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舞台上的物理学家

一、背景：从“两种文化”以及其间之分裂谈起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C P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一次演讲，谈到“两种文化”这个问题，他谈到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一种文化是以科学家阵营为代表，它伴随着科学家的这种工作方式、认知风格、言谈话语，甚至于思考方式等等；而人文文化更多的则以人文学界的学者，比如像搞语言的、哲学的、美学的、艺术的这样一些人为代表。他在这个演讲里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话题，这两种文化的分裂给社会、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了很多的弊端，是需要修正的。

几十年前，当代科学史的奠基人萨顿（G.Sarton）曾提出了另一个比喻。他将分别对应于“真”、“善”、“美”的科学、宗教与艺术形象地比喻为一个金字塔的三个面。

从这种隐喻出发，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我们以往之所以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距甚远，将自然、科学与美相分离，只是因为我们所站的位置高度不够。

但是，就艺术与科学的问题来说，还有另一个特殊的维度，即艺术家对于科学的观察。

在各种的艺术形式中，特别是在文学和戏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艺术家对于科学的思考。这些站在人文立场上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科学的本质其及与社会的关系，是极富于启发性的。

二、戏剧与科学

我们这里所要讲的，是通过剧作家的思考和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所反映出的科学家与科学的形象，这也可以算是体现出了艺术家们对科学的某种理解。其实，这些理解，也是对戏剧创作当时科学的人文研究成果的一种以艺术形式的反映。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科学及其社会影响的认识是不同的，这从我们后面谈的几部戏的内容和倾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而且，对于习惯于从科学内部看科学的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些以艺术的形式对科学进行的思考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它们可以使我们看到，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科学。

如果不谈那些虽然通俗但却有失准确的科学家传记，仅就严格地符合学术标准的著作来说，在科学史家笔下，科学家传记中科学家的形象使人们认识和了解了那些为人类知识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伟人。而且，科学史家们通过他们的研究工作，在描绘科学家的形象时，也掺入了他们自己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理解；在勾勒出这些科学家的角色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心目中对于科学及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但是，随着科学在当今社会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关注早已超出了像科学史家这样的学者的范围，自然，科学家的形象也不仅仅只出现在那些由科学史家们撰写的历史和传记著作中。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被两位戏剧大师在其堪称当代戏剧经典的代表作中，搬到舞台上来表现的物理学家的角色，并将由此展开一些相关的议论。

三、布莱希特和《伽利略》

首先，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及其《伽利略传》。对于布莱希特这位戏剧大师的名字，我们不会感到陌生。他不仅以其戏剧创作，而且以其独创性的戏剧理论体系而蜚声于国际戏剧界。《伽利略传》是布莱希特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据说它体现出了布莱希特的哲理思想和史诗戏剧风格，被研究者们誉为是布莱希特戏剧的皇冠，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戏剧名著。自此剧问世以来，它在欧美国家的舞台不断上演，人们将它与莎士比亚、席勒、易卜生的不朽剧作并列，视为当代杰作。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此剧也曾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搬上舞台。

在科学史上，伽利略经常被称作近代科学之父。关于这位近代科学开创者的故事，人们当然更是耳熟能详。正是伽利略通过揭示了亚里士多德运动观中的错误，正确地解释了力与加速度的关系，研究了惯性定律，发现了速度叠加原理和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并且总结出了自由落体定律，从而为近代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正是伽利略最先将望远镜对准了天空，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提供了证据。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是近代科学的经典之作。他开创的结合数学与实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直至今日仍为科学界所遵循。更不用说他因宣传、论证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学说而被教会审判并被迫“认罪”，以及在几百年后又被教会“平反昭雪”。所有这一切，使得伽利略成为科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

