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勇敢行为的奖赏

对勇敢行为的奖赏

我希望你们不介意我讲了许多关于伯比——就是罗伯塔——的事，因为我越来越喜欢她了。我越是观察她，我就越爱她。我注意到她种种叫我喜欢的事。

比方说，她总是希望使别人快乐。她能够保守秘密，不去说她少有的成就。她还能默默地同情别人。我知道这听起来没什么道理，不过这并不像听起来那样没道理。这正好说明一个人能够知道你不高兴，格外地关怀你，却不是没完没了地说他怎么怎么为你难过，使得你更加心烦。伯比就是这么一个人。她知道妈妈不高兴——妈妈却不告诉她是为了什么。因此她更关心妈妈，从不说一句话使妈妈知道：她这个小女儿在冥思苦想，到底什么事使妈妈这样不高兴。这样做需要锻炼，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容易。

不管有什么普通的快乐事情，像野餐、游戏、吃小面包，伯比心底里总想着这件事。“妈妈在不高兴。为什么？我不知道。她不愿我知道，我不去打听。不过她是不高兴。为什么？我不知道。她不愿……”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反复，就像一支不知唱到哪里会完的歌。

俄国先生的事依然使大家大费脑筋。编辑、社会组织的秘书和国会议员极有礼貌地给妈妈回信，可是都不知道这位谢潘斯基先生（他这个俄国名字我告诉过你们没有）的妻子和孩子在哪里。

伯比还有一个品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她多管闲事，有人说她帮助人渡过难关，也有人说她心肠好。反正全都说明她会帮助别人。

她绞尽脑汁要帮助这位俄国先生找到他的太太和孩子。他现在学会几句英语了。他会说“您早”、“晚安”、“请”、“谢谢”、“漂亮”（当孩子们给他鲜花的时候）、“很好”（当孩子们问他睡得怎样的时候）。

他“说他的英语”时那种带笑的样子让伯比觉得“太甜了”。她常常想着他的脸，因为她幻想这样会帮助她想出什么办法来帮助他，可是没有用。不过她很高兴他到她家来了，因为她看到他来了以后妈妈高兴了一些。

“她很高兴帮助别人，甚至像对我们一样，”伯比说，“我知道她多么不愿意让他穿爸爸的衣服。不过我想她觉得‘难受但是有必要’，要不然她就不把衣服拿出来了。”

在她和彼得、菲莉丝摇动法兰绒小红旗救火车脱险以后过了许多夜，她还是大叫着醒来，浑身发抖，梦中又看见那堆可怕的东西，那毫无警惕的可怜火车头向它直冲过去——自以为在履行它快速行车的职责——可是醒来一看，样样都太太平平。这时她记起她、彼得和菲莉丝用法兰绒小裙子的确救了车上所有的人，一股快活的暖流贯穿了她的全身。

一天早晨来了一封信，是写给彼得、伯比和菲莉丝的。他们觉得极其奇怪，因为他们收到信这种事是少有的。

他们拆开信来看，信上写道：

亲爱的先生和女士们：

由于你们机灵勇敢地拦住火车，使一场可怕的车祸得以避免，现准备为你们举行一个小小的授奖仪式。这仪式将在本月三十日三时于火车站举行，如果这一时间和地点对你们方便的话。

大南北铁路公司秘书

杰贝兹·英格伍德谨上

在这三个孩子的一生中，再没有比这更自豪的时刻了。他们拿着信冲到妈妈那儿。她说她也觉得骄傲，这使孩子们更加高兴了。

“如果奖的是钱，你们必须说：‘谢谢，不过我们不能收。’”妈妈说，“我马上来洗干净你们的平纹细布衣服，”她又说，“在这种场合必须整洁。”

“菲莉丝和我会洗的，”伯比说，“你给我们熨一下就行了，妈妈。”

洗衣服很好玩，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洗过。她们在后面的厨房洗，那儿是石头地，窗下有一个大石槽。

“让我们在这石槽里洗吧，”菲莉丝说，“那我们可以装作是户外的洗衣妇，像妈妈在法国看见的。”

“可她们是在很冷的河里洗，”彼得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说，“不是用热水洗。”

“那么这是热的河，”菲莉丝说，“帮帮忙吧，那就乖了。”

