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道，身意与心意

通过茶去发现人性与神性。

叶嘉，闽人也。其先处上谷。曾祖茂先，养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焉。尝曰：“吾植功种德，不为时采，然遗香后世，吾子孙必盛于中土，当饮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孙遂为郝源民。

至嘉，少植节操。或劝之业武。曰：“吾当为天下英武之精，一枪一旗，岂吾事哉！”因而游见陆先生，先生奇之，为著其行录传于时。方汉帝嗜阅经史时，建安人为谒者侍上，上读其行录而善之，曰：“吾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曰：“臣邑人叶嘉，风味恬淡，清白可爱，颇负其名，有济世之才，虽羽知犹未详也。”上惊，敕建安太守召嘉，给传遣诣京师。

郡守始令采访嘉所在，命赍书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叶先生方闭门制作，研味经史，志图挺立，必不屑进，未可促之。”亲至山中，为之劝驾，始行登车。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质异常，矫然有龙凤之姿，后当大贵。”

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见之，曰：“吾久饫卿名，但未知其实耳，我其试哉！”因顾谓侍臣曰：“视嘉容貌如铁，资质刚劲，难以遽用，必槌提顿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砧斧在前，鼎镬在后，将以烹子，子视之如何？”嘉勃然吐气，曰：“臣山薮猥士，幸惟陛下采择至此，可以利生，虽粉身碎骨，臣不辞也。”上笑，命以名曹处之，又加枢要之务焉。因诫小黄门监之。有顷，报曰：“嘉之所为，犹若粗疏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独学未经师耳。嘉为之，屑屑就师，顷刻就事，已精熟矣。”

上乃敕御史欧阳高、金紫光禄大夫郑当时、甘泉侯陈平三人与之同事。欧阳疾嘉初进有宠，曰：“吾属且为之下矣。”计欲倾之。会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欧但热中而已，当时以足击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虽见侮，为之起立，颜色不变。欧阳悔曰：“陛下以叶嘉见托，吾辈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见帝，阳称嘉美而阴以轻浮訿之。嘉亦诉于上。上为责欧阳，怜嘉，视其颜色，久之，曰：“叶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气飘然，若浮云矣。”遂引而宴之。

少选间，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见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爱之，朕之精魄，不觉洒然而醒。《书》曰：‘启乃心，沃朕心。’嘉之谓也。”于是封嘉钜合侯，位尚书，曰：“尚书，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宠爱日加。朝廷宾客遇会宴享，未始不推于嘉，上日引对，至于再三。

后因侍宴苑中，上饮逾度，嘉辄苦谏。上不悦，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辞逆我，余岂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辞利口然后爱耶？臣虽言苦，久则有效。陛下亦尝试之，岂不知乎！”上顾左右曰：“始吾言嘉刚劲难用，今果见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疏嘉。

嘉既不得志，退去闽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见嘉月余，劳于万机，神薾思困，颇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抚嘉曰：“吾渴见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为事。而大司农奏计国用不足，上深患之，以问嘉。嘉为进三策，其一曰：榷天下之利，山海之资，一切籍于县官。行之一年，财用丰赡，上大悦。兵兴有功而还。上利其财，故榷法不罢，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

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钜合侯，其忠可谓尽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择其宗支之良者，每岁贡焉。嘉子二人，长曰抟，有父风，故以袭爵。次子挺，抱黄白之术，比于抟，其志尤淡泊也。尝散其资，拯乡闾之困，人皆德之。故乡人以春伐鼓，大会山中，求之以为常。

赞曰：今叶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乐山居。氏于闽中者，盖嘉之苗裔也。天下叶氏虽夥，然风味德馨为世所贵，皆不及闽。闽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为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彻侯，位八座，可谓荣矣。然其正色苦谏，竭力许国，不为身计，盖有以取之。夫先王用于国有节，取于民有制，至于山林川泽之利，一切与民，嘉为策以榷之，虽救一时之急，非先王之举也，君子讥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于盐铁丞孔仅、桑弘羊之谋也，嘉之策未行于时，至唐赵赞，始举而用之。

