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论经济变革

经济学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只把它留给经济学家们去研究。说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反映了造就他这个人的非经济方面的价值观，这不是在怀疑他的专业知识或正直的人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但是，现存的经济学家也同样是外界影响的奴隶。凯恩斯本人就是如此，他是“布卢姆斯伯利”文化圈子里的一位成员，这些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美德，同时也微妙而确定地放弃了经济学中传统的自由法则和约束，于是“凯恩斯主义”就成了他们的观点的代名词。

我自己在经济学上的观点，来自我成长的那个世界得来的个人经验。我的“布卢姆斯伯利”就是格兰瑟姆——卫理公会教、食品杂货店、扶轮社以及在那种环境中培养出来并且受到尊重的所有严肃而沉稳的美德。就我而言，在罗伯茨家族中的生活经历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的成长和早期经验，不仅让我了解了政府不能做什么，对于后来我才知道的“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制度”，我也形成了一种赞同的观点。对与我同时代的政界人士来说，大萧条中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失败，使他们确信必须要找到更好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我们家店铺红火的生意以及格兰瑟姆小镇喧闹的镇中心显示出正好相反的情况。对于他们来说，资本主义是陌生和严酷的；但对我来说，它是熟悉和有创造力的。我能够理解的是，正是因为让顾客满意才使我的父亲能够雇用更多的人。我知道，正是国际贸易，才把茶叶、咖啡、食糖和香料带给了那些经常光顾我们店铺的顾客。此外我也感觉到，与在任何地方的任何集市上所看到的情况一样，做生意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有人情味的、社会性的、可以增进友谊的社会活动。事实上，它虽然严肃，但是也很有趣。没有什么课程能比在一个街角的店铺里做生意更好地了解自由市场经济了。因此，对于英国在战后沿袭下来的经济智慧，我是打过预防针的。

由于主要受到凯恩斯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那些年人们强调的是政府通过直接和持续的干预改善经济情况的能力。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能以一种开明的方式来使用国家的大权，就能使个人、家庭或者工商企业摆脱其在生活中受到的种种约束和限制。特别是，如果一个家庭的花销超过了它的收入，它就会走向毁灭；而（按照新的经济学观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种做法却是一条走向繁荣和充分就业的路。大家几乎都认为，不管是从道义上还是实践上来讲，政府的支出都要比私人的支出更加可取，因为它有更高的、更为合理的既定目标。在我还一点都没有读过弥尔顿·弗里德曼或者阿兰·沃尔特斯的著作之前，我只知道这些做法不可能是真实的。在我先后担任反对党领袖和首相的那些年里，所发生的一项最大变化，可能就是绝大多数决策者（甚至经济学家）都改变态度同意了我的观点。

现在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即增加政府借贷的后果将会使利率比先前更高。如果人们推测更大的赤字在未来会使货币供应量进一步增加，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这样，允许预算赤字上升就只会阻碍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谈到过的1981年的预算，就是以这一认识为基础的。当时，有364位经济学家发表声明攻击我们的策略。他们认为，这一战略是对当时占上风的正统做法的直接挑战。但是，这一挑战成功了。1981年夏天的数字预示经济将会恢复，而接下来的那个季度的其他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到了1983年，经济情况是如此之好，再加上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胜利带来的影响，确保我赢得了最顺利的一次大选。

与我的许多同代人相比，我在政治上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对于他们来说，首先要从理论上说服他们相信货币主义、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好处；而对我来说，技术上的观点和见解与我的基本感觉和早年经验如此一致，因此我很容易就被说服了。而我对这些好处的信服，又有助于我去说服其他的人。

在1979—1990年任职首相期间，我有机会让我的这些信念在经济政策中得以实施。我很幸运地获得了三位财政大臣的帮助。我们计划实行的政策与战后大多数时期的政策有着根本不同的目标。我们认为，既然（在一个自由社会）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使顾客满意，所以就没有理由确立“充分就业”这一目标。相反，政府应该建立正确的、健全的货币框架，实行低税收并减少管制，还要建立灵活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以促进繁荣和增加就业。

我到唐宁街十号时，对如何搞好经济只有一个总体设想，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因为不同领域的进展，都有赖于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我们的经济战略，由四个部分组成。

反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中，以及在英国人的内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在战后的年代里，它接连不断地达到更高的高峰，并且在1975年已经危险地接近了极度通货膨胀，结果是通货膨胀更加难以消除了。只有长期坚持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并改变人们的期望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从1980年起，在中期财政战略的构架中采用了货币政策，并以减少政府借贷的财政政策作为补充。与任何真正的战略一样，它也必须适应环境情况。例如，当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项措施的某一货币的总量出现问题时，就有必要再想其他的办法。而且，与任何的战略一样，它发生错误的风险不可能自行消除。但是，它限制了这类错误的范围，并且，由于在过去几年坚持了这一战略，因此虽然遭到一些困难，但它仍然赢得了信誉，这本身就增加了人们对于经济的信心。1981—1986年，由于我们坚持把中期财政战略作为政策的核心，从而使通货膨胀从21.9%这一高峰（1980年5月），下降到2.4%这一低点（1986年夏季）。

