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问答评赛“竞选”直击问题最“揪心”

广东在全国率先推行述责述廉活动

时至年末，多数地方都在盘点自己的2011年。可对于珠海、云浮两市以及江门的新会区和湛江的吴川市的党员干部们来说，今年不得不在榜上大书特书的就是当地今年首次实施的党委一把手述责述廉活动。“我们县委书记在150多人的大会上直接点出镇委书记的问题，说你们镇没有做好干部回避任职的工作，有的镇干部一家几口都在镇机关工作，你说这样的问题你怕不怕？”江门市新会区的一位干部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这几天，四个地区正在准备对其下辖的区县或镇街进行整改结果的考察。

去年9月，我省制定下发《广东省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述责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通常是地方党委或政府有关职能单位领导班子的一把手，要定期向上级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报告执行责任制规定情况。今年初，我省确定珠海市、云浮市和江门市新会区、湛江吴川市为先行点，四地于今年中下旬率先实施了第一责任人口头述责活动。通过“一述、一问、一答、一评”四个环节，述责活动想走过场都难。

调查摸底

提前到信访办、公检法司调查问题

述责的概念为广东首创，与之前党内已有的述职活动不同，述责主要是地方或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向上级党风廉政领导小组陈述报告自己的廉洁问题以及其管理部门、地方的廉政工作开展的情况。

在去年我省下发的《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述责人述责的内容要包括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情况；加强作风建设情况以及个人廉政从政情况。

口头述责要求包括三个环节：述责人自述；上级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成员询问，述责人答辩；上级一把手讲评。

对于珠海和云浮两市来说，是其所辖的区、县党委或政府的一把手向两市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述责；而江门的新会区和湛江的吴川市，则是其所辖各镇向两区（市）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述责。

除安排述责活动的流程外，四地的纪委监察局从述责人书写述责报告开始，便全程介入。珠海市纪委更明确规定，“1/3以上的篇幅要讲问题，而且述责报告中要讲明问题的整改措施。”该市纪委副书记姜建平告诉记者。

“可是有的领导干部一开始还是搞不清楚，大书特书自己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结果都被我们打了回去，要求重写。”江门市新会区纪委副书记林振强对记者说。他告诉记者，纪委会明确地告诉各镇的党委书记，“你们要把自己的问题写清楚，我们要是发现你在述责报告中不提的话，第一次会先点一点你的问题，如果我们点出的问题，你还不写到述责报告中去，我们就在询问环节，当着100多人的面提你存在的这些问题。”

纪委之所以敢说能“点出”问题，是因为在述责工作开展前，四地的纪委都派了专门人员到准备述责的人员所管辖地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将存在的问题一一记录在案。

新会区利用镇级换届进行的干部考察时机，让区纪委的10位同志参加考察组，参与了解述责人的履责情况。与此同时，区纪委的工作人员还专程到信访、案件检查，以及从公、检、法、财政、审计、组织等部门了解各镇（街）近年发生的违纪违法违规情况；还通过网络媒体，公布收集意见的电话和电子邮箱，征集社会意见。

珠海市还在每个区发问卷100份，调查对象包括机关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班子成员、服务对象和群众，其群众所占比例达20%以上。

述责问答

“不紧张是假的，以往我们汇报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就是向上级纪委、组织部、市委写一个书面报告就行了。这次不同，我要站在台上，当着珠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及市纪委监察局班子成员和市属所有部、委、办、局的一把手，也就是处级以上干部的面汇报工作，接受询问，还有可能被点出问题，像竞选似的，压力真是很大。”珠海市香洲区委书记张宜生告诉记者。

与自述环节相比，问答环节让人紧张。因为述责人不知道询问人要问自 己什么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市纪委的同志在会前摸底阶段搜集整理出来的。“现在很多人都想做老好人，谁愿意在这种场合提一些尖锐的问题得罪人呢？”珠海市纪委的工作人员在准备问答环节的时候的确有过顾虑。为怕问答环节的时候出现冷场，珠海市纪委要求该市的8个党风廉政建设小组成员每人至少提1个问题。

为回答好一个问题，张宜生做了充分的准备，列出了可能被问到的十几个问题，一一准备好回答的内容。

在珠海市述责现场，参会者询问述责人：“公车治理中群众反映有的单位违规配车问题突出，是不是领导没有带好头？你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整改解决？”可见问题的尖锐。

其实，第一次组织述责活动，四地纪委的同志也是在摸索中找方法。比如，会场的设计。“如果主席台过高，几位市领导坐在台上，述责人自述并接受台下的提问以及市领导的点评，有点像审判犯人或者批斗，我们觉得这样不好。”珠海市纪委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于是，他们找了一个主席台非常低的会场。

“我至今能够记得当时领导给我提的问题以及对我的点评，紧张啊，印象也深刻，”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镇委书记李惠文告诉记者。他述责的时候，正有新会区区委委员、区委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各镇（街、区）的党政主要领导，部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30多人观看他的述责。当时大会向李惠文提出的询问题目是“你镇去年处理了个别违纪违规的镇干部，特别是社会事务办主任利用职务之便侵占福利救助资金的问题，影响极坏，现在想听听你如何亡羊补牢？”李惠文于是诚恳地介绍了该案的情况，并把整改的方案介绍了一遍，才算“过关”。