“那就怪了。”彼得话是这么说，不过还是给她们帮了忙。

“又擦又洗，又洗又擦。”菲莉丝兴高采烈地跳着说，这时伯比从厨房的火上小心地把很重的水壶拿来。

“噢，别这样！”伯比大吃一惊，“平纹细布不能擦，你把肥皂放到热水里，让它起泡，然后把平纹细布放在水里漂动，很轻很轻地挤，脏水就出来了。只有台布、床单这种粗东西才擦。”

窗外的丁香花和玫瑰花在微风中摇晃。

“今天是一个洗东西的好日子——这是……”伯比说，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噢，而我们穿上这身平纹细布衣服，我真不知道将会多么神气啊！”

“不错，我也这么想。”菲莉丝说着，用老练的样子在水里把平纹细布衣服又漂又挤。

“现在我们挤干肥皂水。不对，我们不能绞它们。然后，用清水把它们漂清。我先拿着，你和彼得把石槽里的肥皂水倒掉，换上清水。”

“授奖！这就是送礼物，”彼得说，“会送什么呢？”这时他的姐姐和妹妹已经及时洗干净衣夹，擦干净晒衣绳，正在把衣服晾到上面去。

“什么都有可能，”菲莉丝说，“我一直想要一只绒布小象……不过我想他们不会知道。”

“也许是金的火车头模型呢？”伯比说。

“或者是救火车的现场模型，”彼得说，“有小火车头，有穿得像我们的小人儿，有司机、司炉工和旅客们的小人儿。”

“你们喜欢吗，”伯比用挂在碗碟柜门后横棍上的粗毛巾擦着手，迟疑地说，“你们喜欢因为救了火车得奖吗？”

“喜欢，”彼得直截了当地说，“你可别对我们说你不喜欢，因为我知道你喜欢。”

“不错，”伯比还是迟疑地说，“我知道我喜欢，不过我们做了这件事就该满足了，而不再要什么东西了，对吗？”

“谁要什么东西啦，傻姑娘？”她的弟弟说，“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军人也并不是要得到什么勋章，不过得到了也很喜欢。对了，也许是给我们奖章。等我老了，我就拿出来给我的孙子孙女看，对他们说：‘我们只是尽了我们的责任。’他们将会为我感到极其自豪。”

“那你得结婚，”菲莉丝关照他说，“不然你就没有什么孙子孙女。”

“我想我总有一天会结婚的，”彼得说，“不过她老在我身边转，那倒是挺烦人的。我希望娶一个害瞌睡病的小姐，一年只醒来一两次。”

“醒来一下只是为了对你说一声你是她生命的光明，说完又睡了。对，这可不坏。”伯比说。

“等我结婚，”菲莉丝说，“我要他给我一直醒着，我好听他说我有多么好。”

“依我想，”伯比说，“不妨嫁一个穷人，你做各种工作，他就会爱你爱得发疯。他每天晚上放工回家，将看到树林中家里的炉子冒出来的袅袅青烟。我说，那封信我们得回答，说时间和地点对我们都方便。肥皂在那里，彼得。我们两个都很干净了，菲莉丝，你去把送你过生日的那本粉红色信纸拿来。”

研究写几句什么话花了好些时间，妈妈又回头去写她的东西了。三个孩子还没有决定好写什么，几张扇形金边、角上有一些绿色四叶花的粉红色信纸已经糟蹋了。接着每人抄一份，签上自己的名字。

折成三折的信上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杰贝兹·英格伍德先生：

谢谢来信。我们并不要奖赏，只想救出火车，不过您打算这么做，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您提出的时间和地点对我们来说都十分方便。非常感谢。

爱您的小朋友

（签名）

又及： 非常感谢。

“洗衣服比熨衣服容易多了，”伯比一面从晾衣绳上收下干净的衣服一面说，“我喜欢东西干干净净的。噢，我真不知道我们怎么等到那一天，知道他们将送我们什么东西！”