《叶嘉传》可以当作苏轼个人一生的写照来解读。借物喻志，是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段。嘉者，美也。陆羽称茶是“南方嘉木”，自然界中最精妙之物，苏轼则把茶拟人化，以茶的口吻来叙述茶的德行与历史，通过茶去发现人性与神性。

茶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中国传统里的“天人合一”思想，因为茶的出现与品饮，而最终找到合理的归宿；同时，儒释道三家共通之处也恰到好处地通过茶呈现出来。发现相同，而不是相异之处，也是中国治学的一个传统。

本书之所以要选取茶这样一个物质层面的角度，进而讨论精神层面，是为了让茶道中常言的一些字句，比如“和”、“清”得到具象而可触摸的诠释。

《叶嘉传》开篇追溯叶嘉祖上茂先，“养高不仕，好游名山”。在中国的传统里，“不仕”是一个高蹈洒脱的境界，因其不贪名利，且散淡闲适，颇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即便是在儒家定制的入世系统里，依旧推崇不出世的隐者。儒、道采用的方式是调动所有的身体器官来完成这一仪式。

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是个不问政治的大隐，他不仅拒绝了尧的请求，还连夜逃走。后来尧以为自己诚意不够，再次派人来请他出山，哪知这次许由觉得尧那番劝说完全是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他便跑到颖水边洗耳朵，高姿态地再次拒绝了这样的邀请。这个时候，巢父正牵牛在河边喂水，许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巢父。巢父说，你这么一说，连这条河都被你污染了。许由一听之下更加羞愧，发觉自己的境界远不如巢父。

周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为了表示不事二主的气节，不再吃西周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以山上的野菜为食。周武王派人请他们下山，他们仍拒绝出山仕周。后来，一位山中村妇对他们说：“你们仗义不食周朝栗，可是你们采食的这些野菜也是周朝的呀！”他们羞愧难当，最后饿死。孟子将伯夷赞誉为“清圣”。

汉语中有一种姿态，我称之为“伟大的谦卑”，“洗耳恭听”是身心的一种致敬。后来儒、道的发展几乎都是围绕“身心”展开，所谓“身在庙堂，心在江湖”，或者“身在江湖，心在庙堂”，再或者“人在江湖（庙堂），身不由己”等等，都是力求达到二者的平衡。在宋代，还保持着这样的谦卑传统，苏轼对南屏谦师泡茶的认同、对叶嘉的推崇，除了自谦，还抱着学习的态度。可到了明代，这样的精神就消失了。明人张岱那些著名的茶系列作品，站在通过表扬别人最终回到表扬自己的立场上，茶叶的书写又回到另一个传统——生命是一场自我表扬，曹雪芹持续着这种风格。

真正身心留于江湖的隐者会留下名字吗？还大名鼎鼎？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中国历史上那些鼎鼎大名的隐者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不过是理想与现实相互博弈的结果，非真隐，是形势所迫不得不隐。隐而不出，倘若身在江湖，心不在江湖，便产生了“终南捷径”这样一种故意以隐来博得名声，最后身居庙堂高位的途径。这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心态，与“讪君卖直”一个道理。这样漏洞百出的隐仕互博，在发展中被史官的火眼金睛挑剔一番后，寿终了。

那么，仕而隐之就成为绝对的核心传统，有仕之心，有隐之身，方能为身心俱退做好铺垫。这样一来就不难发现，游走于儒释道之间的苏轼，为何在《叶嘉传》一开始便上承古义，下接唐以来的“终南捷径”。再回到古义，最后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循环互动，隐—仕—隐—仕……这是解读中国士文化的重要符码，也是解读茶文化的重要符码，因为人的精神与茶的精神，就在其中。

苏轼笔下的叶嘉 “少植节操”“容貌如铁，资质刚劲”“研味经史，志图挺立”“风味恬淡，清白可爱”“有济世之才”“竭力许国，不为身计”，可谓德才兼备。有人劝其习武，他说“一枪一旗，岂吾事哉”， “一枪一旗”看起来孔武有力，其实不过是用来形容茶叶“一芽一叶”罢了。宋代出现这样的茶叶修辞，也说明其斗茶氛围的浓烈至甚。

