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

对于教辅图书如今的乱象，教研室及教研员们到底又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追究下去，发现就如基础教育领域的许多问题一样，很难做出简单清晰的判断。

下面，是对北京市某区一位资深教研员（GZ，2008）的访谈。

我：有一个问题，您别介意啊，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前期，海淀区的卷子和教辅之类非常有名，不光是在北京，外地也都来，好像可以花钱买。这个事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GZ：这个事情特别简单，从1972年开始，海淀（区教研室）就在重庆出版社出了一套教学辅导用书。

我：正式出版的吗，还是内部资料？

GZ：正式出版，1972年，而这样的书全国当时没有。

我：那里面内容是什么呀，全是题吧？

GZ：除了题，还有对知识的认识。这知识为什么要这么用，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都有，这个东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后来的知识删减、教材的变更，然后做一些全新的解释。

我：这个书发行量很大喽？

GZ：很大，重庆出版社就是因为这套书，在重庆盖了一个最高的大楼。当时就是这套书，一年可以盈利一个亿。这是一个历史原因，还有一个历史原因呢，就是当时是全国统一高考，而海淀区教研室有这么一批老师，潜心地研究知识，研究教学，当然也研究高考，形成了一个团队。

我：那这个书的署名是海淀区教研室吗？

GZ：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在进修学校之内。

我：那后来这个钱是都归了教研室吗？那教委也不干呀！

GZ：教委收一部分稿费，好比说100块钱稿费，教委收10%。

我：这样的，那海淀区教研室就曾经很有钱啦！

GZ：也谈不上，因为有作者的钱啊，抽了10%后基本不留，都发给作者了。

我：除了教研员，作者也包括一些中小学教师是吗？

GZ：对，中小学教师。海淀教师进修学校曾经有一座六层楼，现在已经拆了。当初用到的所有资金，都是写书赚来的。

我：后来是不是不让出了？

GZ：也不是不让出了。因为后来高考有部分省市独立出题了，这是个主要原因，这样就没有共性标准了，如果还存在着共性，这事儿会持续下去。

我：分省的考试也只是在高中段啊。

GZ：初中中考呢，因为它当时对知识的认识解读还是比较准的，它提供的看法既是共性的也有个性的，比较适合不同的学生学习，而且全国其他地方没有人做这个事情，所以它也能持续。可是各省的中考是独立的，如果高考这边全国持续统一考试，我相信还会持续到现在。这是个历史原因。

我：那么这样正式的出版物是合理合法的，没什么好说的。

GZ：对，从来没有违规的。

我：那卖卷子呢？比如××中学或××中学的卷子，在外地都很有名啊。

GZ：卖卷子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它也谈不上是违规。

我：那为什么不到学校去买，要跑到海淀区来买呢？海淀区收集的全？一买好多套？

GZ：海淀的卷子啊，好比说数学，海淀的考生假定说有1万人，可是它每次印卷子呢，按照传承下来的习惯，这卷子可能印两万份，全国各地的上这儿来订卷子，然后它把这卷子分发出去。

我：那比如说我要买××中学的卷子，也许我不和你海淀打交道了，我直接到学校去。

GZ：以前都没有，那都是后来，1994年前后吧。因为那时候重点校，也不能形成一个集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不是特别突出。后来，教委重点投资重点校，逐渐地形成集团，当这个集团态势出现了，个性化的东西也就出来了，认为我可以独立出卷子了，可以拿我的这个去挣钱了。

我：您知不知道他们的这个核心机密，这个卷子能卖多少钱啊？

GZ：这个我可不知道，因为我没参与这个事。

我：我就一直很好奇，那像那种区里面模拟的卷子一份能卖多少钱呢？

GZ：一份的话，海淀也就五块钱吧，没多少钱。

我：现在人家不买啦，人家买黄冈的啊什么的，是不是？

GZ：因为这里面啊，怎么说呢，很多说不清的因素，黄冈呢就是因为数学竞赛，全国的数学竞赛得奖了，再一炒作。海淀从90年代中期之后，再没有出过什么书，没出书的原因呢，海淀的认识是这样的，认为这件事我已经走在全国前面了，这套书我有了，这个问题我不再做了。到现在为止，以海淀区的名义出的书，主要是我们的配套练习。

我：配套练习还出吗？

GZ：出，我们区自己还用啊。

我：就是列在那个一费制里面？

GZ：对。那就是我们的配套练习。

我：北京市好像没出。

GZ：没有。北京市原来是和北京的出版社合作，出专门的练习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那样。

我：后来没有了。

GZ：对，没有的原因就是教材不一样了，它这个反正有历史原因。

我：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GZ：所以说每次出现一种新的现象，都是因为比如说政策的变化。

我：您知道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呀，就是后来老在说这个教育参考资料太多，学生负担很重，家长负担很重，然后就是类似像教研室啊什么的都不让出了，不让出了以后现在又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些正规机构不编了，它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机构来编，编的反而不好，重复很多，错漏也很多，质量水平也不够。觉着这个事也是，原来是没有想到的。

GZ：因为这个事情它有有利的一面必然也有有弊的一面，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可能是都好。

