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夷所思的开学日

新学期开学时，美国人口普查中记录在案的每一个民族、种族、国籍都能在那些查看课表、走进各自教室的学生里找到代表，其中亚裔脸孔占绝大多数。上世纪80年代期间，加州州立大学研究发现，喜瑞都周围的人口拥有北美最多元的族群，而惠尼中学是促成这个原本以荷兰裔、葡萄牙裔为主的小村脱胎换骨的主要力量，该地因此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少数几个亚裔人口最多的城市。几千个韩裔及华裔移民选择来喜瑞都，而不去美国其他地区，就是冲着惠尼中学的名声而来。城里有几家房地产经纪商，把经营目标放在未来的移民上，因此赚了大钱：他们在韩国报纸上刊登广告，列出喜瑞都待售的房子。惠尼中学及其耀眼的成就总是列在广告的显著地位。惠尼中学这所排名第一的公立学校，使得这一小片不起眼、不靠海的郊区，放射出令外国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不久前，当校长赴韩国首都首尔开会，公车上有人注意到他胸前忘了拿下来的名牌，上面写着校名。“你是惠尼中学的校长？”他被问道。他还没开口，车上的乘客已经在排队要他的签名了！

学生心思各异

开学那天，惠尼中学的停车场里最为热闹，从最初的寥寥几辆车变成一列接着一列不耐烦排队等候的银色和白色的运动型多功能车、厢式旅行车，以及偶尔出现的皮卡，一直堵塞到鞋匠大道（Shoemaker Avenue）。闪烁着琥珀色方向灯的车流回旋反复，使得半条街的交通陷于瘫痪。年轻的脸庞在暗色的车窗玻璃后面张望，看着一幢方形单层建筑物，想着自己未来六年的生命就要在这里面度过。他们的脸上有些显得迫不及待，又似乎有点焦虑不安。开学日总是到得太早，即使是惠尼中学的开学日。

爱莎（Aisha），学生大使，一心要进哈佛，正在想：新学年快点快点开始，这一年绝对棒极了。

大卫（David），电脑通，成绩不断下滑，正在想：我不能再这样整晚待在外面玩电脑，不然今年别想撑过去了。

妮思恩（Nisreen），七年级，个性好强，有个在惠尼中学教数学的母亲，正在想：我恨数学，我恨数学，我恨数学。为什么第一节课就是数学？

安琪拉，天才画家，父母认为画画的只比要饭的高一级，正在想：我要怎样申请艺术学校，而不对爸妈说谎？

查尔斯（Charles），人气极旺的高年级学生，正在想：我的心脏跳得这么厉害，干嘛不停下来，到底会怎么样？这样滥用药物，我熬得过这一年吗？不用药物，熬得过吗？别人会不会一眼就看出我的样子来？

当年纪较大的孩子停好车，七年级学生弯下腰跟父母亲吻说再见后，所有人都涌向棕色大门，门上年复一年的油漆不均匀地隆起。新生看起来很小，动作迟疑，看着眼前粗矮的褐色墙壁，不知道开学头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南加州泛白的淡黄色天空下，夏日的高温已经笼罩在他们周围。他们张嘴瞪着一个十一年级学生，他头上挂着显眼的耳机，不顾大热天穿着黑色皮夹克，紧追着每一个听得到他声音的人，说他名字改了，现在叫内龙（Nalon，是原来名字的倒拼），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已经出了名，有些老生半信半疑。老生边走边聚成小群，从六月到现在还没见过面的朋友互相打招呼，观赏彼此的冲天发型、返校装扮和衬衫口袋里的MP3播放器。沉沉的背包满满鼓起，几乎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手上拿着可口可乐、星巴克的高杯子，或是最新款的手机，即使加州的法律禁止这个无处不见的产品出现在校园里，但无济于事。虽然一天才刚开始，孩子们已经在查看语音信箱，打几个简短的电话，发短信给在校园别处的朋友。他们毫不费力地用这种简单的方式交谈，这类网络语言仿佛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但英语教师却视之为洪水猛兽，一点也不觉得有理由LOL （是Laugh out loudly的缩写，“大声笑出来”的意思），尤其是眼看这些电脑缩写钻进作业和报告，而且越来越常见，连惠尼中学里十分优秀的学生也不例外。

