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制造人类的时候就把我们制造成不完美的人，我们一辈子努力的过程就是使自己变得更加完美的过程，我们的一切美德都来自于克服自身缺点的奋斗。
——俞敏洪（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新东方学校创始人，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考上大学是每位学生的愿望，考进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更是每一位学生梦寐以求的事。一般而言，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在中学里学习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不然他不可能在高考中取得足够高的考分被名校录取。优秀生考上名校顺理成章，可喜可贺，但是他们进入大学后，要面对的也是各个地区的佼佼者，要想从众多优秀学生中出类拔萃，也需要很大的挑战，也需要顽强刻苦的拼搏。
20世纪80年代，一位北大研究生说：“北大文化密度太高。一般的书和论文多点少点差异不大，我们只有从灵魂深处挖掘最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并用死劲写出高质量的著作。才能在林立的桅杆中耸立一支独特的桅杆，倘能如此，在全国也能新开一面，独树一帜，否则作为一北大学人是有愧的。”
可见，迈进北大并不是挑战的结束，恰恰是更大挑战的开始。
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些光环，他觉得作为一个北大教授，一定要在专业的学术上取得成就，才能配得上北大的荣誉。那时北大一些留学博士对刘半农的初中学历表示异议，认为他资历浅，且在一次关于编辑某杂志的编委会人选问题的讨论会上直接提到了学历问题。这样的讨论深深刺痛了刘半农敏感的心，于是，他又一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
1920年2月，刘半农在教育部派遣下，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带着妻女到欧洲学习。他打算用自己擅长的音韵学，选择实验语音学作为主攻方向。他们最先到了伦敦，然而战后的伦敦物价一路猛涨，加上刘半农的夫人又生了龙凤胎，经济显得很拮据。他从朋友那里得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生活费用也比英国便宜，于是在1921年6月全家搬到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巴黎的消费水平虽然比伦敦低，但对于一个仅靠薪金养活五口人的家庭来说也很不容易。
即使这样，刘半农依然没有退缩，在夫人的支持下，他坚韧地坚持着他的学业。同年9月，他写成《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寄送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按北大规定，出国留学的人要写日记，按月交给北大备查。但刘半农觉得写日记太零散，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著书立说上。几年时间，他著成《四声实验录》、《汉诗声调实验录》和《语音学纲要》等重要学术作品。
经过多年的刻苦攻读，1925年3月17日，刘半农在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堂参加了国家博士考试。他的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还荣获了“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
1925年9月，博士毕业的刘半农回到祖国，重新回归北大担任国文系教授、国学导师。他以“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继续着他作为实验语言学家的事业，把研究方向牢牢地定位在语音上面，并在北大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刘半农不是一个单纯的爬格子的人，而是一个杰出的实验语言学家。对于实验他事必躬亲，一会儿去故宫测试所藏古乐器的音律，一会儿去西北研究民俗，为各地的方言录音，收集俚曲小调，忙得不亦乐乎。此外，他还和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发起了“数人会”，以讨论国语统一问题。为了中国实验语言学的发展，刘半农真可谓是不辞劳苦的猛士。
一些刚从中学考入大学的青少年学生，可能觉得原本基础较好，高考考分也不低，以为上了名校后，觉得十年寒窗苦苦拼搏的目标已实现，既然进了大学，那就可以放松放松了，丧失了之前的那种斗志。
其实他们忘记了上大学的目的是利用有利条件，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打基础，在中学里，他们需要挑战的仅仅是北大的录取分数线而已，到了北大后，他们需要挑战的更多。
上大学完全不同于上中学，学习生活上强调自觉自律，不再时时有老师和家长督促、提醒。上大课的时候既没有人点名，上课也常常换教室，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人督促，课余自习，你既可留在宿舍，也可到图书馆或公共教室，学不学全凭自觉。对于长期被严格管束的青少年，突然间有了那么大的自由度，便约束不住自己，把学业丢在一边。
其实，上了名校，就等于来到一个更具挑战的地方，更需要下苦功夫，坚韧不拔地努力学习。赢得了高考，你只赢得了一张车票，赢得了之后的挑战，你才能赢得人生的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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