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针对党内有些人漠视党性的错误倾向，曾严肃地指出：“有些同志认为，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讲党性还有什么意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他强调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伟大创造。共产党员要用党性来保证和促进这个新体制的建立，同时要用党性来抑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消极因素，使这一新体制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应该说，这是党在新时期对党员和干部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最原则的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增强党性，才能更好地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992年秋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新的科学概括，提出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和理论，并以此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奋斗目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引起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精神状态、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的主流是积极的，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由于价值规律作用的强化和等价交换原则的通行，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负面效应，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也难免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首先，我们要看到市场经济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市场经济是通过产权所有关系、价值交换关系、供求关系、竞争关系和契约关系解决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从而有效地配置资源的一种体制。市场经济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1.自主。市场经济中生产者都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交换的前提是所交换的商品分属于具有自主权的不同所有者、生产者、经营者。因此，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首先意味着对经济主体的自主地位和独立利益的自我确认和相互承认。
2.互利。市场经济把利益作为生产和投资决策中的根本问题，经济主体的每一活动都在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的，而市场交换必须遵守两条基本原则：等价交换和自愿交换。这就要求经济主体把自身追求利益的愿望与交换伙伴的利益结合起来，不但关心自己的支出所应得到的回报，而且还应该考虑他人支出也要得到相应回报。
3.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竞争驱使经济主体不断更新技术，开发产品，改进管理方法，创新销售手段，开拓新的市场；驱使劳动者不断地更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提高综合素质；要求市场主体创新进取，勤勉敬业，艰苦奋斗。
4.平等。在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平等是最基本的经济秩序。市场主体不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资本多寡，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在商品交换中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5.公平。竞争要求公平。市场主体机会均等地按照统一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机会均等地进入市场，按照市场状况出售自己的商品，公平地承担税负及其他方面的负担。
6.守信。市场交易常常以双方建立契约的方式来完成，诚实守信便成为市场交易不可缺少的条件。它要求人们兑现自己所承诺的各项责任，立约时要确认各项基本事实，如交易商品的规格、品质、数量、价格以及交易地、交货期；践约时要按质、按量、按时提交契约所规定的物品和货币。
7.守法。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必定借助法律、法规来完成。它要求市场主体必须遵守市场的各种规则以及政府所制定的有关法律。
其次，我们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局限性是市场经济自身所固有的，主要表现在：
1.趋利。市场经济具有强烈的趋利性。市场经济的互利，中心是一个利字。以主体利益为本位，平等只是强调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其竞争机制是优胜劣汰。这些都可能强烈诱使一部分人为攫取眼前的暴利和自己的私利而采取不道德和违法的手段，走向极端利己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使人发生在道德层面上应当加以谴责的习性，如阴险、狠毒、狡诈、不择手段等。
2.拜物。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使人无助地信赖于一个无人格的市场和价格，放大着的市场价值、交换价值、商品价值把人身的价值都统统淹没于物的价值之中。“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由此而来。
3.泛化。市场经济倾向于用市场交往形式吞噬一切交往形式，倾向于把市场求利原则、交换原则、竞争原则扩充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如家庭、政治、文化、教育等，倾向于把生活价值、政府服务乃至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人的尊严、良心等变成可以标价买卖的商品，从而酝酿、诱发产生权钱交易、钱权交易等一系列腐败行为和丑恶现象。
4.自发。市场经济按照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自发地运行和表现一套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不会自觉地按照完美人性、完善社会、完好人类生活的要求去选择伦理道德。因此，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提炼和引导出的伦理规范总是服从于经济生活的逻辑，仅仅具有道德工具合理性，而不拥有道德价值合理性，它无法为人们寻求生活意义提供更多帮助，至多只置于生活的技术层面。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追求腐朽生活方式的问题，把权力商品化，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如果放松党性修养，就可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丧失共产党人的本色。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玉溪红塔集团董事长、总裁褚时健，原总会计师罗以军，原副董事长、副总裁乔发科贪污案，褚时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庭经审理确认，1995年6月至7月间，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三人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355.1万多美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此外，被告人褚时健对其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部分，共计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庭认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三名被告人，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褚时健在共同犯罪中起决定、组织作用，系主犯，应对组织、参与的全部犯罪负责，本应依法判处死刑，但鉴于其有自首和重大检举立功表现以及赃款已全部追回，经济损失被挽回和其他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褚时健一案的教训发人深省。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在他的带领下，这家企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型企业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大型现代化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烟草集团，每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相当于400多个农业县财政收入的总和。玉溪卷烟厂被人称为“中国的印钞厂”。在全国180多个卷烟企业中，玉溪卷烟厂多年保持装备技术水平、出口创汇、税利等7个第一，仅这个厂生产的“红塔山”卷烟的品牌，无形资产就高达332亿元人民币。褚时健也因此被誉为“烟草大王”。然而，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却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从一名优秀企业家蜕变成罪犯。一颗光彩照人的企业明星黯然从红塔山顶坠落。
显然，作为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既要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坚强的党性来保证和促进这个新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又要不断增强党性，坚决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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