当然，其他的社团聚集也在进行，这是自从有中学社团以来，就已遍及于校园之中的现象。这些社团是流动的、重叠的，但是显而易见，什么人都有：人缘好的和孤僻的，追逐模仿的和目空一切的，慌慌张张的和满不在乎的，起哄的，大多数时候沉默的，爱打扮的。不过，没有什么动作很帅的运动员：惠尼中学经费短缺，成立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自己的体育馆，体育课曾经被迫在一片空地上进行，而那里也是毕业典礼的场地。而且，不论年纪多大，正如所有的人类团体，其中总有领袖——学术、社交、政治皆然——他是任何集会的中心人物，仿佛万有引力朝他的方向倾斜：这样的孩子决定了社团的基础。

老师奇招迭出

整点钟敲响的前五分钟，校园里空了，学生找到自己的教室，坐在上世纪70年代的附有迷你仿木桌面的塑胶椅上。第一天第一节课开始了，学生与老师的交锋即刻展开。学生注意力全集中在实际问题——考试有几次、有多难、选择题还是问答题。老师呢，则把做老师所最看重的东西一一提出，在这一串冗长的说明中，学生忽而感动、忽而惊异、忽而沉闷。

每位教师开学第一节课都会跟学生讲清楚，内容虽大同小异，但重点各有千秋。学生研究老师的字眼和语调，好比算命师在读掌纹，希望借以判定他们的弱点，并揣测老师心目中的优先顺序，同时比较传言和实际之间的差别，搜寻可以预测未来这一年的线索；此时，老师同样也以相同的方式默默估量每一位学生。

一位十一年级的英文老师，警告大家上课时要把手机关掉：“如果响了，就是我的，我有一抽屉的手机。”公民课老师则告诉毕业班学生，他们尽管带零食来上课，不用在意学校禁止吃零食的规定——条件是，有巧克力吃，就要分点给老师一起吃。七年级的初级代数课老师给新生的见面礼是一个小考。“别紧张，不算在学期成绩里，”她向那些惊慌了的十二三岁小孩保证，“我只是想看看你们已经懂了多少。”同一时间，八年级的社会研究老师——在她手下遭到课后留校处罚的学生数目创下惠尼中学的纪录——发给大家一份严格的行为守则，要他们在一张反对作弊的誓约上签名。隔了几间教室，情况却正好相反，那里的十年级英文老师毫不在意作弊，出同样的考题给不同的班级，二十年来没课后留校处罚过任何学生。就在同一时间，新来的生物老师也提到作弊的问题，使本已怨声载道的学生更受不了，他重复在新老师见面参观上听来的教训，然后阴沉沉地保证，“我会注意看着你们。”

“我喜欢开学第一天。”新英文老师安娜·帕尔米耶里（Ann Palmieri）兴高采烈地说，学生很惊讶，因为听起来像是真心话，即使这堂大学级别的文学高级选修课上，睡眼惺忪的十二年级学生报以呻吟。引发抱怨的是她的课程大纲，内容比前任教师足足多了一倍，有大量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乔叟（Chaucer）、勃朗特（Bronte）、康拉德（Conrad）、但丁（Dante），以及传统文学典籍里的其他作者。半数学生当场威胁要退选，他们说，时间表已经过满，实在没办法应付更多东西了。很多人本来想靠选这门负担不太重的课，让自己有一点额外时间去对付微积分、物理那些令人精疲力尽的课业。可是，当安娜老师告诉他们，这个大纲根据的是她前一所学校的同一门课，那所中学在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沙漠里一个西班牙语社区，帮派、毒品、贫穷造成的问题层出不穷，并不以学业而闻名，不像惠尼中学，视傲人的成绩为理所当然，这时学生静了下来。安娜老师并没有加重语气，“你们的意思是，同样级别的功课你们读不了？”这位新老师可不会被加州分数最高的学校或学生给吓倒，“好吧，走的时候请把课程大纲还给我，我下次还可以用。用不着砍更多的树造纸，我的纸已经不少了。”下课前埋怨的声音并未停息。“别忘记《呼啸山庄》要读到第八章。”她以虐待狂的愉悦语气说道，回答她的是一阵新的呻吟与哀号的合奏，可是没有一个人交回大纲。

