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克
1938年至1941年，甘肃西海固地区的回族群众连续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均被镇压以失败告终；第三次起义虽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起义军残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将这支革命的火种保留了下来并发展壮大。
一、顾全大局，起义军接受共产党改编
甘肃省西吉、海原和固原地区地处西北贫瘠山区、经济文化落后，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在当地土豪贪官的压榨下，更是民不聊生。当年红军长征途经这里时，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回民风俗习惯，认真宣传贯彻了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特别是在同心、海原曾建立了豫海回族自治县，在当地回汉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他们一方面以大军围困封锁陕甘宁边区，另一方面又压制回汉群众的抗日要求。他们取缔回民抗日组织，加以强拉壮丁，横征暴敛，践踏回民风俗习惯，遂激起了当地回汉群众的愤慨。1938年至1941年,当地爆发了3次回民武装起义。但因缺乏正确领导，组织纪律松懈又无后勤供应，前两次起义都在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1941年3月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比前两次规模、涉及地区范围都大，起义军有数万之众，虽经艰苦奋战，但伤亡惨重，部队大部分溃散。所余残部数百人在旅长马国藩、团长马思义的带领下，经固原东山，从陕甘宁边区西部的环县苗儿掌进入陕甘宁边区。
回民起义军进入边区当即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及各族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驻庆阳专区的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副旅长耿彪、陇东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白寿康、专员马锡武以及中共陇东地委段德彰、朱敏等领导同志特地接见了起义军领导人，并亲临驻地进行慰问。随后党中央又派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肖劲光由延安到陇东慰问起义军，为牺牲的起义军战士送了“浩气长存”的金字挽幛。经反复协商，起义军同意将该部队编为陕甘宁边区抗日回民骑兵团，由驻陇东地区的三八五旅代管，部队驻含水县的蒿咀铺、柳沟一带。
1941年7月中旬，团长马思义、副官马智宽、周尚义等到延安参观学习，在此期间他们参观了抗大、鲁艺、陕北公学，并在陕北公学的民族部（延安民族学院的前身），作了有关三次起义的报告。他们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受到各族同学的热烈欢迎。此时杨静仁恰在延安，在杨静仁的陪同下，他们在边区政府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领导同志的接见。毛泽东对马思义勇于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毅然进入边区接受党的领导表示欢迎。毛泽东说：回族人民在历史上曾进行过多次革命斗争，但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包括回族人民的解放，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毛泽东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训练部队，不断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加强同各族人民的团结，为回族人民的彻底解放做好准备。
二、解决矛盾，通过教育稳定部队情绪
为了帮助回民骑兵团解决后勤供应，陇东地委派熟悉回民群众生活习惯的魏一吾和回民干部周金红、周金山、何仲发等同志帮助工作。马思义在延安参观期间曾提出要求上级选派干部帮助教育部队，据此西北局决定派杨静仁为党代表领导该团全盘工作，同时派我到回民骑兵团任文化教员。7月下旬，我们离开延安随同马思义一起到达回民骑兵团当时的驻地。根据上级的指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部队内部情况，通过团结教育达到稳定部队情绪、逐步建立正常的生活学习制度的目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们认为这200多人的起义部队在名义上是有班排连的建制，实际上是一盘散沙，仍保持着农民家族、宗教亲戚多重关系，社会成分出身也很复杂。虽然起义部队中多数人是淳朴的笃信伊斯兰教的农民，但其中也有旧军队士兵、哥老会成员、小商贩、无业游民等。他们利用一些群众，背井离乡、怀念故乡的情绪，不时煽动群众，伺机瓦解部队。加上当时旅长马国藩和团长马思义身边各有一部分亲信，往往因一些琐碎小事闹无原则的纠纷，矛盾时有激化。这些情况的存在致使部队情绪不安，局面混乱，根本谈不上进行教育训练。
