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本身已经成为健康的威胁

医学是治疗疾病与维护健康的科学，但有时却变成戕害健康的杀手。临床医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救人无数，也杀人无数。

（一）医源疾病之痛

医学发展导致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形成“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是“几个互不联系的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局面。当医生面对病人的时候，在他们的眼中很容易将对象分割成系统、器官，试图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消灭病源。这种技术主义逻辑往往忽视人的不可分割性，将人视为由各个零件组成的机器，而不是具有感情依赖的社会化人。医生对病人的最大威胁就是造成医源性疾病，现代医学本身已经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什么是医源性疾病？就是指在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过程中，由于医护人员各种言行和措施不当而引起的新发病症。事实上，对于西医来讲，医源性疾病本身就是医学技术过专、分科过细的结果；对于中医来讲，医源性疾病本身就是庸医心里一瓶糨糊、指下一塌糊涂的结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近年来的统计显示，在临床发病率中，大约有30%属于用药不当、药物副作用引起，大约21%属于医疗感染引起，大约16%属于误诊和医疗事故引起。2011年7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每年全球有数百万人死于各种医疗事故或护理不当导致的感染。每100位住院患者中，由于护理不当的感染人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为7人和10人。2014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非正常死亡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因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数的4倍多。如果医生医德出了大问题，那后果更可怕。美国恶魔医生法塔从2007年8月到2013年7月期间，他给多达超千名患者以错误诊断，然后给予完全不必要的化疗，被他诈取的金钱总额高达3500万美元。一个医生为了金钱利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患者的生命健康于不顾，用有毒药伤害患者身体，其所为骇人听闻。

到医院看病本身就是一个健康危险因素。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得癌症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后，在他新著的《重生手记》里讲：“在所有死亡的癌症病人中，1/3是被吓死的，1/3是被治死的，只有1/3是真正因病而死的。”韩启德院士说：“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我们千万别把医学误当作魔法，平时还是要把功夫下在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上。还是古希腊名医、被西方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说得好：“最好的药物是你的食物，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最好的医院是你的免疫功能。”

（二）过度医疗之痛

2014年1月8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出“过度医疗谁之过”节目，对“小病大治”进行曝光。201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2.9万亿元，较2011年增长20%，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过度医疗致使医疗费用猛增。当下，无病也治，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屡见不鲜；非合理检查、非合理治疗、非合理护理、非合理收费、非合理定价等行为较为严重；大处方、大检查、多手术、多开药、长住院司空见惯。这种“过度医疗”俨然成了一道见怪不怪的风景，难怪有位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发出“病人是医院的唐僧肉吗？”

一是过度检查。医院为了增加竞争力和医疗收入，大量引进先进设备和新的诊断技术，这些投入势必要通过创收来完成，并获取更大的效益。因此医生热衷于过度检查，普通检查能解决问题的，也要做高级检查，尤其是安排一些与疾病无关的检查。病人一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给病人开大检查单，特别是依赖医疗设备，对病人动辄做全身检查。

二是过度治疗。有三个重灾区，第一，“疯狂的”支架；第二，治癌“三招”；第三，输液大国之殇。

“疯狂的”支架。医疗器械、高值耗材的滥用也是过度医疗的重点，其中心脏支架过度使用首当其冲。据专家透露，近几年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很泛滥。某专科医院，居然给一位患者放了17个支架，让人惊讶。一下放了17个支架，是不是世界吉尼斯之最呀？一个心血管病要放上这么多支架，把血管变成夺钱的“铁索链”，遭到人们的吐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曾发出忠告：“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桥，它对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据现在统计的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因此，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作为心脏科大夫不建议做支架。”有专家指出：“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治癌“三招”。众所周知医学界虽对癌症束手无策，但却是赚钱大户。医院对癌症夺钱的三招：“手术、化疗、放疗”。病人得了癌症，家属肯定倾尽全力来治疗，有些医生就抓住患者家属这种心理，扩大手术范围，加重化疗放疗。我国癌症患者过度治疗的现象在各地、各级医院都普遍存在。有的专家指出，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实施化疗无异于雪上加霜，临床常常可以见到恶性肿瘤患者的死亡不是因为本身造成，而是由于过度的杀伤性治疗所致。有的患者在医生的诱导下无休止地手术、化疗、放疗，造成白细胞降低，免疫力急剧下降。对癌症患者进行适度的手术、化疗、放疗都是应该的，但千万不要从头“化”到死。尤其到了癌症晚期，最好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手术和化疗。应适当采取镇静镇痛等措施，在亲人的陪伴下安享最后人生。

输液大国之殇。据国家卫生部门统计，中国68.9%的住院人员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要求被颠覆；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的原则被推翻。中国存在“输液过度”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举世共识。各大医院为什么特别青睐输液，主要还是创收在作祟。有专家指出，输液就是一次小手术，输液风险大于天。这是因为在各种给药方式中，输液是最危险的。因为输液要穿透皮肤屏障，直接把药液注入血液中，所以必须要严格无菌处理。特别是如果制剂中有杂质直接进入血液，严重的能引起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总之，过度静脉输液是大国之殇、人民之痛，是医院的高利润、患者的高风险。病人在医院里扎堆“打点滴”，输液室一席难求，异常火爆，其实是我国不正常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切记：输液风险大，吊瓶应谨慎。美国医学界流行一句话：“买枪易，买抗生素难”。此言也许会对我们有所警示。