那一天——好像过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三个孩子准时下山来到了火车站。各种事情来得太奇怪，像是在做梦。站长出来迎接他们——彼得一眼就看到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带他们走进他们有一次玩过广告游戏的候车厅，不过它如今完全变了样。地上铺了地毯，壁炉架上和窗台上摆着一盆盆玫瑰花，翠绿的树枝像圣诞节的冬青树和月桂树一样张开在通济隆旅行社、德文郡美景和巴黎——里昂铁路这些带框的广告画上面。除了搬运工人和火车站职工，还有许多人——两三位衣着华丽的太太、一群戴高礼帽穿礼服的先生。他们认出了几位出事那天坐那辆火车的人。最叫人高兴的是他们那位老先生也在场，他的衣服、帽子和衣领显得更与众不同。他跟他们握了手。接着大家坐下，一位戴眼镜的先生——事后他们知道是区长——开始发表演说，相当长，可是妙语如珠。我这里不打算把他的演说辞抄下来。第一，你们会觉得乏味；第二，它使三个孩子都脸红，耳朵发热，因此我急于跳过这一个环节；第三，这位先生说了那么多，我实在记不下来，反正他称赞了孩子们的勇敢和镇静。他说完坐下来，在场的人全都鼓掌说：“对，对。”

接着那位老先生也起来发言，这很像是发奖。接着他一个接一个叫孩子的名字，给每人一个带金链条的美丽金挂表。表壳里面刻着新主人的名字，还刻着：“为了表彰消除一次车祸的英勇行动。大南北铁路公司董事会赠，1905年。”

这些表漂亮得叫人难以想象，每个表都有一个皮盒子，在家时可以把表放在里面。

“你现在得讲几句答谢的话，”站长在彼得的耳边说了一声，把他推向前，“用‘女士们和先生们’开头。”他又加上一句。

每个孩子都准备好了说“谢谢”，这是自然的。

“哎哟，天啊！”彼得说，可是已经给推出去了。

“女士们和先生们，”他说，声音也哑了，接着停了一下，他听见他的心在喉咙口扑扑跳，“女士们和先生们，”他一口气说下去，“你们太好了，我们将一辈子珍藏着这些表——不过我们实在不敢当，因为我们做的算不了什么。至少我要说我激动得要命，我要说——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大家。”

大家对彼得鼓掌，鼓得比对区长还要响，接着跟他们握手，他们在不失礼的情况下赶紧离开，手里握着表，上山回“三烟囱”去。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日子——这种日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得有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根本就不会有。

“我实在想跟那位老先生说点别的事，”伯比说，“可是人太多了——像在教堂里一样。”

“你想说什么呢？”菲莉丝问她。

“等我好好再想一想，然后告诉你。”伯比说。

等她再想了一阵以后，她写了一封信。

我最亲爱的老先生：

我迫切地想求您一件事，如果您可以在这里下车改乘下一班车就好了。我不是求您给我东西，妈妈说过我们不该这样做，而且我们也不需要什么东西。我只想跟您讲一个犯人的事。

您的亲爱的小朋友

伯比

她把信交给站长转给老先生。第二天她求彼得和菲莉丝跟她一起下山，在老先生坐的火车经过时到火车站去。

她把她的主意告诉了他们，他们完全赞成。

他们全都洗了手和脸，梳好头发，样子有多整洁打扮得就有多整洁。可是菲莉丝总是出倒霉事，把一瓶柠檬水打翻在衣服前面了。换衣服已经来不及，正好风从煤场吹来，衣服上很快就撒上煤灰，黏在黏糊糊的柠檬水渍上，使她变得跟彼得说的那样：“像从阴沟里爬出来的。”

她只好拼命躲在别人后面。

“也许老先生不会留意，”伯比说，“上年纪的人眼力总是不好的。”

当老先生从火车上下来朝站台张望的时候，他的眼力以及身体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好。

三个孩子到了这节骨眼上忽然觉得难为情，耳朵又红又热，手又热又出汗，鼻尖又红又亮。

“噢，”菲莉丝说，“我的心像蒸汽火车头一样怦怦响——就在我的腰带底下。”

“胡说八道，”彼得说，“人的心可不在腰带底下。”

“别人的我不管，我的心是这样。”菲莉丝说。

“如果你用诗的语言说话，”彼得说，“那么我的心在我的喉咙口。”

“这么说的话，我的心在我的靴子里，”伯比说，“不过，快去吧，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是白痴呢。”

“他这样想也错不到哪里去。”彼得沉下脸说。他们迎着老先生走过去。

“你们好，”他说着轮流跟他们三个人握手，“很高兴见到你们。”

