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忆事特殊的年代

校园忆事——特殊的年代

1967届／陆启洲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也是扬州中学一段特殊的时期，而我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扬州中学那段特殊的时期学习、生活过的一批特殊的学生之一。

我是1964年入校的，按后来的说法被称之为“老三届”。由于我们家双胞胎多（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一次考进扬中四个人，被分在同一年级的不同班级。我们家住在石塔寺附近，距离学校步行也就十多分钟的路程，但可能是家里小孩太多父母无法照顾，也有可能出于父母培养子女适应集体生活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原因，从初一开始，家里用七块半一个月的生活费把我们四个都送到学校住校了，从此便开始了我在扬州中学四年多的校园生活。

那时的学生生活与现在也没什么大的不同，都是“三上三室”。床上、板凳上，饭桌上，此谓“三上”；寝室、教室、阅览室（图书馆），此谓“三室”。唯一不同的可能是课业压力远不如现在的学生大。“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这样的提法。我一生印象十分深刻的考试，是扬中的一次平面几何考试。整个试卷老师只出了一道题目，评分标准是正确解答为及格，多一种独立解法另加10分。似乎很简单，但若取高分却也颇具挑战性。一道简单的题目让我们绞尽脑汁，却也让我们非常深刻地体会到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一种定式，根据角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次普通的考试所培养出的良好的思维品质伴我一生，在我日后的生活以及职业生涯当中不止一次地运用了这样的思想方法。

扬中校园的课外生活留给我的印象是单纯而又快乐的。没有巨大的课业压力，课余由于住校留给自己的自由空间和时间很多。学校校园很大，可玩的地方非常多，我最爱跑去的地方不是扬中的标志性建筑“树人堂”，而是开阔的体育场，那时叫作“大汪边”。每天早上起床后就被班主任老师逼着先去跑步，下午下课后经常会和同学们相约打打球，由于无论主观还是被动地坚持运动，所以我的体育成绩一直很好，直到现在都受益匪浅。感谢那段时光，为我打下一个坚实良好的身体基础，面对日后越来越劳碌的生活和工作时才能从容应对，直到现在工作之余抽出空闲，我还能和一群小年轻们切磋一场篮球。

护城河边也是我和同学们放学后经常去的地方，那时护城河的水清澈透明，水质很好，用我们自制的粗糙渔具，也能钓到不少鱼，然后偷偷摸摸地跑去小农场，找个没人的地方烧鱼汤，也算是打打牙祭，改善生活吧。可惜这手“武功”后来由于一心忙于工作，也逐渐荒废了。现在即便是条件再好的专供垂钓的地方，再精致的渔具，也很难钓到鱼，更没有当年求鱼若渴的心情和兴致了。翠竹环绕的音乐教室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倒不是为了陶冶情操，而是合力上演夜警出击的故事。那时夏天宿舍里蚊子多，也还没有蚊香之类的驱蚊用品，我和伙伴们摸索练就了一套活捉蚊子的绝技，后来儿子好玩就传给他了，总算没有失传。

初二那年，“文革”开始了。先是“停课闹革命”，接着就是轰轰烈烈地“破四旧”，什么天主教堂、平山堂反反复复折腾了个遍，后来又踏上了“大串联”的征途。待到“好”派、“屁”派搞武斗，我已丧失“革命”热情，变成了逍遥事外的逍遥派。

那段时间是我真正养成看书良好习惯的时间。大家忙于武斗，学校的图书馆也没有专人管理了，我就经常悄悄地溜进去看图书。当时没有什么针对性和选择性，抓住什么看什么，从《宋人评话》到《聊斋志异》，从《论语》到《资本论》，空闲的时候还研究研究围棋和象棋棋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让自己感觉到充实，但现在想来，那段时间对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对自己今后世界观、人生观的确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逍遥派也有不逍遥的时候。一时的玩笑和调侃险些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当时班上的造反派同学聚在一起成立战斗队，拿着《毛主席诗词》费尽心思地为战斗队起队名，由于先来者众，很难再找到合适的词句作为队名，正好我在教室里就来征求我的意见，冠以博学美名猛夸一通。一时顽童心性，我说为绝对避免战斗队重名，应取名“害人虫战斗队”，选自《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结果惹恼大家，狠狠挨了一顿批，好在尚念同学情谊，没有被当场打成“反革命”。

1968年“复课闹革命”，结果课也没复成，革命好像也没啥可革的内容了，军训几个月就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从此我便离开了扬州中学，离开了故乡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