再过去几间教室，罗德老师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还附上发音，不过他建议这堂物理荣誉课的十一二年级学生叫他罗德老师就行了。然后，犹如旋风过境一般，他在五分钟之内说明接下来的两个月要怎么学习描述物理运动，“你们要搜集数据，很多很多的数据。”他在教学生做复杂的折纸，一副要拿成品做实验的样子，结果折出三维的桌面名字标签，好让他认得谁是谁，这下，学生们都觉得兴奋好玩。他示范给学生看，要怎么正确使用那一抽屉的廉价秒表，“拜托！别像七年级学生那样，拿着它们在桌上大声乱敲。”然后，他告诫女生，如果做实验时，她们的秒表和男生的读数不符，别向他们低头。他一会儿模仿施瓦辛格的低吼，一会儿像是小老鼠胆怯的细语，用声音变化让学生了解他的意思。最后，他以一个警告式的讲话结尾。

“每个人都因为一些事情而大发雷霆。我呢，最受不了拖拖拉拉。每个人难免都会迟到，理由可以很正当。你有迟到的时候，我也有迟到的时候。可是，如果有同学这样走进来，手上拿着麦当劳、星巴克，我就要发火了。”罗德老师一边说，一边大步跨进走道，走道两侧各是一张灰黑面板的实验台子，他摇身一变，开始模仿刚刚自己说过的动作，俨然成为班上的呆子，漫无目的地拖曳着脚步，耷拉着脑袋。他边走边啜着一杯看不见的拿铁咖啡，掸掉衬衫上的想象的汉堡碎屑。当过演员的他知道怎么使自己长手长脚的躯体发挥最大的效果，那愣头愣脑的步伐使人捧腹——学生全笑翻了“一些人可以先去三个地方：买食物、买咖啡，再来上课，却不能准时到我的教室，”他的音量放低到几近耳语，很多老师要学生听进一句话时，都会这么做，“我不得不说，这是不尊重人的表现。”过了一会儿，罗德老师说，“还等什么，走，去搜集数据。”他几乎已经出了教室的前门，往校园走去，学生才明白应该快抓起秒表跟上。

建筑物的另一侧，二十年来备受惠尼中学学生敬畏的历史课戴夫老师，他的开场白方式完全不同。他根本不用娱乐逗笑的方式来循循善诱，而是立下自己的课堂规矩，保证雷厉风行，根据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上学的孩子要比不上学的孩子学到更多东西”。戴夫老师面色铁灰，语带机锋，他的行事作风以三件事最为著称：第一，鄙视学校的官僚作风，还有电脑，他宣称自己从来没有用过电脑，不过，多数学生把这当成一则都市传奇，并不当真；第二，鼓励课堂讨论尖锐、争议性强的历史及政治议题；第三，对付那些考试日正好缺席的学生，他总是出一些难得吓人的补考题目。

“不用担心，我没那么可怕，”他要一个紧张的学生放心，而十二年级的助教科莎在一旁嗤笑，明显表示不相信。历史老师不理她，继续说道，“我一点都不可怕。我教课很民主，每个满投票年龄的人都有权投下自己的一票。”过了一会儿，大家才意识到这句亲切的话背后的意义：教室内除了他，每个人都只有十六七岁。“瞧，”那个紧张的女生小声说，“他真可怕。”