“非常感谢您下车。”伯比出着汗，彬彬有礼地说。

他握着她的胳臂，把她拉到她和弟弟妹妹在找到俄国人的那天玩过广告游戏的候车厅里。菲莉丝和彼得跟在后面。

“好，”老先生慈祥地轻轻摇摇伯比的胳臂说，“好，怎么回事？”

“噢，求求您！”伯比说。

“什么事？”老先生问。

“我想说的是……”伯比说。

“是什么？”老先生问。

“您十分好，十分和气。”她说。

“到底有什么事？”老先生问。

“我希望我能告诉您一件事……”她说。

“那就说吧。”老先生说。

“是这样的。”伯比接着把俄国人的事情全说了出来——他写过一本关于穷人的好书，就为了这件事，他被关进监狱，又给充军到西伯利亚去。

“最要紧的是给他找到他的太太和孩子，”伯比说，“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能找到。您一定是聪明非凡，不然您不会是一位铁路的董事。如果您知道怎么能找到，您可以去找吗？我们最急的是这件事。我们可以没有挂表，甚至可以请您把它们卖掉，用这钱去找到他的太太和孩子。”

其他两个孩子也这么说，虽然他们不那么起劲。

“，”老先生说，把有着镀铜大纽扣的雪白西装背心往下拉，“你说他的名字叫什么——‘下班司机’？”

“不，不，”伯比认真地说，“我给您写下来吧。您有铅笔吗，有信封可以写在背面吗？”她问道。

老先生拿出个金色铅笔盒和一个好看的、很香的绿色皮面笔记本，翻到一页空的地方。

“这里，”他说，“写在这里吧。”

她写了下来：“谢潘斯基。”

老先生掏出一副金丝边眼镜，戴在鼻子上。他一念这名字，脸色完全变了。

“是这人？上帝保佑！”他说，“我念过他的书！它被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一本好书，一本高尚的书。因此你们的妈妈收留了他——真是一位好心人。很好，很好，我来告诉你们，年轻人，你们的妈妈一定是一位极好的人。”

“她当然是的。”菲莉丝说，觉得十分奇怪。

“您也是一位极好的人。”伯比说。她很不好意思，可是决定要彬彬有礼。

“你在恭维我，”老先生说着得意地摘下帽子，“要我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吗？”

“噢，请不要说。”伯比赶紧回答。

“为什么？”老先生问。

“我也说不准，”伯比说，“只是……如果是不好，我不要您说；如果是好，我情愿您没那么想。”

老先生大笑。

“那好吧，”他说，“我就只说一句：我很高兴你来找我办这件事——实在高兴。我毫无疑问会很快打听到一点消息，我在伦敦认识不少俄国人，这些俄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现在你讲讲你们自己的事吧。”

他向其他两个人回过脸来，可是只剩了一个，就是彼得。菲莉丝不见了。

“讲讲你们自己的事吧。”老先生又说了一声。

彼得自然哑巴了。

“好，我们来做个测验，”老先生说，“你们两个坐在桌子上，我坐在长凳上问问题。”

他就问了，于是问出了他们的名字和年龄，他们爸爸的名字和工作，他们在“三烟囱”多久了，等等等等。

问题开始转到三个半便士一条半的鲱鱼，一磅铅和一磅羽毛……这时候车厅的门被一只靴子踢开。靴子一进来，大家就看见鞋带是松开的——这自然是菲莉丝，她走得很慢很小心。

她一只手拿着个大洋铁罐，一只手拿着块厚厚的牛油面包。

“茶点来了，”她得意地说，把洋铁罐和牛油面包递给老先生。老先生接过了说：“上帝保佑！”

“对！”菲莉丝说。

“你真会动脑筋，”老先生说，“非常会。”

“可你该拿个杯子来呀，”伯比说，“还有碟子。”

“珀克斯一直就用洋铁罐喝，”菲莉丝说，脸一下子红了。“我想他给我这个就已经很好……杯子碟子就算了吧。”她说。

“我也这么想。”老先生说着喝了点茶，又吃了点牛油面包。

接着下一班车到站了。他说着再见和客气话，上了车。

“好了，”他们三个人留在站台上，火车尾灯在铁路拐角处不见了以后，彼得说，“我相信我们今天点起了一支蜡烛，像拉蒂默^[1]那样，你们知道，在他将要被焚的时候……不用多久，就可以为我们的俄国先生放烟火了。”