虽然是作为艺术家，作为世界级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却并不忽视科学。在其戏剧理论的论著中，布莱希特经常提到科学这个字眼。他曾指出：“戏剧艺术，只要它是一种表现重大题材的戏剧艺术，就不可避免地要同科学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的转变是，戏剧艺术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科学。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它远远不只是利用科学知识的问题。”尽管他的这些言论更多地是指戏剧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强调正确地运用现代科学，特别是对于戏剧有不可估量的益处，但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相关的对于科学的关注与思考，使得布莱希特能够运用其艺术天才，以戏剧的形式来表现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历史形象。

有趣的是，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这样一部历史剧，倒并没有像当今影视圈拍摄历史题材作品那样引起众多的关于“真实”的历史与艺术表现之矛盾的争议。似乎人们更是将其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来对待。其实，布莱希特确实是严肃地对待这一题材，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出色地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生动构想出戏剧的场景和人物的对话。在此剧中，重点地表现的是从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观察天空，发现支持哥白尼理论的证据开始，到与教会发生冲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并被迫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最后又写出《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创立了新物理学的过程。鉴于人们对伽利略故事的熟悉，这里对剧中生动的情节不再一一介绍了。这里，我是想讨论一些与情节相关，但却又是在情节之外的话题。

基本上，伽利略还是以传统的形象，是作为一位“新时代”的创立者的形象出现在剧中。用布莱希特自己的话来说：“剧本表现的是一个新时代的破晓，并试图去改正对一个时代破晓的一些偏见。”他要表现的是“一个新时代的不加粉饰的图画”。在剧中，伽利略的角色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相反，除了对探索科学真理的执着之外，伽利略也是一个凡人，他爱吃，“当吃好饭喝好酒的时候常常出现灵感”；他经常为金钱的拮据而操心，甚至不惜拿他人发明的望远镜冒充自己的发明呈献给威尼斯共和国来换取提薪；当为宣传论证地球绕太阳转动而被宗教裁判所审讯，看到刑具后，只因害怕肉体上的痛苦而放弃其学说。但是，这些凡人的弱点并不削弱伽利略作为近代科学创立者的光辉。在布莱希特笔下，伽利略毕竟是理性的代表者。正是基于这种人类的理性，在1610年1月10日，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的观察，使“人类在她的日记里写上：废除天堂。”“我们为真理做了多少工作，真理就能获得多少胜利。”

布莱希特写作《伽利略传》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1938年秋，这也是他流亡国外的第六个年头，他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部杰作。关于此剧写作的背景与动机，在他对剧本的注释中也可以看出：“我是在为300年前那个科学与艺术繁荣的时代而忙碌吗？我希望不是那样。”“当迅速增长的黑暗笼罩着一个狂热的世界的时候，四周是血腥暴行和血腥的思想，有增无已的野蛮无限地在一场一切时代最大最可怕的战争中进行着，在这样的时候，人们要采取一种适合一个幸福时代转折关头的立场是困难的。不是一切都说明黑暗来临而一个新时代还没有开始吗？难道人们不应采取一种适合他们迎着黑暗前进的立场吗？”如果意识到此剧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写就的，从剧中人物的那些警句名言般的台词中，我们就不难以双关的方式体会出作者的匠心独运：“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理性的胜利只能是有理性的人的胜利。”“当我们知道下跪的规律最重要的时候，新自由落体定律又有什么用呢？”“谁不知道真理，他只是个傻瓜；但谁知道真理，却把真理说成是谎言，那他就是一个罪犯。”