一一点评

会上公布成绩，述责人面临当场被撤危险

新会区委书记邓浓乐对自己工作的点评，李惠文至今能够背出来。记者在该区述责档案记录中看到，李惠文回答完问题后，邓浓乐开始对他说：你工作取得了诸多成绩，也还存在三个问题：个别党员发生过违纪行为；有个别村干部在村委会办公地赌博；希望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领导工作。

如果说提问环节已经能让领导们紧张万分，那么上级一把手的点评则是述责人最“揪心”的。点评评语代表了市领导他们的基本看法，有的是直接的批评。“面对面批评还能接受，当着100多人的面批评，指出问题，有的人真是挂不住脸，有个干部甚至当场在发抖。”一位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三资管理不到位、个人作风要谦虚、干部家属任职要回避……”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在四地的述责会场，都被一一点评。

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直接地“点出”干部的缺点，不怕他们下不来台吗？亲自“点”出很多问题的珠海市委书记甘霖对记者说，他之所以要“点”出问题，就是不想把述责会议开成表扬会、汇报会，讲问题要鲜明，还要提出他们今后改进的思路和措施。“有些问题比较尖锐，比如干部中存在的‘推托风’、‘空谈风’问题，惠民利民措施不够到位的问题，隐性腐败的问题等。问题提出之后，各区都在整改，这就达到了效果。”

不过，还有让人想不到的，那就是在珠海的述责现场。该市原本并没有准备现场公布给述责人的打分成绩，但在与会的省纪委领导推动下，决定当场公布打分成绩。

这意味着什么？根据珠海市述责活动的方案，该市将建议市委有限任用满意票数较高的述责人；不满意票占总票数1/5至1/3的述责人，将对其进行诫勉谈话，责令认真检查、限期整改；不满意票数达到总票数1/3以上、经考察确定为不称职的述责人，建议调整其职务。

也就是按照规定，如果票数公开了，那么不满意票数达到总票数1/3以上的述责人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认定为“将被调整职务的人员”，几乎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不过，此次珠海并没有出现这一幕，但这还是让4位述责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在云浮市以及湛江的吴川，也都采取了当场评分、公布分数的做法。云浮市在打分时规定，满意和比较满意票占总票数90%以上的，评定为“好”等次，占总票数70%—90%的，为“中”等次；不满意票占总票数30%以上的，为“差”等次，其中5人被评为“好”。

整改落实

动真格，15日内出整改方案

经典摘录

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对于述责中由述责人自我检查发现的问题以及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讲评中指出的问题，述责人应该如实向所在领导班子报告，并组织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目标和具体措施，并将整改任务落实到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

甘霖告诉记者，通过此次述责大会，干部们的事业心得到增强，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确实有了较大的改变。目前珠海正在制定《珠海市党风廉政建设制第一责任人述责办法》，把这项工作制度化，下一步珠海准备开展经济功能区党风廉政第一责任人的述责活动。

“其实，如果上面的领导认真来，下面的人也就认真干，如果你是虚晃一枪，那下面的人就跟着虚晃一枪。”李惠文坦诚地告诉记者。他说，这次述责活动对他的触动非常大，“那些走过场、不痛不痒的考核不可能如此触动我们”。

李惠文述责后回到镇里，便组织召开了党政班子会议，把区委书记给他指出的问题指给所有领导，让分管相关工作产生的问题领导当场做了检讨，并要求他说出今后怎么办。“该检查的检查、该整顿的整顿。”李惠文还建议，明年，新会的述责活动要把那些资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领域的有关部门一把手纳入进来，这些都是需要重点监督的领域。

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对于述责中由述责人自我检查发现的问题以及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讲评中指出的问题，述责人应该如实向所在领导班子报告，并组织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目标和具体措施，并将整改任务落实到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整改方案要在述责后的15个工作日内，报上级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于半年后报告整改结果。

在述责会上被指出问题的张宜生，也是述责之后便回来召开了区党政会议，研究问题，部署整改。他告诉记者，述责活动的开展对他触动很大，目前他正准备筹划将此活动推广到香洲区，要求区以下的各街道和区各部门的负责人述责，以此来推动工作。

在述责会议上被指出在“农村三资管理上存在问题”的新会区三江镇镇委书记李永忠，在述责会议结束后便立即开始着手处理一个“老上访问题”，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多年前，该镇深吕村的村小组长私下以低价把村里的田地转包给承包人，此事被村民得知后开始上访。但很多单位都称因为合同已经生效，此事难以解决，于是民众上访了七八年也得不到解决。为解决这个问题，李永忠专门请来律师咨询，并决定支持村民起诉，“只要有2/3的村民联名，就应该能推翻原有的合同。”从此，农民再未上访，等待法庭的审理。

通过此事，李永忠认识到，农村最大的矛盾源便是“土地流转信息的不公开”，“如果要求所有的村都公开这些信息，接受村民的监督，类似深吕村的事就不会再发生。”为此，他现在在三江镇大力推动“底价公开、承包期限公开和投保方式公开”。

（原文见2011年12月31日《南方日报》A08版　记者　赵杨　通讯员　粤纪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