的确是这样。

在候车厅和老先生见面以后过了十天，三个孩子坐在他们家下面田野里最大的一块岩石上，看着五点十五分的火车离开了火车站在底下山谷里开过。他们还看见几个人离开火车站，一路顺着山路上村子去，又看见一个人离开山路，打开那扇穿过田野通上“三烟囱”来的栅门。那人是到“三烟囱”这里来。

“是什么人呢？”彼得从石头上爬下来。

“我们去看看。”菲莉丝说。

他们就这么办。等到他们走近，看见来的正是老先生本人，他的铜纽扣在午后阳光中闪耀着，白色的西装背心在碧绿的田野中显得格外白。

“您好！”孩子们向他招手大叫。

“你们好！”老先生也挥动着帽子招呼他们。

三个孩子于是跑起来，到了他身边，连气也喘不出来说：“您好！”

“好消息，”他说，“我找到你们那位俄国朋友的太太和孩子了，我忍不住要亲自来告诉他。”

可是他一看伯比的脸，他觉得他能够忍住。

“好，”他对她说，“你跑去告诉他吧，这两位给我带路。”

伯比跑起来。可是当她把消息告诉了坐在幽静的花园里的俄国人和妈妈，当妈妈的脸一亮堂，变得那么漂亮，很快地用几句法语告诉那位远离家乡的人时，伯比真希望她没把消息带来。因为那俄国人大叫着跳起来，那叫声使伯比的心先是猛跳，接着颤抖——这是她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一种爱和想念的叫声。接着他握住妈妈的一只手，温柔和恭敬地吻它，随后一屁股跌坐在他的椅子上，用双手捂住脸呜呜哭起来。伯比溜开，她这时候什么人也不想见。

不过等到没完没了的法语谈话结束后，彼得跑下山到村子里去买小面包和蛋糕，姑娘们煮好了茶端到外面花园里来，伯比又跟大家一样快活了。

最快活的是老先生。他差不多能同时讲法语和英语，妈妈讲得也有这么好。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刻，妈妈对老先生好像谢不够似的。当他问能不能送些“小意思”给他的小朋友时，她马上说可以。

孩子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小意思”，不过马上知道是糖果，因为他从手提袋里拿出三个扎着缎带的粉红色和绿色的大盒子，里面装着一条条美丽的巧克力糖。

俄国人的一点行李很快就收拾好，他们一起送他上火车站。

妈妈转脸对老先生说：“种种关照我真不知道怎么谢您才好，真高兴看到您。不过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安静，可惜我不能请您再来看我们。”

孩子们拼命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已经成为朋友——而且是好朋友——当然希望他再来看他们。

他们不知道老先生是怎么想的。他只是说：“太太，我能在您家受到招待，即使一次也是非常荣幸的了。”

“啊，”妈妈说，“我知道我看来一定很没有礼貌和不知感激，不过……”

“您看来只能是一位最可亲可爱的太太。”老先生说着又鞠了一个躬。

当他们上山回家的时候，伯比看着她妈妈的脸。

“你的样子多么疲倦啊，妈妈，”她说，“靠在我身上吧。”

“该由我来搀妈妈，”彼得说，“爸爸不在家，我是家长。”

妈妈拉着他们一人一只手。

“多好啊，”菲莉丝快活地跳着说，“只要想想那亲爱的俄国人将要拥抱他那失散很久的太太，孩子比他过去看见时一定大多了。”

“是的。”妈妈说。

“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想到我已经长大了，”菲莉丝说下去，跳得更加快活，“我已经长大了，对吗，妈妈？”

“对，”妈妈说，“哦，对。”伯比和彼得感觉到她的手把他们的手捏得更紧了。

“可怜的妈妈，你是疲倦了。”彼得说。

“来吧，菲莉丝，”伯比说，“我们比赛跑到栅门那儿。”

她跑了起来，虽然她实在不高兴跑。你们知道伯比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连妈妈也只以为伯比不高兴这样慢吞吞地走。做妈妈的就算比谁都爱孩子们，可对孩子们的想法也不会时时刻刻总能了解。

【注释】

[1]休·拉蒂默（约1485—1555），英国宗教改革家，最后殉教，被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