做了更多的思考。他们形成了一个原则，对周来讲，就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命定的统治者，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统治者，而是要听从民意，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还要约束自己。具体表现在周人不再把自己的先祖和神混为一谈。我上次讲过，周人很明确，上面有天，他们的王是天子，不是天本身。那么他们在祭祀的时候，祭天和祭祖是分开的，祭祖的最高规格是配天，就是主祭是天，他们的先祖配在旁边，叫配祀，配天是他们先祖的最高荣耀了。注意这时候他们把天和他们的先祖分开了，就是说，他们不是天，他们争取能够获得配天的荣耀。这个时候，周人非常清楚，他们不是命定的统治集团，必须努力做好，要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假说。看看历史，周的结束和夏、商的结束的原因是不同的，夏和商结束的原因都是被伐的，但周的灭亡不是被伐的，它是由于诸侯坐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这是我首先要讲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