杨静仁至该部后，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马国藩与马思义（即旅部与团部）的矛盾。由于杨静仁能以身作则，带领来团的回汉族干部严格遵守回族风俗习惯，加之杨静仁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深入浅出，所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即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尤其是马国藩、马思义等主要领导深信，杨静仁是共产党派来真诚帮助他们工作的，是有远见卓识、有才能的干部。
此时，西海固又传来起义军亲属屡遭国民党军队逮捕残害的消息，群众义愤填膺，尤其是马思义家中老幼十一口人惨遭杀害，更令马思义怒火如焚，决心率部返乡报仇雪恨。12月下旬，不经请示上级批准，又不与杨静仁商量，马思义擅自率部离开驻地，经一夜奔波到达庆阳县西部的二十里铺。杨静仁立即向庆阳地委汇报情况，经组织决定派杨静仁带上足够经费和礼品对马思义部进行慰问，并劝告他们如决心回去决不加阻拦，但此去必遭国民党部队的围攻夹击，很难立足，更不可能再次发动群众举行起义。如遭不测或有困难，愿意回来党还是欢迎的。杨静仁指出:“你们这次出去，老幼病残多有不便，他们如愿留下，经过疗养身体恢复健康，留去自便。”经过协商，旅长马国藩和3O多名老幼病残不愿离去的人员，被给予了妥善安排。
1942年1月2日，马思义率众乘夜由环县苗儿掌出发直奔固原方向而去。不出所料，马思义一出边区即遭国民党军队围堵截击，部队一触即溃，最后只剩二三十骑，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马思义悔恨交加，此时，国民党方面派人来劝降，马思义想起全家人被杀的深仇大恨，即断然回绝劝降。因此马思义佯与敌人巧妙周旋，约定第一次商谈投降条件和时间地点。当晚即率领余部突出重围，于1942年1月16日返回边区。
三、从实际出发，为骑兵团制定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计划
马思义返回边区后，陆续又有数十名战士先后归队。但马思义情绪低沉，有点悲观失望。杨静仁反复开导他，指出党和各级领导对他们是十分关怀和重视的，回民骑兵团人数虽少，只有几十人，但这是骨干精华，根据上级指示仍保留编制，马思义仍是团长。杨静仁教导马思义应振作精神，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培养教育，把他们培养成既有文化知识、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干部，为回族的彻底解放打下基础。在杨静仁的建议下，马思义将回民骑兵团现有人员编为一个连，由马思义的二弟马思贞任连长。从此建立起正式的军事生活制度，按时起居作息，上课学习，出操训练，同时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使队伍逐步认清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阶级本质。
1942年秋，回民骑兵团移驻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回民骑兵团途经延安时，边区联防司令部肖劲光司令员、张经武参谋长亲到延安七里铺驻地进行慰问。肖司令员正式宣布任命马思义为回民骑兵团团长，杨静仁为参谋长，马思贞为连长，马克为指导员。部队到达永坪镇经过一番准备即正式进行整训。此时杨静仁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计划：政治上继续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在军事方面主要进行步骑兵队列教练，文化教育主要抓学习单字的“三会”（即会读、会写、会用）。经过永坪一冬严格训练，骑兵团有很大的进步，组织纪律性有所加强，政治思想觉悟有一定的提高。在杨静仁的积极建议和组织的安排下，1942年6月，马思义、马智忠、周尚义、冶福荣、锁云龙、马希杰、马生荣、马保珍、丁良臣等到延安民族学院学习，1943年3月，马思义、马智宽、周尚义、锁云龙等又转入抗大学习。
1943年3月，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封锁禁运，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回民骑兵团由永坪镇顺利移驻甘肃省合水县的太白镇。这里地广人稀，山清水秀，森林茂密，对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极为有利。经过实地勘测，骑兵团选定了太白镇南边的瓦岗川为生产基地。杨静仁根据上级指示，精心研究开展生产、开荒种田的计划，同时积极进行春耕准备。正当忙于春耕时，杨静仁正式被任命为回民骑兵团政委，不久上级又下令调他到中央统战部工作。
杨静仁在回民骑兵团近两年的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经过艰苦努力，使回民骑兵团被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这个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对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影响很大，在西北地区回民群众中留下深刻影响。回民骑兵团在党的领导下，在解放战争中为保卫边区、保卫陇东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回民骑兵团还积极参加了剿匪平叛斗争，到1952年已发展成6个连队近1000人。
（作者系原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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