宋代重文轻武，即便是平级官员，武官依旧在文官面前矮半截，举两个著名的例子可以说明。名将狄青行伍出身，最后尽管做到枢密副使，还是经常遭到别人冷言冷语。他常对人发牢骚说：“韩琦与我一样的功业官职，我还得时时在他面前低头，就是少了一个进士及第。”

陈尧叟是宋代少有的文武兼备之人，又是出名的美男子，有次契丹使臣来访，宋真宗考虑到事关国家形象，要求陈尧叟出面陪使臣射箭，并许诺封他节度使的头衔。陈尧叟回家请示母亲，被他妈骂得狗血淋头，要他以文为重，对武官鄙视得一塌糊涂。最后连皇帝也无可奈何。

“吾植功种德，不为时采，然遗香后世，吾子孙必盛于中土，当饮其惠矣。”在茶的层面上，宋代茶叶中心已经从江浙转至东南，但上好的茶几乎被皇家垄断，普通百姓只能喝一些廉价茶。好茶惠泽世人，只是一种诉求。

在经世层面上，叶嘉经过祖辈的家学累积，已经完成原始的政治积累，数代隐而不出，到叶嘉这代已经到不摘就要烂在树上的程度，就连茶圣陆羽对叶嘉都表示惊叹，何况他人？口碑传播的效果是惊人的，很快叶嘉之才便惊动了天子。果然，面对天子委托郡守的第一封邀请书，叶嘉采取天子呼来不上朝的策略，他还在做隐士的姿态。

接着有第二次邀请，郡守也是熟读史书之人，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叶先生方闭门制作，研味经史，志图挺立，必不屑进，未可促之”。所谓事不过三，人家尧也不过请了许由两次，这次郡守亲自登门造访，自是微言大义一番，两个通晓“终南捷径”之术的人一拍即合，叶嘉不隐而出，很快上路。

先是术士的恭维，“先生容质异常，矫然有龙凤之姿，后当大贵”。龙凤之姿，名闻天下的龙凤团茶也。处处说茶，又句句扣政。汉帝“视嘉容貌如铁，资质刚劲，难以遽用，必搥提顿挫之乃可”，果一团茶耳（蔡襄《茶录》：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要入口，非猛捶强敲不可（宋茶品饮的程序，后文“碪斧在前，鼎镬在后”亦是程序，捶、碾、箩）。“碪斧在前，鼎镬在后”，砍了就煮，茶事中也弥漫着干将莫邪的三头共镬之愤怒与恐吓。

茶，如果人不去喝，依旧是隐在山里的“荼”而已，甚至是姜糖之类的附庸，与其他草木相比，又有何稀奇之处？叶嘉回答的正是这个意思：“臣山薮猥士，幸惟陛下采择至此，可以利主虽粉身碎骨，臣不辞也。”既然是好茶——好人，那就留用，考察考察。

人是留下来了，但叶嘉毕竟来自深山，验茶官汇报说：“嘉之所为，犹若粗疏然。”茶还是很粗糙，碾过之后，还得筛一下。“吾知其才，第以独学未经师耳。嘉为之，屑屑就师，顷刻就事，已精熟矣。”师，筛也。料是好料，宛如璞玉，得好好加工打磨，稍稍筛筛捡捡，好茶就出来了。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黄仁宇说的，政治官僚与技术官僚的模糊状态。“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做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这样的疑问，几乎可以作为一条通用法则，放到历史的任何一个角落去考察人事。张居正用人的原则是，少用张着嘴巴只会说的清流，而多用可能会贪污的循吏。叶嘉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僚，还需要磨练。

汉帝为他安排了几位带头师傅，欧阳高、郑当时、陈平。此三人都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欧阳高是汉代学者，字子阳，是欧阳生的曾孙，传授《尚书》，被立为博士，成为太学的学官。传授《尚书》而诞生“欧阳平陈之学”，对后世影响很大。

