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美国公立教育催生出学校

失败的美国公立教育催生出KIPP学校

前沿科学家们担心压力会影响婴儿的大脑发育并导致其长大后更容易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疾病，他们发现，社会最底层的人对各种疾病有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他们更容易遭受所谓的“生物性劣势”，或者说是从受孕起就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长期压力。一些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对他们而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怎样帮助儿童、家长和看护者克服这些劣势。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们尽早地接受教育，从而帮助他们走上更高的社会阶层。但是，我们应该进行哪种教育？用什么样的方法？

在美国，公立学校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教育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特别是在一些贫困的校区更是如此。在这些残酷的现实中，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是，在过去的大约10年中，各种教育改革已经开始进行，将智力发展、延迟满足、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等内容都纳入了课程中，而且这种改革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改革正努力试图使不同类型的学校背景下的教育更加有效，特别是那些有先天生物性劣势的孩子也被广泛地纳入进来。

我关注了一个很有前途的项目，它将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运用到了教学中，它就是纽约的KIPP学校计划，乔治·拉米雷斯在这所学校找到了自己的出路。2012年的秋天，我参观了KIPP在纽约的9所学校中的4所，那时，第10所学校还在建设中。KIPP宣扬“知识就是力量”，学校到处都张贴着这样的标语，也自豪地宣传这样的口号。我来这里就是想看一下在现实世界里这项计划是如何进行的，因为他们的教育对象是来自这个国家最底层、最贫困家庭的孩子，我的目标就是想知道在这所学校里可能会发生什么。

KIPP对于想要改变的公共教育来说正在变成一个模板。我的介绍从戴夫·莱文（Dave Levin）——这个似乎不知疲倦、40岁左右的带领KIPP学校前进的“火车头”开始。这些学校致力于从幼儿园开始培养儿童，直到进入大学，最终让大学的横幅喜报挂满整个教室。超过86%的儿童来自城市内的少数群体，他们的家庭极度贫困。他们早上7点半到校，下午4点半或5点放学。在夏天，他们要比别人多出2～3周的时间在学校，学校的许多项目都鼓励家长参与和参观。学生们被选到这里来上学就像买彩票一样得靠一点运气，因为想要上学和应该上学的人实在太多了，而学校却没有足够的地方。纽约的KIPP学校模仿了戴夫·莱文和麦克·芬博格（Mike Feinberg）1994年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建立的一所学校的模式，2014年全国将会有141所KIPP学校，有5万多名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将在这里学习。

我参观的一所学校叫作“KIPP无限小学”，它位于曼哈顿贫民区，大多是西班牙裔与非洲裔，它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北部、纽约城市学院的南部。这所学校成立于2010年，有大约300名从幼儿园到四年级的学生。超过90%的学生是非洲裔或西班牙裔，同样有90%的学生是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免费午餐或减免午餐费用。这所学校非常吸引人，它整洁有序，灯光明亮，还有着舒适现代的室内陈设与设备，这和我这些年来考察公立学校的感受以及我小时候上公立学校的感受完全不同，学校焕然一新的面貌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当我走进一年级的教室时，我看到孩子们在安静的教室里认真地听着年轻的老师讲课。当我走近他们时，他们立刻向我问好，“我是马尔科姆”，一个小男孩用温和的嗓音、绅士般的举止礼貌地介绍着自己。当他伸出手来与我亲切地握手时，他询问我的名字，并欢迎我来到他们这个叫作“哥伦比亚之狮”的教室。当我被领进教室时，我听到了响亮的击鼓声和欢呼声，老师宣布谁被选为当天上午的命名日主角，不是生日，而是班级每天为一个不同的孩子设立的甜蜜、热烈的庆祝日。

每间教室都以不同的大学名字命名，墙上挂着经过激烈讨论后得出的激励人心的标语。例如，UNITE，它是理解、永不放弃、想象力、冒险、探索的首字母缩写。教室里有一把“反思椅”，并不是用来“面壁思过”的惩罚，而是用来让孩子们冷静，当他们觉得自己松懈时，或老师认为他们可能要松懈时就去那里坐一下。在椅子旁边有一个用来计时的沙漏，旁边的墙上还贴着标语以帮助孩子们自我安慰，包括远离浮躁、深呼吸、倒数、想象着怒气像气球一样飘走等一些使孩子们冷静、重新自我控制、不再浮躁、冷静思考的方法，等到孩子们重新冷静后才能离开椅子重新回到座位上。

玛德琳，10岁，上五年级，当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在KIPP上学将近一年了。她从旁边的一所公立学校转学到了这里，“那儿感觉特别冷漠”，玛德琳这样描述她以前所在的公立学校，“这里的老师更加严厉，对我们有更大的期望”。她继续热情地说道：“我认为与以前相比我学习的内容不同了——这里的老师讲得更加清楚，每一天我们学习新的知识，复习旧的知识。在这里我们更加认真地对待学校，有更多的作业，进行更多的复习，并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汇报。你还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学业报告——如果你的出勤率更高、表现更好的话，而这份报告将作为期末成绩。

我问她20岁时会做什么，她说，她或许会成为一名医生、兽医或者老师，那么她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经过再三考虑，她缓慢地用很多细节和例子向我讲述了自己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包括从“上课听得越多，就能学会得越多”到“每天晚上做3个小时作业”；她还会自我反思如何去改变：“我要学得更多，要变成一个更加刻苦的人……我每节课有90分钟，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知识。”

“什么是社交能力？”我问她。她回答道：“比如你的东西掉地上了，你应该在别人跟你说之前就捡起来，就是在别人告诉你之前你就应该先想到。如果有人在班上表现不好，你就不能听他的话。”自我控制是什么？“它有点像社交能力，即使有些人在课堂上做了一些好玩的动作，你也不能笑——你必须控制住自己。如果你在课堂上想做些自己想做但会影响上课的事，也必须控制住自己不要做。”她的回答让我想到了曾经问过的另一个同龄的男孩，他也在努力自我控制。“三思而后行。”他也这样向我耐心地解释。

作为一名研究者，我知道我不能从一个很小的样本进行推论；我意识到我不能草率地仅通过几种行为模式就得出结论，我必须警告自己要调整自己的印象。但是我也知道漫步在KIPP校园中，看到这些孩子们如何倾听与说话，也看到了老师如何讲课，这让我对处在社会底层中的孩子们的未来更加乐观了。

我不仅看到了温暖与希望，我的理性告诉我，在实验室里得出的那些结论正被这些勇于奉献的老师们广泛且正确地运用到了课堂实践中，让这些孩子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发现自己的目标，并努力向前进。KIPP学校向我们提供了范例，也给予了我们启示，教育理念和学校制度正在把研究发现融入其日常课程和生活方式中。它向我们证实了自控是可以培养的，通过鼓励制定目标、实现目标、刺激好奇心、奖励坚持直至这些磨练成为他们真正的财富。

我引用乔治·拉米雷斯的话问戴夫·莱文，KIPP学校是否真的“拯救了人生”。戴夫坚持认为他们没有拯救任何人，他坚持说：“我们是啦啦队，孩子们是比赛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只是提供环境，困难的工作只能由每个孩子自己来做。”他解释道，KIPP的使命就是帮助孩子们过有选择的生活。这个选择并不意味着只有一条路——并不是要上常春藤大学，甚至不是上大学。而是孩子们能够不受家庭条件的限制，能够真正选择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