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队起义

1900年3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其势愈来愈盛，后来甚至发生了杀戮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的事件。其众毁教堂，杀教民，北方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就在这时，南方督抚单独形成自保局面，和各方签订互不相犯的协定，清朝的东南半壁江山大有不保之势。这时，保皇、革命二派都看准机会，准备联合革命。孙中山想通过革命推翻满人皇帝，建立共和政体。而康有为则想通过此举，使光绪皇帝重新登位，主导维新变法之业。二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这时，梁启超提出以光绪皇帝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以求“两者兼全”。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统一的思想基础，这给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

梁启超面对箭在弦上的勤王运动，开始为之积极奔走，大造革命舆论。早在1898年，梁启超就发表《破坏主义》，鼓动民众，热情赞扬革命。对于当时保皇会组织涣散，办事效率底下，梁启超提出广纳人才、变更人事等多项建议，可是没有引起康有为的重视，最终酿成了苦果。

关于网罗人才，梁启超指出，举大事者，必先合天下之豪杰，“阔达大度，开诚布公”为不二法门。然“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他提醒康有为要认清形势，想尽方法收罗“难驾御难节制”的人才，以用来谋划大事。同时督请总会布置联络职责，以免各方交流不畅，影响起义。

澳门总会的拖沓也深深刺激了梁启超，数十封信件未回复一字，梁启超感到总会人才奇缺，组织混乱，遂书信一封，提出建议，请康有为设法大加整顿，调整人事。在信中梁建议设一总理，总持各项事务。同时针对资金短缺，他提出设一会计出纳，管理资金使用情况。后来，梁启超看到王镜如、何穗田等的能力不足以领导总会，不顾多年情谊，坚决要求“能统全局之人”徐君勉归澳主持总会事务。

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正是为了起义的需要，一直都注重培养专业军事人才，寻觅军事骨干。1899年冬，该校高才生林锡圭随唐才常回国，成为勤王运动中的军事领导人物。唐才常回国后，积极联络会党人士，组织正气会，用来联络上海以前的维新志士。后来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口号为“救国自立”，争取多方面的人士。

自立会在上海开富有山堂，即哥老会洪门组织，以自立会会党为基础，用来团结东南各省会党。江湖上名声极盛的张耀廷、刘传福等人为正龙头，康有为、唐才常由于当时的社会地位被列为副龙头，而梁启超、林锡圭为总堂，地位又较次之。可是由于自立会以康、梁、唐、林为骨干，所以他们在组织运转中的权力并不小。由于原维新派前辈容闳为孙中山代表，所以，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的领导，一方面又拥戴孙中山。

1900年7月，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哥老会内部同志倡议设立“国会”，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经过协商，不久，上海同志八十多人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汇聚一堂，召开大会。后定会议为中国议会，并推举容闳担任会长，严复为副会长。随后，容闳作了演说，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听者无不激情高涨，掌声雷鸣。三日后，“国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完善机构，任命人事，真正开始其指导勤王运动的使命。

为了执行自立会纲领，成立了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梁启超、孙中山、康有为作为指挥者，参与了此后的起义。梁启超担任自立军的总指挥。

当时，唐才常统帅中军驻扎汉口，另有几支武装分驻安庆、大通、常德、新堤，号称十万，准备于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一同起义，直挥京师，以求推翻清廷。为了有效地指挥起义，从檀香山回到日本的梁启超，仅做稍稍停顿，便赶往上海，准备亲临督战。

踏上回国的轮船，梁启超早已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大海的波澜壮阔，但海鸥的一飞冲天，也会让他心中充满对起义胜利的憧憬。同时，淡淡的隐忧也弥漫在他的心头，军士的过于自信，组织的混乱，联络不畅，还有最重要的军饷问题，一件又一件事情压在他的心头，令他对起义忧心忡忡。