郑当时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在汉代以廉洁闻名于世。

陈平是刘邦的重要谋士，汉代开国功臣，被封为曲逆侯，后官至丞相。少时喜读书，有大志，因为分肉分得均匀，乡人看出了其具有能当宰相的气场。

苏轼用此三人做叶嘉陪衬，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语言迷宫。欧是瓯的谐音，时是匙的谐音，平是瓶的谐音，这就很好理解了，有了叶嘉之茶，配以茶瓯、茶匙、茶瓶，这茶才喝得起来。御史，清查污垢之意，茶瓯用之前需要清洗；“金紫光禄大夫”，朝廷定制服饰，这里说的是茶匙在“击拂”环节的重要作用，蔡襄《茶录》里说“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上”。甘泉，上好的泉水。高也有高脚盏之意。陈，重也，侯者，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土霸王，当地泉水之最。如果再结合欧阳高、郑当时、陈平三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与贡献，理解起来就更加妙，有很好的意识形态，吏治清明的官僚体系，再加上可以出将入相的人才，国家如何不兴旺发达？

四人共事，茶、瓯、匙、水本是一个系统，倘若缺了一样，这茶便喝不成了。当然，评判员是汉帝，要他说了才算，以前三缺一，现在好茶送来了，但好茶出不出得来好汤，得泡了再说。于是，“欧但热中而已，当时以足击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点茶开始了，主泡手把茶盏热一热，左手用茶匙猛搅“击拂”，右手同时注入沸水（注汤），完了一看汤花，其面色鲜明、白乳涌现，着盏无水痕，乃是绝好之茶。

茶盏送到汉帝面前，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汉帝看到茶盏乳花依旧没有散去，非常咬盏。“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均其轻清浮合者饮之。”（宋徽宗《大观茶论》）是谓“其气飘然，若浮云矣”。

宋代斗茶，颜色以纯白为上，清白为次，灰白再次之，黄白居末。“叶嘉真清白之士也”，经受住考验，叶嘉茶是上等货，叶嘉是上等人。

点茶结束，茶宴开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汉帝杯茶润喉舌，茶虽苦涩，但功效甚好，回味无穷之余，还能使人神清气爽，有助人提升精神。叶嘉是上品人，自然位居喉舌之职。

有一个“茶柜”的故事，与苏轼本人有关。宋人王巩在《随手杂录》中说，苏轼在杭州任上时，有一天有内使前来宣旨，走的时候，苏轼在望湖楼上为之饯行。可是内使却磨磨蹭蹭地不肯动身，还对一同前来送行的监司等官员说：“我不急着走，你们

可以先回去。”

等到诸人走后，内使悄悄对苏轼说：“我出京时，圣上让我跟皇太后辞行后再回来。我依言来到圣上处，他把我带到一个茶柜旁，取出一件东西，吩咐我密赐给你，不准让任何人知道。”内使说完，把宋哲宗赐给苏轼的东西取出。苏轼接过一看，原来是一斤贡茶，封口还有宋哲宗亲笔所书的封条。对于宦海浮沉的苏轼来说，也许这饼茶的意义非同凡响。

尚书是六部主官，位在王公宰辅之下，是谓喉舌。有好茶滋润的汉帝，一下子进入了高喝猛饮之中，沉浸在茶里。任何好东西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贪多成溺，反而不妙，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弃之不用，物极必反的道理谁都懂，却不见得谁都知晓其意。按照今日医学观点来说，过度饮茶确实会导致疾病丛生，传统中医行经验科学之道，想必已经有不少人因茶成疾。

叶嘉苦谏无果，之后被汉帝放逐。帝久不见，又思之。要不怎么会说茶能成瘾呢？既然汉帝又开始喝茶了，叶嘉自然又继续发挥他的作用。这一次，叶嘉发挥出了自己的雄才武略。汉帝将起兵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无奈国库空虚，怎么办呢？叶嘉给的策略是施行茶税政策。

