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代言人

世界观转变以后的托尔斯泰，开始以宗法制农民的观点看待一切问题。他唾弃贵族资产阶级寄生堕落的腐朽生活，决心“劳动、谦卑、受苦、救人”。

1881年秋天，托尔斯泰全家迁往莫斯科居住。从此，托尔斯泰在莫斯科断断续续度过了一生中近20年的时光。

初到莫斯科，托尔斯泰对那里贫富悬殊的现象感到痛心，他的生活日趋平民化。托尔斯泰开始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还经常做一些体力活儿，如劈木头、生茶炊和擦靴子，并辞退了家里的一些仆人和厨子。

为了进一步“学习农民的信仰”，过平民化的生活，托尔斯泰先后访问调查了好几处贫民聚居地。但他所到之处，见到的却是一群群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乞丐和农民。这种可怕的贫穷和堕落使他感到特别痛心，并强烈地渴望立即改变自己奢侈的生活。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这篇文章中，他详尽地谈到了这些悲惨景象给他的深刻刺激，并怒斥贵族们的虚伪冷漠和无动于衷。他在《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中又对人民的这种生活做出了尖刻的评论：“难道就这样止步吗？”“没有任何事业能比改变或扫除这种生活发展的障碍更为重要了。”托尔斯泰的言行很快激起了沙皇政府和正教教会的不满，他们于是想方设法加紧对他进行迫害。

1882年秋，沙皇政府传令各地，密切注意防范托尔斯泰的“有害活动”，并派特务对他进行监视。与此同时，他们还明令禁止出版“破坏社会和国家组织”、“并且根本违反教会教义”的《忏悔录》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论文。但托尔斯泰却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农民，替农民说话。

19世纪80年代中期，托尔斯泰创办了媒介出版社，主要出版人民大众的优秀读物。出版物因通俗的内容、低廉的价格，很快拥有了大批读者。

媒介出版社推出读物最多的就是托尔斯泰自己的作品。在媒介出版社成立初期，他先后写出了《哥儿俩和黄金》《两个老人》《人们靠什么生活》《人需要多少土地》等许多有影响力的民间故事。这些作品通过描写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不幸，有力地抨击了宫廷贵族老爷的残暴与贪婪，并处处流露出“托尔斯泰主义”思想。

19世纪80年代后期，托尔斯泰又先后创作了一些小说和剧本，其中包括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剧本有五幕悲剧《黑暗的势力》和四幕喜剧《教育的果实》等。

1889年，经过重新改写的剧本《教育的果实》在波良纳庄园首次上演。它反映了贵族老爷生活的腐败和农民土地奇缺的社会现实。在剧本中，农民成了主角，而那些贵族老爷则成了被批评和讽刺的对象。这部戏剧在莫斯科首次公演后，更是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但鉴于它“嘲笑了贵族阶级”，最终也遭到了同《黑暗的势力》一样的禁演命运。

这两部剧作是托尔斯泰经历了精神探索和世界观的激变后写成的，更容易让普通人接受。由此，托尔斯泰的戏剧被称作“人民的戏剧”，而作家本人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

19世纪90年代初期，俄国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使本来就贫困的农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已经60多岁的托尔斯泰为了救助灾民终日奔走呼吁，使社会各界深受触动而纷纷向灾区捐款。

这期间，托尔斯泰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如《论饥荒》《论救济灾民的办法》《关于救济灾民最后报告的鉴定》和《天国在你心中》等。他以犀利的文笔揭示出了人民在繁重的赋税和土地奇缺的情况下受灾、受饥饿的惨状。作家在写下这些文章的同时也认识到，救灾活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处境，而那些贵族的“恩赐”（包括自己在内）背后“有某种极为可怕的东西”。这些论文字里行间都贯穿了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道德学说。

托尔斯泰的赈灾言行引起了沙俄政府的震惊和不安，但鉴于托尔斯泰的巨大声望，他们不敢妄自施用严厉的惩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