布莱希特创作《伽利略传》之时，也正值物理学家发现了原子的裂变之时。所以有人认为，新的科学成果用来造福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个社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启发布莱希特创作此剧的一个时代因素。不论此说是否可靠，但确实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布莱希特改写了剧本的第二稿（后又于1955年作了第三次修改）。布莱希特在此剧在美国上演的结束语中，就谈到了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背景，并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胜利，但这也是失败的耻辱。随后就是军人和政治家对巨大的能源保守秘密，他们激怒了知识界。研究的自由，各种发现的交换，研究家的国际合作被官方停止了，人们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伟大的物理学家们逃离为他们的战争政府服务的岗位，而接受一个教职，迫使自己将时间消磨在基础理论教育上。”从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最后的剧本中，第15场的提示里出现了这样的字句：“你们要保护科学的曙光啊，使用它，不要滥用它，不要滥用它啊，一场火灾会把我们全都吞噬，啊，全都吞噬。”在全剧临近结束时，布莱希特也借伽利略之口说道：“我认为科学唯一目的就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当科学家们为利欲熏心的权贵们吓倒，满足于为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科学就会变成一个佝偻病人。那时你们的新机器就只能意味着新的灾难。”

读到这些台词，我们不禁联想到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萨顿，大约正是在布莱希特写下这些话时，科学史家萨顿也在他的著作中严厉地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把科学的成果滥用于杀戮人类，严厉地批评那些只管研究，不问政治，从不关心历史的“技术专家”。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对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应用的问题上，艺术家与科学史家是怎样从不同的职业道路走向同一方向的。

虽然对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我们可以进行以上的分析，从中看到作者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种种看法，但在这部初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最后修订于50年代中期的戏剧杰作中，在本质上所反映的，毕竟还是那个时代对于科学本身、对于作为科学之基础的人类的理性的信念。随着时代的推进，在西方对科学的负面效应的关注越来越多，对科学的批判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潮流。这种社会思潮，在下面我要谈及的另一部与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风格迥然不同的关于物理学家的戏剧中，表现得就十分明显了。

四、迪马伦特和《物理学家》

对于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我们也并不陌生。他的悲喜剧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戏剧复兴的主要作品。在我国，他的剧作《贵妇还乡》也曾被北京人艺搬上舞台。但是，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关条目中的说法，迪伦马特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剧本，却是一部名为《物理学家》的话剧。

《物理学家》一剧写于1962年，后于1964年被译成英文。与布莱希特严肃的历史剧《伽利略传》极其不同，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充满了荒诞的色彩。其情节大致是说，在一家精神病院中，住着三位病人，都是物理学家，其中，一位名叫梅比乌斯的物理学家在15年前就住进了这所精神病院，经常声称自己看到所罗门王，而另外两个分别自称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研究放射性材料的核物理学，则在不久前住了进来。在精神病院中，这三位物理学家先后分别杀死了看护他们的女护士。随着警察的调查和医生及病人的对话，剧情愈发扑朔迷离。后来，在这三位物理学家之间的一场对话，使情节明朗起来。原来，他们分别杀死看护自己的女护士，只是因为护士发现了他们都不是疯子这一真相。梅比乌斯本是一位极有天赋的物理学家，15年前躲进了精神病院。而“牛顿”和“爱因斯坦”，则原来的确是曾做出过出色工作的物理学家，但已分别为不同的情报机关服务。他们装作疯子，追踪梅比乌斯住进了这所精神病院。因为他们所服务的情报机关怀疑梅比乌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可能解决了引力问题，发现了基本粒子的统一理论，并找到了普适发现的原理。而在住精神病院的15年中，梅比乌斯的确完成了这一切。