踏上祖国的大地，梁启超心潮起伏，多么亲切啊！这就是他日日魂梦萦绕的故乡！可是，自立军的谋士却在这时带来了令人愤怒的消息：澳门总会无法按时拨发军饷，唐才常不得不推迟起义时间。梁启超大怒，对康有为产生极度不满，三十多万元的捐款为什么迟迟不能寄来充作军饷呢？梁启超百思不得其解。随后，他住进虹口丰阳观，开始处理起义事宜。

然而噩耗再一次传到，由于联络不畅，安徽的吴禄贞、秦力山不知唐才常更改起义时间，仍于8月9日在大通起义，最终因为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大通起义仅仅坚持了三天，就宣告失败。右军也于当日起义，孤军奋战，最后也不得不败退湖南。梁启超闻讯后，大为悲痛，速请同在上海的孙中山离沪返日，自己留守上海，静观事变。此时，梁启超还幻想汉口起义能够成功，以图大局。

然而，不幸再次打击了梁启超，汉口起义的消息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得知，张于21日破获汉口英租界内的自立军机关，逮捕了唐才常、林锡圭等一批重要首领，起义计划遭受到毁灭性破坏。随后，两湖空气凝重，一大批义士死于张之洞的血腥屠杀政策下。

汉口起义没能充分考虑到国内外的形势，在张之洞和英领事勾结后，又不能认清局势，便陷入了二者的阴谋中，最终酿成了苦果。消息传到上海，梁启超悲愤交加，他痛恨英国领事的可恶，痛恨张之洞的残忍，也痛恨康有为的不识大局，痛恨这黑暗的世界……

上海也跟湖南、湖北一样，开始追捕自立军要犯，东南一带乌云密布，一片恐怖。梁启超躲在丰阳观中不能自由出入，每日靠狄楚卿送饭。生活在狼牙虎爪之下，生命安全尚得不到保证。梁启超一面设法逃离上海，一面寻求方法挽救勤王义士。最终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只好选择早离上海，结束逃亡后的第一次归国生活，勤王起义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悲愤之中的梁启超随即南下来到新加坡，欲与康有为一辩究竟为何资金不能按时到位，颠覆了整个局势。此时的康有为在清政府的悬赏缉拿下四处躲逃，几经搬迁。1900年8月9日，康有为又移居槟榔屿，住进英国总督的房子，接受英国政府的保护。面对国内如火如荼的斗争，他竟然闲居著述，并把这里称为“大庇阁”。

9月中旬，梁启超来到这里，与康有为展开了激烈争论，二人之间的嫌隙顿时表露无遗。康有为斥责梁启超与孙中山联合，跟自己的立场不同，简直是叛逆行为。梁启超质问康有为自立军起义军饷不济，联络不畅，造成失败后果该由谁承担责任。二人皆愤愤不平，争执激烈。梁启超终因顾及师道尊严，不得不稍作让步，没有进一步辩驳。二人最后互相妥协，暂时重新站在了一起。

此时，日本人宫崎来槟榔屿游说康有为，希望康有为能抛弃保皇，联合革命。可是，“香港康徒闻宫崎曾赴粤谒李鸿章，随电告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南洋行刺请慎防。”康有为寻求到英驻新加坡官员的帮助，将宫崎逮捕入狱。孙中山随后亲访英总督，说明事情真正情况，宫崎才得以释放。这让两党的合作协议彻底毁弃，梁启超也因为此前的一系列保皇活动受到了革命党人的仇视，孙、梁彻底决裂。从此以后，两党冲突不断，沟壑难平，直到民国成立，两党的鸿沟还未消除。

勤王运动的失败，与革命党的决裂，会党内部的混乱，一下子全都从天而降，无尽的烦恼折磨着梁启超，失败的阴影似乎一直笼罩在他的身上。无人聆听自己的烦恼，也无处倾洒自己的忧愁，梁启超也只好将所有的不快、郁闷暂时抛开，在槟榔屿的美景中聊以自慰，领略大海的博大，思索人生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