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商人是如何压垮商人的？

我打算谈到的这个罪恶不如前面那些罪恶来得可耻，但它所带来的损害程度并不比它们轻。

在一个把节约推行到极其精微细致的程度——例如以菊苣汁代替咖啡，以甜菜汁代替砂糖等等节约的表现，而所有这些只不过便利于商人的欺诈阴谋并使那些出了任何价钱都买不到好东西的旅行者忍无可忍——的世纪内，在一个可说如此吝啬的世纪内，为什么人们没有注意到最重要的节约应该是劳动者的节约，即多余的工作者的节约呢？我们本来能够把这些人力节省出来，可是现在却把他们浪费在非生产的职务中，例如商业职务中。

我曾指出，如果在协作社制度下只要两三个人就可以办得了的工作，在现时的习惯下却往往要一百个人去办，并且指出，从第六时期开始只要二十个人就可以充分供应一个城市的市场，可是现在却需要成千的农民。我们在经济机构方面也是一些生手，正象不知道用制粉机而用五十个工人来把谷物（这些谷物现在只用一架制粉机就碾完了）磨成粉的人们一样。商业经纪人到处都多得骇人听闻，他们比起整个商业职业所需要的人员来通常要多出三倍。

自从哲学宣扬热爱商业以来，我们看见商人到处充斥，一直到了乡村。家长们拒绝从事农业，以便专心一意地千流浪式的小投机事业；假定他们只有一只牛犊出卖，他们会浪费很多的日子在市集、商行和酒馆之间窜来窜去。特别在酿造葡萄酒的边远地区，这种恶习更为流行；到处参加自由竞争的商人和商业经理人不计其数。在各大城市如象巴黎就快有三千食品杂货商，而实际上要不了三百人就办得了日常的供应工作。经纪人的这种过剩情形也见之于小地方的市集上，现在一年内容纳成百个各种杂货行商的这个或那个小城市，在1788年或许还看不到十个这类的人物，虽然当时商人的人数不到现在商人人数的三分之一，可是那时既没有食品的不足，也没有价格非常公道的衣着的不足。

竞争者的人数这样众多，就迫使他们争先恐后地采取最狂暴的和对社会机构说来最带破坏性的手段，因为每一个多余的经纪人都是修道士，都是在社会中只消费而从来不事生产的社会掠劫者。难道我们不承认西班牙为数达到五十万的修道士，假如他们都从事于农业劳动，就可以生产出二百万人的生活资料吗？过剩的商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人数不计其数；假如懂得了第六时期的商业方法——协作社的竞争方法，那么你将会相信用现在从事于商业中的四分之一的经纪人就可以使商业顺利无阻地进行，并且相信单是在法国一国由于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经纪人的充斥，就使上百万的居民脱离了农业劳动和工业生产。可见单就法国而言，由于经济学者的谬误，每年就损失了可供四百万居民食用的生活资料。

现代制度除了劳动力的浪费以外，还招致了资本和商品的浪费。我举出一个现在最平常的坏习惯——压垮——来作例子。

自从大革命以来，所听到的就只是商人中闹着压垮的叫嚣声。由于商人的人数过多，所以他们彼此就剧烈地争夺销售的机会（由于竞争者太多使销售的机会日益减少）。一个城市只有十个商人的时候，消费的砂糖是一千吨，但当商人人数不是十个，而是增加为四十个的时候，仍然只消费一千吨砂糖；在法国的各个城市中所发生的情形正是这样。现在我们听到这一大群商人在埋怨商业凋敝，而实际上他们应该埋怨商人过多；他们由于兜揽生意的开销和由于竞争而日趋衰弱；他们为了满足于压垮自己的竞争者的要求，就冒胡乱花钱的风险。如果以为商人仅仅是自己物质利益的奴隶，那就错了；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自己的嫉妒心和傲慢心的奴隶：一些商人为了搞大事业的那种无益的荣誉而破产，另一些商人则是出于想压垮邻居的那种不正常的意图，结果邻居虽然被压垮了，可是自己也走入了绝境。商人的虚荣心虽然是卑鄙的，但毕竟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如果米泰雅第^[27]的成功妨碍了泰米斯托克^[28]的睡眠，那么同样也可以说一个小店主的生意兴隆也会妨碍邻近小店主的睡眠。这种竞争的荒谬行为就是从这里产生的，许多商人由于这种荒谬行为而把自己推入到破产的境地，或由于超额开支（结果这些开支都落到消费者头上，因为归根到底，一切损失都是由社会自身来承担）而弄得疲惫不堪；如果新的商业制度（协作社的竞争）能把商业经纪人的数目和商业上的开支缩小到四分之一，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一切商品的价格会便宜得多了；其次，你就可以看到由于这种价格降低而引起的新的需求，以及大量工人和资本的增加（由于商业经纪人的数目减少了，这两者都回到农业方面来），产品量也将随着增加了。