税茶产生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李唐国库空虚，公元782年，唐德宗采纳侍郎赵赞的建议，对竹、木、茶、漆实行“十税其一”的政策，这就是中国茶税的开始。后一度暂停，10年后再次恢复。从此，茶税作为一种专税，从未间断过。

宋代实行榷茶制，也就是由朝廷对茶叶实行专卖。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在各主要茶叶集散地设立管理机构——榷货务，主管茶叶流通与贸易，并建官立茶场，在主要茶区同时负责茶叶生产、收购和茶税征收。当时全国共有稳定的榷货务6处，榷山场13个，即“六务十三场”。

盐铁收税比茶税要早，始于汉武帝时的大农丞孔仅、大司农桑弘羊的提议。这些税收政策关系国计民生，是谓管山海之利，盐税和茶税也被称呼为“摘山煮海”。得益于茶税，国家财用丰赡，叶嘉也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还可以享受就近的贡茶待遇。叶嘉的大儿子，叫抟，即把东西捏聚成团，取团茶之意，继承父亲衣钵，终于制作成代表皇家至高水平的龙凤团茶。

叶嘉的小儿子叫挺，挺是铤的谐音，指京铤茶。京铤茶是南唐的作品，入宋后名气大不如前，但仍是宋室中仅次于龙团的好茶，皇帝把这些京铤茶用来笼络舍人、近臣这些级别的大臣。

按照《叶嘉传》的叙事，似乎小儿子叶挺更得人心。黄白之术，指的是道家的炼丹术。黄白就是黄金和白银。道家有烧炼丹药点化金银的法术，可以借金石的精气，使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就茶而言，从陆羽、卢仝始，茶近道家，他们都宣称，喝茶可以羽化成仙，茶是养生与长生之道。卢仝说七碗茶便可以入道，以苏轼终生对卢仝、南屏谦师等人的推崇，茶道与苏轼是非常“吃紧”的。

叶嘉完成了“隐—仕”的循环，他的两个儿子表面上在这个循环中各执一端，但叶挺的作为又令人仿佛看到了儒家那副救世济民的心肠。还是身在江湖，心忧黎民。

隐者叶挺以德服人，明代高濂阐释过仕与隐各自不同的社会价值。“居庙堂者，当足于功名；处山林者，当足于道德。若赤松之游，五湖之泛，是以功名自足；彭泽琴书，孤山梅鹤，是以道德自足者也。”

道德，道家说就是“失道而后德”，如果把茶与隐一一对照，便会发现这样的定制其实从唐代就开始，宋代得到了发展，到了明代已经非常“旗帜鲜明”。

茶德关系，苏轼与司马光有过交流。《高斋漫录》中载，司马光和苏轼有一次谈论茶与墨的特性，司马光说：“茶和墨正好相反，茶要白，墨要黑；茶要重，墨要轻；茶要新，墨却要陈。”苏轼答道：“其实茶和墨也有许多相同点，譬如茶和墨都香，这是因为它们的德性相同；两者都坚硬，因为它们的操守相同。这就像贤人君子，虽然彼此的脾气性格不一样，德行却是一致的。”苏轼的解答令司马光很满意。

《叶嘉传》结尾赞词说，“今叶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唯乐山居。氏于闽中者，盖嘉之苗裔也，天下叶氏虽夥，然风味德馨为世所贵，皆不及闽。闽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为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彻侯，位八座，可谓荣矣。然其正色苦谏，竭力许国，不为身计，盖有以取之。”在宋代茶史上，可以找到许多叶氏的大茶叶家族，此可证明其来有自郝源（壑源，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曰：“好者亦取壑源口南诸叶，皆云弥珍绝。”）。

叶嘉一家因茶踏上终南捷径，是为形势使然。宋代皇帝好茶，自上而下地带动了喝茶之风，这点，宋代的蔡襄、黄儒以及皇帝赵佶早已做过总结。

苏轼把叶嘉落实在“正色苦谏，竭力许国，不为身计，盖有以取之”。大约是感怀身世，心有戚戚焉吧。他还是没有彻底打破“隐—仕”的关系，只能抛砖引玉，留给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