（三）随意用药之痛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所有开出的药物中，一半以上配药（销售）不当，而且有半数患者没有正确用药。中国药学会安全用药专家张继春指出，安全用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据统计，在美国每年有150万人因用药错误损害健康，有10万人因此死亡。我国每年大约有250万人吃错药而损害健康，导致死亡的有20万。虽说临床不合理用药是导致药害事件的重灾区，但家庭自行不安全用药的问题也不少。这里所说的随意用药主要是指家庭中不合理用药现象及其对健康的威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1/3的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是由不合理用药导致，这其中也包括家庭不合理用药。我国自从2000年实行《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方法》之后，消费者自行购药机会大增。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北京消费者协会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30%的患者是“自己诊断、自己买药”。2013年，中国科协对全国27个省区城乡居民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吃药比较随意，69%的人看不懂药品说明书，86.7%的人曾有过自我医疗的经历，36%的人自行用药时曾出现失误。更让人担忧的是，超四成的家长给生病的孩子自行用药。在家庭用药方面问题多多，有3个方面危害严重。一是抗生素滥用。抗生素是把双刃剑，杀菌三千，自损八百。据2010年中国家庭药箱调查发现，70%的居民自己准备了抗菌药。75%的人在身体有炎症时自己会吃抗菌药，有相当多的人把抗生素当成消炎药来用，你说多糊涂。这种习惯还是“超级细菌”产生的温床，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后果。二是感冒药混用。有些人感冒时，为了能快点儿好就把几种中西感冒药拿来混合吃，认为吃得越多见效越快，殊不知有些中药和西药是不能混合使用的。就是在中药的使用上也不区分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只凭头痛、嗓子痛、流鼻涕就随便用药。有的人把复方板蓝根冲剂、维C银翘片当作治感冒的通药，却不知这两种药只能用于治疗风热感冒，而得了风寒感冒则应使用风寒感冒颗粒等。药不对症，不治病反致病。其实感冒是世界性难题之一，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治愈感冒的药。对感冒“吃药一星期好，不吃药八九天好”，吃不吃药都要经历一样的病程。三是中药盲目用。有些人认为中药没有不良反应，殊不知是药三分毒，中药亦有忌禁。总之，不论是中药还是西药，不管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都不能随意吃，因为非处方药也有毒性，最好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用药，否则，难免受到损害。就是维生素也不能随便吃。

（四）虚假广告之痛

前几年有个顺口溜：“医药广告漫天舞，报刊电视声声呼。男女老少都吃药，中国处处成药都。国人为何都吃药，难道各个是病夫？”这一问发人深省。黄建始教授曾发出警告：“错误信息对健康的危害不亚于细菌和病毒。”虚假违法医药广告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社会反映极为强烈的突出问题。虚假医药广告的重灾区是药品、保健品、医疗服务和医疗器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虚假医药广告屡禁不止，屡查屡犯，渐成顽症。不良不法商家、广告策划公司利欲熏心，丧心病狂；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媒体见利忘义、助纣为虐。他们丧尽天良，一唱一和，骗取钱财，戕害健康。

大诗人白居易有两句诗告诫人们：“身作医王心是药，不劳和扁到门前”。“谁是和扁”就是古代名医医和和扁鹊。因为人本身就是医生的“王”，心便是灵丹妙药。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的免疫力，这要比吃药好得多。当下首先要提高自己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正如网上形容的那样：“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还可能是唐僧；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还可能是鸟人”。善良的人们，长一双慧眼吧！

（五）医患相煎之痛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在某种契约和信托关系的基础上，为着一个让患者康复起来的共同目标，而逐步形成了医患之间站在同一阵线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健康利益共同体。然而走到今日，这种信任关系一朝就被瓦解、变异，医患矛盾逐步升级，甚至变成了彼此的敌人，医院变成了战场。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数据显示，2013年统计医疗纠纷是7万件左右。2013年8月份中国医院协会发布《医院场所暴力伤害情况》显示，全国30个省份，316家受访医院九成以上的医务人员遭到过谩骂、威胁。2003—2012年，中国共发生恶性暴力伤医事故40起，其中2012年发生11起，造成7人死亡，28人受伤。医疗纠纷数量的上升和医生的逆袭，让焦虑和恐惧弥漫于医院内外、笼罩在医护人员头顶，医生要用一半以上精力来保护自己。现代社会对医生的偏见，也让大部分医生的内心受挫，从医信心下降。据中国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曾在招生录取中非常热门的医学系，分数正持续走低。2014年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在考研复试分数线方面，医学分数连续3年保持5分跌幅。医学系受到冷落，降分录取的现象值得深思，如果这种现象一直恶化下去，受害的还是患者，最后买单的将是我们每一个人。

高峰年发生11起恶性暴力伤医事故，一年有7万件左右医疗纠纷，医患相煎渐成全民之痛。医患关系紧张除了个别是由于医生医德缺失所致外，主要还是社会整体环境和综合因素在医疗卫生战线的反应，是社会成员之间信任度大幅降低的缩影，医生有时成了社会矛盾的宣泄口和医改问题的“替罪羊”。另外，由于慢性病无法治愈，但患者家属认为我花了钱就得把病治好，一旦疗效不理想就大闹，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是医院和医生为慢性病患者不良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恶化产生的后果“背黑锅”。医疗卫生危险因素的增多，除了技术原因和意外外，与整个社会道德严重缺乏有关，匡正救弊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促进全社会的道德规范建设。对于医护人员，应从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希波克拉底誓言开始，按照世界医学会《日内瓦宣言》要求，规范从医行为，承诺承担起促进患者利益的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