于是，二位身为物理学家的间谍开始游说梅比乌斯。具有寓言意味的是，“牛顿”所持的观点，恰与真正牛顿时代的价值观相似。他相信求知的自由，而不管这种知识为谁所用；而“爱因斯坦”的看法，则与我们这个世纪某些科学家曾有过的观点有某种相似，认为物理学家可以自己做出抉择，有责任用其知识为某一特定国家的政权服务。“牛顿”甚至许诺说，如果为他们的机构服务，出去以后，他们完全可以在一年内将梅比乌斯送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在这三个物理学家中，梅比乌斯大致代表着剧作者迪伦马特的观点。他宁愿待在精神病院中，并反问：那些在外面准备欢迎他的物理学家们真是自由的吗？他以一大段慷慨陈词的演说来解释自己的抉择：“有一些风险是人们不可去冒的：人性的堕落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用它已拥有的武器做了些什么事；我们可以想象，利用我的研究使之成为可能的武器，这个世界会做些什么。正是这些考虑把握了我的行动。我很穷。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大学以名望吸引我，工业界以金钱诱惑我。但这两条路都太危险了。我将不得不发表研究的成果，其后果则将是推翻所有的科学知识，使我们社会的经济结构分崩离析。责任感驱使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放弃了学术生涯，对工业界说不，而且听天由命地抛弃了我的家庭。我选择了丑角的帽子和铃铛。我让人们知道所罗门王出现在我面前，于是很久以前，我被关进了疯人院。”“理性要求我走这一步。在知识的王国中，我们已经达到了认识的最前沿。我们知道一些可精确计算的定律，知道一些在不可理解的现象之间的基本关联，这就是一切。其余的秘密被关闭在理性的心智之外。我们已经走到了旅程的终点。但人类却没有走得这么远。我们奋力向前，现在没有人能追上我们的步伐；我们遇到了一片空虚。我们的知识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负担。我们的研究充满了危险，我们的发现是毁灭性的。对于我们物理学家来说，剩下的只是在现实面前投降。”梅比乌斯告诉“牛顿”和“爱因斯坦”，由于怕他具有巨大威力的发现被用于毁灭人类，他已经把全部的手稿焚毁，并劝他们与自己一同继续待在精神病院，因为“只有在精神病院中我们才能是自由的，只有在精神病院中我们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最终，梅比乌斯说服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三人决定一起留下来，一致认为在这里他们“是疯子，但却明智；是被囚禁者，但却自由；是物理学家，但却清白。”

出乎观众意料的是，此剧的最终结局，却是那位为他们治疗的精神病女医生早已把梅比乌斯的手稿翻拍下来，要在她创办的联合企业中，将梅比乌斯发现的知识充分地开发，并疯子一般地自称她看到了所罗门王的再生。她将支配整个的世界。

五、艺术家的思想转变

从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到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我们看到了戏剧艺术家们在其思考和艺术表现中对科学之看法的巨大转变。实际上，这种转变反映出了西方思想界从“为科学辩护”到“批判科学”的转变历程。这种转变，与人们对把科学技术用于军事战争的可怕后果、工业文明带来的对地球上生态环境的破坏、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异化等等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反思有着密切的关联。从《物理学家》这部剧本中，我们甚至看到目前正成为讨论热点的后现代主义科学批判的某些特征。正像有的学者曾指出的那样，“诗人和艺术家凭借他们敏锐的直觉，比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理性思考更早地发现了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负面后果。”可以说，这两部以物理学家为主角的戏剧也部分地证明这种说法。其实，不管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和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在表现作者对科学、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看法上有多大程度的不同，这两位剧作大师可以说都是在相应的社会思潮背景中，因其社会责任感而走在大多数人观念前面。

对于像后现代主义科学批判这样的学术讨论，人们尚且远远没有一致的结论，那么，对于像在戏剧中以艺术的形式来表现的某种观念，我们当然就更不必一定要得出某种定论了。重要的是，戏剧所表现的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但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可能会成为现实的情形。仅此而言，戏剧中的物理学家角色，不是也可以带给我们某种启发，某种思考吗？

在这些关于物理学家的戏剧背后，都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东西，无论是作为科学工作者，还是关心科学的发展和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的普通人，都会有所收获，至于具体每个人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那就是个人的的事了。至少，这些戏剧提示我们，关于科学、科学家和科学家的工作，是存在着可争议、可讨论的问题的。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与此有关。要想让未来不致成为悲剧，我们不应忘记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的剧本里对要点所提示的话：“关系到所有人的事，只有通过所有的人的努力才能解决。”

原载2010年8月9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