滥用行为一个接一个地相伴而生，这在商业方面也和在行政方面一样，都确是如此。例如商业经纪人的浪费行为引起证券投机和破产，这种情形的明显证据表现在运输企业的斗争中。运输企业为了要使对方受损失，情愿无代价地运送旅客。有些人看见它们为了相互压垮而减低运费时，就自言自语道：“它们为了使我们乘坐驿运马车，很快地将发给我们的奖金。”为了证明经济学者们受骗很深（他们老想着好象利益是商人的唯一推动力）时，考察一下这些详细情节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个明白道理的人能够冷静地设想，只收18个土耳其利维尔的车资便把旅客从巴黎用驿运马车运送到雷恩^[29]去吗？这就是想压垮对方那种不正常的意图所产生的荒谬行为。这种在旅客看来非常可笑的猛攻的必然结果，便是每隔数个月就发生相互进行压垮的各个勇士们的破产。他们的破产得到对于最荒唐的企业始终感到兴趣的公众的支持，因为这些企业虽然失败了，但由于掠夺了合伙人的财产（它不把他们的投资归还给他们），破产者反而得了利益。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相信自己有出路的商人们，在命运逆转的情况下，就用宣告破产的办法，冒一切危险以求毁灭竞争者和欣赏邻人的不幸；他们和日本人一样，日本人在仇人的门旁挖出自己一只眼珠，目的在于借助司法机关的力量来把仇人的两只眼珠都挖出来。

由于这种歼灭战而遭到失败的老商家们，普遍地放弃了那种由于有新来者（这些新来者为了获得公众的欢迎，往往亏本^[30]出售货物）的阴谋而变成危险和庸俗的职业。不愿吃亏的老商行，结果是为人所抛弃，即失去了消费者，因而也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新旧两方都很快陷入疲惫不堪的状态，并被迫借助于证券投机者，但证券投机者所借给的高利贷援助增加了它们的困难和它们无支付能力的状况，并加速了双方的倒闭。

由此可见，引起破产的自由竞争，鼓舞了证券投机，并给予证券投机以巨额的收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曾攫取这种收入）。证券投机者到处都有根据地，甚至在小地方的市场上也不例外；到处都可以遇到称为银行家的人物，他们除了按高利贷的利息^[31]放款和挑起竞争战以外，是不干别的事情的。他们通过预支来支持为数极多的小投机商人，后者则争先恐后地投入到最可笑的投机事业中去，在他们失败以后，又到银行家那里去求援，以便再事掠夺。这些银行家抱着挑起冲击的目的而在商业舞台上占据一席位置后，就酷似阿拉伯人匪帮那样。这些匪帮兴高彩烈地在军队周围来回奔驰，等候从战败者身上夺取战利品，而不问战败者是朋友或是敌人。

看到这种掠夺以及许多由商业产生的蠢事，对于鄙视商业的古人要比我们高明这一点还能有什么怀疑吗？至于为了商业的光荣而杜撰了各种学说的近代人，能够不说他们都是些无耻的骗子吗？在商业制度未被谴责，在对社会较少带侮辱性的交换方法尚未发明以前，能够指望在经济机构中看见任何公正、任何良好秩序的统治吗？

对三十六个商业罪行中的四个罪行的说明，证明文明制度的人们完全不懂得这个制度的结构。如果允许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加以详细的论述，并对三十六个罪行中的每一个罪行加以说明的话，那么读者不会因为自己轻信这些罪恶昭彰的商人学说而感到惶恐不安吗？每一个人都可由此作出有必要改造商业制度的结论。

这种改造只有用打击树干即打击商业所有制或中介获利制的方法，或用组织长期寄售制，或用组织在结成反商业联盟的政府与农业干预下的协作社竞争制的方法才能得到实现。

但这种可能使文明制度过渡到保证制度，即第六时期的行动，所需要的时间大约为三十年；因此，应该放弃类似这种念头，因为我们能在三年之中进入到第八时期——复杂的协作社和全世界的和谐制度。这种意见最好不断地加以重复，因为文明制度下的人的智力喜欢评论那些可能推迟社会统一体到来的困难行动。

