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什么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

在《论语·泰伯》篇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是说，士人不可不志向远大，有毅力，因为他责任重大，路途遥远。把实行仁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很重大吗？直到死才能罢休，不是很遥远吗？所以，要担负这样的重任，没有志向和毅力是不行的。

曾子把弘毅的对象定格为士，即士人。那么，什么是士人呢？在《荀子·哀公》篇中，孔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彻底掌握治国的原则和方法，但做事必定会遵循一定的准则；做事时即使做不到尽善尽美，但必定会坚持一定的操守；了解知识时虽然不求多，但对所了解的知识会审慎地对待；说出的话虽然不求多，但会严格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做事虽然不求多，但对所做的事会奉行到底。知识已经了解了，话已经说了，事已经做了，那就像自己的生命和肌肤一样不可能再加以改变。富贵并不能使他们增加些什么，卑贱并不能使他们减少些什么。像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士人。”很显然，孔子的回答是从人物的品性上来说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士人在先秦时代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当时的社会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大阶层。在贵族阶层中，又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和士四个等级，士处于贵族阶层的最末一级。先秦以后，社会等级发生了演变，在平民阶层中，又分化为四类群体：士、农、工、商，士成了平民阶层中的最高等级。

士人一方面拥有贵族的身份与教养，另一方面又能感受到贵族以下阶层的渴望，体味着最真实的人情世态。在社会中，他们是真正可上可下的阶层。同时，因为他们了解民生疾苦且具有一定的抱负，所以，从社会使命上来说，他们就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义务担当。在儒家看来，他们是承上启下推行仁的最有活力的群体。就如孔子所说，他们说话行事都是遵循一定原则的，言必信，行必果。所以，他们的行为影响力远超于社会的其他阶层。但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我们不妨先看一个故事。

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年轻时因行侠仗义而被人称作侠士。后来，他因杀人避仇，到齐国隐居在屠夫当中。一天，有个叫严仲子的人寻上门来，摆上酒食奉送给聂政的母亲，同时还送上一百镒金子。严仲子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敬慕聂政是个侠义之人。聂政为受到他人敬慕而高兴，但坚决拒绝了对方奉送的金子。

后来，聂政的母亲去世，他服丧期满后突然感慨道：“严仲子贵为卿相，当初如此看重我，我怎能这样不理他呢？”于是，他赶到濮阳拜见严仲子，说道：“你如此看重我，有什么要出力的事就交给我吧。”严仲子就如实相告：“我的仇人是韩国相国侠累，我多次派人刺杀他都没有得手。如果你愿意，我会多派人帮助你。”聂政说：“人多了难免会发生意外，或走漏风声，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聂政来到韩国，见相国侠累正坐在府上，便直接冲进去杀死了侠累。然后，他以剥掉自己的面皮、挖出自己的眼睛、挑出自己的肚肠，让人认不出他本来面目的方式死去。

虽然聂政的勇气和侠义精神让人敬佩，但是他这种刺杀的方式，却是与儒家的仁爱精神背道而驰的。按照儒家的观点，用仁的方式可以感化他人，远胜于刀枪的砍杀。对士人来说，当遇到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或通过正常方式不能化解的矛盾时，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让理性常驻心头。这就是“弘毅”。

那么，士人具体应该怎么做到弘毅呢？孟子给出的主张是：“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以，儒家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显然是希望士人能够接受儒家的仁爱思想，从而让社会变得整齐有序、和谐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