美术教室是惠尼中学最大的教室，里面放着伤痕累累的大木桌，每张可以坐十六个人。黛比·普莱斯·亚格姆斯（Debra Price Agrums）正在简要介绍今年的平面艺术入门课程，她的宗旨是破除新学生以为美术就是玩一玩的错误想法。“你在这儿得非常努力。而且会有考试，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考试。事实上，我想下个星期就有一次小考。你不光要学怎么画画，还要学艺术理论，到后面还要学艺术史，而且考试会很难。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大部分学生是七年级学生，大一点的孩子也有几个，他们一直拖到毕业在即才来修课，现在尽可能把身体垮在凳子上，坐得低低的，对这个坏消息窃窃私语。新生想知道，惠尼中学每堂课都很难吗？包括美术？黛比老师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种反应她看多了，已经看了二十四个年头，相当于她整个教书生涯，“关于上课讲话这个问题，我们将要采用一种新的作画方法来克服。这种方法叫做用右脑画画，要想画得好，就必须深入右脑。可是，那是你大脑里非语言的一侧，因此必须保持安静。你至少要维持二十分钟不说话，才能开始画。”底下有更多的抱怨，学生们在叹气，“唉，我们现在连美术课都不能说话了。”

“对你们当中有些人来讲，可能不容易，不过我会助你一臂之力，”黛比老师承诺，一丝恶作剧的笑意仍然微微泛在嘴角，“当我看到你坐在一群说话不停的朋友中间，我会把你们分开。”老师话音一落就见成效，聒噪停止，教室顿时安静下来。

黛比老师精力充沛，个子小巧，一头飞舞的棕色头发，差不多惠尼中学一成立她就来了——惠尼中学美术组，就是她一个人顶着。她费了十一年的工夫才说动学校买一套美术教科书，她发书给大家的时候，犹如在分配金条——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些书已经有了十三年的历史，但看起来状况不错，想想真不容易，已经在多少学生手上磨蹭过。她知道，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多余的钱来买新书——艺术在惠尼中学历来不是第一优先科目，其实，在大多数中学，也都不是优先科目——所以，她胁迫学生要把书当玻璃一样捧着。学校分配给艺术用品的经费少得可怜，仅仅达到教学所需材料的五分之一。因此，她每年要自掏腰包，花八千元钱购买课程用品，精心筹备教材，有了足够的材料，她才能好好教授素描、彩画、陶艺、手工艺术等课程。这也是为什么对上课说话、迟到，以及不把美术课当一回事的学生，她像个暴君——她希望投资得到适当的报酬。

可是，正当学生开始希望自己能身在别处——任何地方都好的时候，黛比老师抽出两张铅笔画，画的都是一个男孩的头和脸。第一张画简直一塌糊涂得可笑，形状歪扭，比例不当，眼睛凸出。这样的人物素描要是不改进十倍，就连卡通人物也算不上。另一幅画像则手工精致，阴影渐增，对细节的把握犹如摄影作品，男孩两道眉的每一根毛，贝壳似的耳朵曲线，无不丝丝入扣。孩子们都感到有意思。黛比老师正在实施典型的教具教学法：比较坏学生和好学生的作品，说不定一个懒惰、爱讲话，又不学无术；另一个则上课专心，右脑十分发达。黛比老师脸上再度流露出那一丝微笑。她指着精彩的第二张画说：“你们有多少人想自己能够画出这样的作品？”

有些手有气无力地举了起来，但是大多数的孩子看起来不怎么相信。他们相当确定的是，即使自己再听话，作品还是会远远不及那个超级明星的杰作。更何况，几乎每个人之所以在惠尼中学，为的都是学科，不是美术；他们几乎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关联，而大多数人却知道万一自己对艺术表现得太感兴趣的话，父母会大发雷霆。几年来，学校开过几次十分难堪的家长会，甚至出现了老师和家长的大声争执。由家长主持的惠尼中学基金会（Whitney Foundation）对学校大力资助，捐钱捐设备，特别是电脑和科学器材，但是，美术器材通常遭到忽视。因此，孩子们看着这两张素描，不抱什么希望。一个七年级学生叹道：“我永远没办法画成这样。”

黛比老师看着他，“画这张图的那个男生就是这么说的，”她回答，高举超级明星的图画。然后碰碰那张形状歪扭的画像，“当他刚画完这张图的时候。”孩子们一片愕然，不出美术老师所料，他们反应一向如此。“两张是同一个人画的？”有人问道。黛比老师点头，“之前和之后，一张是开学第一个星期画的，一张是最后一星期画的。我敢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惊讶。你们会吓倒自己。因为，我会教你们画出你们从来想不到自己能画成的样子。好了，谁是要来学怎么画画的？”

这一次，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