既然这种商业组织是在协作社制度（这种制度一开始便在外部统一的条件下建立起诚实的行为方式）下促成的后果，那么现在又何必来多谈改组商业的思想呢？因此，我们考察商业时应该只着重考察它在现代文明制度下不得不去干的那些狂暴行为的方面。无疑，我们可以假定从国王们认定欺骗成性的商业的无限坏处，以及估计到每个政府由诚实的行为和简易办法（政府在有组织的国家行政方面会发现这种简易办法，它按规定的日子来付税并把现在商业所霸占的巨大势力交给各部和农业）中所得到的巨大利益那一瞬间起，文明制度就会宣告结束。

我应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虽然它超出了协作社的范围，但是为了满足各种各类的广大读者起见，详细对它加以说明是适宜的。我承认有许多人很想知道保证制度的学说，或在社会阶梯中紧接文明制度之后的那一时期的学说。我让他们预先知道在以后发行的各分册中将会看到这种学说的极完备的形态，特别是其中关于商业的这一主要部分。因此他们可以预先认为，把我们阻留在文明制度中的那种谬见，即商业的欺骗制度已经被驱散了。

批判成了真正不愧作为有趣的叙事诗的主题。勇敢的革新者们使古代哲学遭受破产；一个原来没有的学派突然出现了，这个学派就是大胆攻击希腊和罗马那些可尊敬的信条的经济学者们。真正善行的模范——希尼克派、斯多噶派、一切爱好贫穷和平凡的知名之士，都完全被吓倒了，并且拜倒在鼓吹奢侈的经济学者的面前了。神圣的柏拉图、神圣的塞涅卡^[32]都被从宝座上撵下来，斯巴达人的清汤、新新纳图的芜菁、第奥根的肮脏褴褛的衣衫，所有这些道德家们的武器库都显得毫无力量，一切的人都在那些允许热爱奢侈、美食和最被贱视的黄金与白银一类金属的读神的革新者面前望风而逃了。

让·雅克·卢梭和马布里勇敢地拥护希腊和罗马的荣誉，结果是劳而无功。他们向人民介绍：“贫穷就是幸福，必须抛弃财富和刻不容缓地接受哲学的信念。”^[33]那些道德的永恒真理也是徒劳无功的。真是枉费气力的介绍！在新教条的打击下什么东西也站不住脚，因为腐朽的世纪是专靠商业契约和按一个苏、一个狄尼计算的商业平衡表为生的；波尔奇克和利吉叶的旗帜已被商业研究院和商会不知抛到哪里去了；最后，经济学者们的侵入，对于非精确科学说来，是第二个法塞勒斯之日^[34]，大家知道，法塞勒斯就是雅典和罗马的聪明才智，以及一切优美的古风遭受难以挽救的惨败的地方。

坦率地说，文明制度已经换了一个阶段：它已由第二阶段转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商业精神占统治地位，并完全指导政策。这种变化乃是由航海术和殖民地垄断的成功而产生的。经常迟了才过问社会运动的哲学家们附和了时代的流行的见解，并且当他们看到商业精神已占统治地位时，便开始大加吹捧，由此产生了经济学家的派别，也产生了同这个派别发生关于商业的学术性的论战。

哲学家们根据什么理由要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改变主张，才来过问商业事业，即过问他们在古代所蔑视的对象呢？他们在美妙的古代曾不断地嘲笑商业。那时一切的著作家都把商人当做笑柄，并与贺拉西^[35]一起反复地说，商业科学在于知道：

一个狄尼生二十个狄尼，一百法郎

生出多少呢？——五利维尔。

其实，由于泰尔和迦太基的影响，就已经可以看出商业的实力可能有一天会超过农业的实力，并会对一切行政组织发生影响。但是这种状况还没有出现，而且也永远不应该出现。哲学上推论的范例就是这样，因为它看待社会运动只是把眼光注视着过去，所以将来几代的人将把文明制度的政策想象为长着一个反转过来的只向后看的脑袋。

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为止，非精确的科学还迟迟不前地支持古代蔑视商业的偏见，最好的证明就是1788年支配全法国的那种精神。那时学生们在相互谩骂时，有时向对方说：“商人的儿子！”这是一句带有异常侮辱性的话。各省的舆论也是这样的；但商人精神在有大银行家和肮脏大市侩们经常居住着的各个港口和各个都会中就已经潜伏下来了，只是〔差不多〕到1789年商人才突然变成为半人半神，学者集团公开地站到他们那边去了，并开始把他们作为有利于自己的图谋的工具而加以赞扬。