控制英国的财政。1981年的预算牢牢控制了供应部门的借款，在我担任首相期间，对此也从未放松。1987—1991年，我们还偿还了270亿英镑的债务，从而把国民收入中政府债务所占比例降到“一战”以来最低水平。至于公共开支，虽然1980—1981年度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失业人数增加，政府收入减少，从而增加了公共开支，但仍扭转了以前的增长趋势。对公共开支的严格控制，还使我们可以降低税率。奈杰尔·劳森的1984年预算，对公司税做了重大改革，同时削减了资本补贴和公司税率，以鼓励更加有效地利用企业投资；1988年预算完成了削减所得税的计划，使原本较高的税率降到40%（无论是储蓄收入还是工薪收入），并把基本税率降到25%。较低的税收，加上为企业提供更受欢迎的管理氛围，英国作为欧洲吸引外部投资的主要场所的地位将会得到巩固。

促进私营企业和私有制。1979年，政府做出明确的非国有化承诺的领域只有航空航天工业和造船工业，此外还出售了国家货运公司的股票。但是我们的胆子变大了，我们一边学一边干。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一个接一个地好转了，在经济气候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已经做好了私有化的准备。到1983年大选时，准备实行私有化的企业数量大大增加，包括英国电讯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劳斯莱斯汽车公司、英国钢铁公司的一部分、英国莱兰汽车公司和飞机场。煤气、水、电等其他公用事业，也按照不同的结构和管理体系进行了私有化。到我离职时，工业中的国有部分已经减少了60%。伴随着私有化的推进，还实施了更加广泛的股权持有计划，有大约1/4的人拥有了股份。我已重建一个自由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鼓励建立一个拥有资本的社会。我感到我已经走得很远，甚至比自己预期的还要远。

结构改革计划。削减边际税率和私有化也是其中一部分，以使市场能够更加有效地运转，即所谓的“供给端革命”。从1980年起，我们实行了一个渐进的工会改革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就业法》中削减了工会的豁免权。在新秩序下，要靠顾客满意而不是使用集体的力量去强求补贴。劳资关系也有了相应的改善。当然，我们的改革没有局限于此，而是涉及了所有的市场。我们取消了外汇管制，以及在物价、收入和股利方面的控制。在金融服务方面，我们促进了更大的竞争。我们减少了对私人出租房屋的控制，以鼓励人们提供更多的住房，使公共部门的住户有权以很大折扣来购买自己的住房。在教育、国民医疗保健服务和地方政府等公营领域，我们也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以促进竞争，并以此来提高货币的价值，并提供更多的选择。

中、东欧的经济改革家们，当然想研究最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因为他们也打算建立这样的模式。很多人都把眼光投向了英国，特别是想向英国学习私有化的做法，虽然这些做法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加以调整。但是，最有影响力的还是美国和英国的例子。

美国和欧洲的模式有很大差异。传统上，美国人强调有必要实行有限的管理、较少的规范、低税收和尽可能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它的成功首先表现在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它一直比欧洲做得更加成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共同体就业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而美国则达到1.8%。此外，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大多数就业机会都是私营企业创造的。在欧共体内，失业时间在一年以上的人占失业总人数的40%，而美国只有10%。

然而最近，欧洲模式特别是德国模式，受到了美国政府中一些政策制定者许多表示赞同的关注，他们赞成对培训、工业政策和有管理的贸易进行干预的政策。因此，了解德国的弱点和优点就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世界上自由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榜样和典型代表美国，在其对内、对外经济政策上都偏离了自由资本主义，那就会对整个自由企业制度带来重大影响。

“二战”之后，西德成为欧洲主要经济大国，人们把它称作一个“经济奇迹”。德国人之所以成功，因为通货膨胀率非常低，同时生产率又非常高。20世纪50—60年代，他们对“社会市场”政策，更多强调“市场”而不是“社会”。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国家干预以及工会和管理当局共同决定的增多，上述情况发生了一定的逆转。税收以及雇主按照规定的负担都大大增加了，再加上在吸纳东德时因为处理不当而带来的冲击，导致以前的成功经验，现在却变成了严重问题。此外，在所有国家中，德国劳动者工作时间最短，而假期最长。因此，德国目前的繁荣还能持续多久，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这一分析绝不是“反对德国人”。的确，正是因为德国人所具备的卓越品质，德国代表的更具社会主义特点的资本主义模式才能取得像现在这样的成效。

^[1]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2]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3]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0页。

^[4]　邓小平：《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3—1354页。

^[5]　习近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6]　新华社电：《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7]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65页。

^[8]　约翰·科特、丹·科恩：《变革之心》，刘祥亚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92—108页。

^[9]　唐皇凤：《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的一种理论解读》，载《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10]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张成林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11]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147页。

^[12]　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13]　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

^[14]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张成林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15]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16]　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7页。

^[17]　玛格丽特·撒切尔：《促进自由企业制度的变革》，《通往权力之路》，李宏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