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汤国来

如果说教师队伍里也存在着“三个世界”的话，那么，像我们这些农村青年教师无疑非“第三世界”莫属了。我们既难直接得到城市重点中学名师的濡染垂教，又缺乏一般城镇中学必不可少的书刊信息的刺激熏陶，出门一片平畴，进屋一盏孤灯，想搞点教改，出点成绩，实在是难上加难。但我认为，我们这些在农村工作的“土哥们”也大可不必就此却步，更无须怨天尤人，长吁短叹，教改从来就不是城市的专利，不是有许多像我们一样“陇上行”的朋友先行一步，摘到了教改百花园里芬芳艳丽的“带露的鲜花”了吗？要紧的，还是赶快做起来，用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话说，就是———“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青年人都有塑造自己、成就自己的强烈愿望。笔者1986年开始做语文教师，想想开头那几年，为“出人头地”，也确实经过了一番左冲右击。先是考研究生，考了两年，两张分数单告诉我，要想实现目标，我那拙劣的、没有正式上过一堂课的英语非让我“早生华发”不可。人何苦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想到自己在教院还“主编”过院文学社刊物，自信还有几个文学细胞，就掇弄起文学创作来，满以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哪晓得涂来涂去，并没有得到我所期望的收获。再看看报纸杂志，哪里还有多少“纯文学”的天地？人家堂堂正正的青年作家都金盆洗手、争先恐后地办公司去了，我还傻乎乎地往那条死胡同里钻什么呢？———就这样敲敲打打，浮浮躁躁，一晃过去了好几年。

静夜思之，每每忧心如焚。何去何从？哪里才是我施展抱负的天地？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伏尔泰的“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句名言，才似有所悟：原来，我以前拨弄的那些玩意，并不是“我们的园地”，作为教师，只有把自己的“园地”种好了，把书教好了，才最有可能接近成功的峰巅。———“田园将芜胡不归”，我开始认认真真地思考怎样去耕耘这块其实是大有“耕头”的园地了。

真正留意起语文教学这片天地来，才晓得这里早已是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了。作为一个迟到者，落伍者，较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落脚点。上课是不再“满堂灌”了，比较注意启发、提问了，但“问”来“问”去，我发现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并不高明的耕夫，吆喝着把一群“牛”硬往自己设计的线路上拉。教学虽也受到学生的一些欢迎，但我知道，理想的教学境界绝不是这样的。我开始注意学习教学理论，注意汲取名家的教学经验、教学方法。恰在这时，我看到了陈军好几年前发表在《语文教学通讯》上的一篇谈追随蔡澄清导师学教改的文章。陈军我认识，我想，既然陈军能追随蔡老师进行点拨法的教学研究，我为什么就不能呢？蔡老师弟子遍天下，也不怕就多我一个；何况，近水楼台，讨教也得个方便。主意打定，我便收集有关点拨法的教学文章，也不管得法不得法，反正就那么悄悄地试着“点拨”了起来。

教改是难的。说来惭愧，近十年来外面的教改早已轰轰烈烈，但在我们这个偏僻的乡村，还是岑寂得很。虽有个别同志也在“改”了，但那顶多只能算是“死水微澜”，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响应。为免遭别人笑话，我悄悄地在进行我的探索。我知道，点拨法对教师的素质要求甚高，好在我考过研究生，对古代诗词钻得较深，悟得较透，不妨就从此切入，再扩大开去。我研究学生，钻研教材，设计教案，在高三上下两学期的古诗词教学中，我就这么“孤军作战”，把学生“点拨”到了古诗词的美妙天地中……学生毕业了，我根据教案和“教学札记”，系统地把两学期的“地下”实验情况作了一个总结，写成了我平生第一篇教学论文，并斗胆地寄给了蔡老师。对我的努力，蔡老师热情肯定，鼓励有加；对拙稿更是详细指导，认真修改。我把稿投出去以后，被刊物录用，初战告捷，我教改热情倍增，每有疑难，就细心钻研；每有所得，则以文章述之。去年下半年，恰好县里评选“教坛新秀”，竞争虽激烈，我用点拨法执教的《包身工》还是获得了成功。古人论文，倡“才、胆、识、力”，对农村青年语文教师来说，进行教改当以“胆”为先。假如“胆”都没有，才、识、力无从表现，又遑论其他？悲观失望，犹豫彷徨，必然地与成功无缘。更何况农村这块“园地”，有那么多幼苗需要更加茁壮地成长，历史交给我们的重任，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推却！既然我们无心“跳槽”，也不想“下海”，还是大着胆子干起来，改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认准一个方向，一头撞进去再说，多多少少，总是会有收获的。

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载《语文教学通讯》199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