总之，商业在其刚产生的时候是受蔑视的和不为哲学家们所认识的。〔他们现在也不甚了解商业，因而把它与有益的工业家阶级混为一谈。〕商业赢得这些学者们的尊敬，只是在取得完全胜利以后，也像一些包税人一样，当他们坐在六匹马拉的马车里时，人们就开始赞扬他们，那时演说家们赞颂他们的德行，并吃够了他们的珍馐美食。哲学对待商业精神的态度是这样的：只是当这个精神走上高峰时，它才去阿谀它，在以前，它甚至不认为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早就实现了商业垄断，但哲学未曾想到颂扬它们或责备它们。荷兰创造了自己的无限财富，但它并没有向什么经济学家们请教；因为当荷兰已经蓄积了不知多少吨的黄金时，经济学家们的学派还没有产生。那时哲学家们正埋头探索优美的古风，或者在参预宗教的纷争。

最后，他们开始理会到新的商业和垄断政策能够为充填巨著提供材料，并能使新集团成为有势力的集团；那时人们发现哲学界中诞生了经济学家的学派，这些经济学家们虽然出生不久，但是已经光荣地写出了浩如烟海的著作，而且还希望用自己著作的册数去和他们的先辈并驾齐驱。

按照一切诡辩者的习惯，这些新来者很可能把对象弄得混乱不堪，以便为学术争论提供材料，并靠着他们著作的那些读者来生活。我们可以说：不要去谈经济学家们能够发现什么东西。他们甚至连自己解说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因为在极重要的问题上，例如在应该为人口规定的限度问题上，他们承认他们的科学是没有固定原则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科学不能产生肯定的效果，从而也几乎不明白它们能为什么服务。但这对著作者们来说是不重要的，因为印刷机在全力开动着，书籍都能卖光，哲学的目的达到了。

可以问一问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缩小或增大政治灾难的意图中，是否也把增加捐税、阴谋家的夺取财物、扩充军队、赞许破产和权术等类事情包括在内呢？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灾难在经济学说没有产生以前，从来没有增长得这样快；科学愈少成功，恶事也就愈可减少，这不更好吗？

什么样的一些利益能驱使哲学家们，即驱使这些真理的热心的使徒们在十八世纪决心站到欺骗的旗帜即商业的旗帜之下呢？什么是商业呢？商业是具有其本身一切属性——破产、证券投机、高利贷和各种各类的欺诈——的骗局。最新的哲学原谅这一切可耻的事情；我们把这些学者希望到处应用的分析方法应用到他们的行为上来，就可以指出这种无耻的原因。

他们决心赞扬商业时，所考虑的只是黄金的重量、商人庞大财富、财富形成的速度、与能对发展虚荣心提供最自由和最便利条件的那些情况有关联的独立性，以及推而广之到最蠢的傻瓜也能想出、并且在一个月内也能实行的那种丑恶的诡诈行为（如果把这种诡诈行为教给他的话，因为在商业上是不能教给任何别的东西的）上的高明投机手法；最后，还要考虑与国家要人相埒的那些证券投机者和囤积居奇者的豪华。所有这些灿烂的光芒，使那些在赚得几埃奇和得到屈辱性的照顾以前不得不多夜不眠和苦心盘算的学者们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勃鲁多斯^[36]面前弄得头昏目眩、神魂颠倒，他们在卑躬屈膝和批评之间摇摆不定。最后，黄金的重量在天秤上占了优势：他们终于变成了商人最忠实的仆人，变成了他们自己以前曾嘲笑过的商人科学的崇拜者。

怎么能不赞美这些证券投机家，这些

……在一切秘密中只知道一个

五加四等于九，减二剩七

（布雅洛）^[37]

的人们呢？他们初来城市时还穿着木屐，现在借助于这种科学，在城市中有大公馆了。人们在各个都会中看见他们和穷愁潦倒的学者们为邻，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哲学家被邀请到证券投机家的客厅里，出现在宫廷宠臣和各国大使之间。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不赞美现在的圣徒，那又去拥护谁呢？

由于哲学家们在文明制度下没有走上正直的生活的道路，虽然内心也在憎恨商业，但还是要跪拜在金牛犊之前，不敢写出不赞颂庞然大物的商业或无限度的商业的文章。

他们在攻击商业时本是可以稳操胜券的，因为他们如果揭发商业的强盗行为（他们内心蔑视商业，也如商业蔑视他们一样），就能恢复人们对于自己的尊敬，并能使自己在失败后复原。

对于这种强盗行为的分析，证明商人团体（应该注意不要把他们和工业家们混为一谈）在社会制度中不过是一帮联合起来的海盗，是一群掠夺农业和工业生产并在一切方面奴役整个社会的匪徒。

我虽不对他们一一作出批评，但我要说：他们不知自己的职业要归于灭亡，就算他们知道了，但在文明制度下谁又来斥责某个一掠夺者呢？因为这个社会是骗子和欺诈者的活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