我：那您印象中原来海淀编的这个是叫练习册对吧，除了海淀用，别人是不是也可以用？

GZ：可以。

我：后来不让了。

GZ：也不是不让了，就是因为海淀进入新课标了，用了新课标的书了，它就不能用这个统一教材了。那套书由北师大出版社一直出到2002年。

我：对，北师大出版社，还是给师大出版社赚钱的嘞。那其他区当时不编吗？

GZ：三个区县同时编的，就是北师大出版社当时同时找了三个区县，西城、东城、海淀，然后西城东城的书在北京市卖，海淀的书全国卖，发展到最后因为太多了，它不能把书全印完了发过去，卖清样。

我：就跟人教社的那个什么一样。那么后来海淀区换了新教材了，东城西城它们那个书还继续卖吗？

GZ：那我们就不关心这事儿啦，我们就脱开这个啦。

我：是不是有命令，不许印，没有吗？

GZ：没有这事。

我：但是有很多批评，有很多抨击。

GZ：当时说这个事有个什么原因啊，就是各区县有个大白本，不是正式出版物，所有的练习册都不是正式出版物，要求各学校自己订，后来就发文，说这种是违规的练习册，违规出版物必须杜绝。

我：大白本是什么呀？

GZ：就是所谓内部印刷品啊，区里面印的，各区都有。

我：那咱们不算。

GZ：咱们不算啊，咱们一直是正式出版物。海淀后来和中国书店出版社联合在一起，就出了后来的练习册，新课标之后一直就是那个。

我：那现在这个量还很大吗？

GZ：还行吧，因为只有海淀用嘛。

我：外地也可以用啊，只要它和你们用一样的教科书它就可以用。

GZ：对，也可以用。

我：今天终于说明白了，我之前听了很多个版本啊，都不一样的。有的年轻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没编过，他可能不知道以前编过。

就此，似乎可以说，教辅的滥觞，教研室难脱干系，可是，如果让教研室承担滥编滥发教辅的全部责任，恐怕又会造成新一桩“冤假错案”。

针对教辅市场的混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严格规范各级教研室编写教辅图书的行为。以成都市某区为例，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全部免费。与教科书配套的各种练习册、参考资料等，则由各区教研室负责编写和发行一套。据了解，这种情况在全国有相当的代表性。不过，即使现在基本只是“仅编一套”，仍然有许多教研员们会以个人名义甚至匿名方式参与“编外”教辅的编纂。说到底，既然有市场，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人来编写，何况利润丰厚。现在，教辅图书的最大获利者，早已不是教研室，甚至不是制度内的任何教育部门。据称，一些民间公司在教辅图书的编写出版上的产业链相当完善，许多人藉此不仅脱贫致富，而且跻身千万甚至亿万富豪之列。

教研室退出教辅图书作者的行列，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似乎并不容易做出结论。

那么，教辅与学生负担又干系如何？一位教研员（LT，2010）如是说：

“教辅的主要内容是各种习题、教学目标——按照教科书各章各单元的情况、学习指导——如思路指导，这个题怎么理解，这个知识点怎么理解，它跟别的知识点有什么区别。教辅每年都需要修订，改动20%～30%的内容，依据主要是中考、高考学生对这些题目的使用情况。”

如果说是各种教辅增加了学生负担，可能不太准确，至少听听不同的声音。

“李豫是广渠门中学英语老师，一直关注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目前虽已退休，但仍然给一些学生辅导功课。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个问题，之所以提了多年而未能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方面的原因从过去到现在似乎从未提过，那就是教材的内容日益加多、加深或是做一些不合理的变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很难理解的怪圈。’李豫说，‘教材的编写者似乎认为，所有的孩子每隔几年智商就要提高百分之几十，可以学越来越多的东西。’

李豫指出，教材内容增多、加深在英语科目体现最为明显。‘以去年秋季开学刚开始进行高一新课改的英语科目为例，’李豫说，‘新教材高一英语上学期两册书共10单元，生词625个（包括重点词汇、短语及所谓只认识不掌握的）。此前用的是一套，即2003年版高一上共一册12个单元，488个词语。新教材比老教材相比词汇量增加137个，增加幅度达30%。’”“新教材不仅词汇量大幅增加，内容的难度和广度也增加不少。”“李豫指出，教材中的内容难到学生甚至无法用中文完成，更谈不上用英文分组讨论了。比如教材阅读理解中让学生完成小组讨论‘像琥珀屋或圆明园这样的失去的文化遗产是否值得重建？’”

“教材内容为何越编越难呢？一位从事过教材编写的业内人士透露说，每一次实行新教改，教材内容都要重新编写一遍，但教材的编写者并不是一线的教师，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掌握的教育教学理论，认为教材应当按照他们理解的‘教学大纲要求’去创新，于是教材内容是面目一新了，但却忽略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认知能力是否能适应他们的创新。”^[6]

其实，教辅也罢，教科书也罢，都难以独自承担起加重学生负担这样的“罪名”。还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教育问题是无法离开社会和历史背景来考量的。

记得2007年5月，我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美丽风光，便先遭遇了一道熟悉的风景线：满街的家教辅导、补习班广告扑面而来，书店里“汗牛充栋”的教辅图书琳琅满目。除了用来吸引家长和学生的遣词略有差别，几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