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结构在安全分析中的效用与限度

上文中，我们对由超国家构成的世界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或许反映了国际安全分析中最为常见并且颇有争议的一种方法，即体系结构方法。这种方法的要旨在于：通过分析实力的分布情况或国际格局中的“几极”——实际上就是体系中大国的数量——进而判断体系的稳定程度和战争的可能性或烈度。用沃尔兹的话来说，就是实力的分布状况构成了“最浅层的”体系结构(无政府状态本身构成了最深层次的体系结构)。[16]在结构分析中，实力分布状况依然得到了大多数分析者的青睐，这其中也包括沃尔兹本人。这部分是由于大国格局变化的缘故，因为深层次的结构其实是一个恒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大国格局的变化，即从多级体系(符合历史常态)转变为两极体系(历史上很少出现)。由于美国身处这种转变的中心，因而美国学者自然会很有兴趣探究这种转变的意义。

探究的第一步就是发展出不同体系结构类型的分类学。比如，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就提出了六种体系类型，而这六种类型并非都是无政府结构：均势体系、松散的两极体系、紧密的两极体系、单位否决体系、世界体系以及等级体系。[17]均势体系的原型是1914年前存在于欧洲的国家体系；松散的两极体系和紧密的两极体系分别反映了冷战晚期和冷战早期的体系态势；剩下的三种类型从理论上讲都是可能出现的，尽管它们并没有现实世界的原型。霍尔斯蒂(K.J.Holsti)则提出了四种模式：等级模式、分散模式、分散集团模式以及极化模式。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分类，他主要依据的是四个标准，即分层程度、国际格局、实力分布状况以及同质性。[18]这些不同的分类方法引发了卓有意义的理论争论，比如卡普兰试图提出均势体系的规则，此举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但是它们都未明确指出不同结构类型对安全的影响。

比如，霍尔斯蒂就曾指出，他所探究的任一模型都无法为居于其中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带来更多的安全。[19]尽管这些模型造就了不同的国际关系态势，但是对于居于其中的政治实体而言，它们带来的仅仅是安全风险类型的不同，而不是安全程度高低的不同。但它们无疑会引发一些卓有意义的假设。罗斯克兰斯指出，在两极体系下，国际暴力发生的频率较小，但是强度较大；而在更为分散的体系中，暴力发生的频率较高，但是强度较小。同时，罗斯克兰斯也指出，与意识形态分野明显的体系相比，同质性体系(体系中的单元在支撑性意识形态方面差异较小)更不容易引发国际冲突。[20]然而，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并不存在统一的观点。比如，学者们关于两极体系的影响的看法就是截然相反的。罗斯克兰斯认为，紧密的两极体系“最难以”控制国际冲突。[21]他的观点得到了约翰·赫兹(John Herz)早期观点的支持，后者认为两极结构将导致“最难以缓和”的安全困境。[22]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与戴维·辛格(David Singer)认为，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更有利于安全的获得。对于这种观点，迈克尔·哈斯(Michael Haas)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是多极体系还是两极体系都既有优点又有缺陷。[23]与上述观点不同，沃尔兹详细地论证了两极结构最有利于国际安全的实现；在他看来，这是因为较之分散的体系，两极体系更为简单、稳定并且更不容易引发突发事件。[24]最近，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重新拾起了这个辩论话题，他们支持沃尔兹的观点，但是并不局限于纯粹的结构分析——他们将“决策中心观念”(the idea of centers of decision)与实力分布状况结合在了一起。[25]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关于体系结构(此处体系结构指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状况。——译者注)会对国家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学术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看法。体系结构方法的确引发了一些卓有意义的观点，它促使人们思考不同的碎片化模式。同时，尽管学者们对于体系结构本身的意义莫衷一是，但是它还是引发了这样一些问题：体系结构为何会出现转变？体系结构转变一般发生在什么时候？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它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整个辩论大体上局限于抽象层面。不同的结构本身可以被视为安全的目标。如果有人(比如沃尔兹)认为较之其他结构，两极结构更不易于引发安全问题，那么，他们就是在维持两极结构的现状。同样，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体系转变将很有可能导致安全问题，因为旧体系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决不会自动让路，除非爆发战争。例如，唯一为沃尔兹所认同的体系结构转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从这个视角看来，对既存实力分布状况的维系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安全利益，即维持现状，因为结构转变总是伴随着威胁激增的可能性。因而，对体系稳定的寻求则成为安全分析的一个主题。

对于所有试图对体系结构进行界定和对比的做法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它们的分析任务和目标太过于宏大。“国际格局”(polarity)往往被用来分析诸如和平、战争以及国际体系的稳定等宏大问题，它既无法对这些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同时它也为相关的批评者提供了太多口实。“国际格局”是一个单维度的、非历史的概念。这就是说，它试图通过考察“实力分布状况”这个单一变量来理解“实现安全究竟应满足哪些条件”这个问题，并且假定，无论其本身的解释力有多少，“实力分布状况”这个因素是“放之任何时代而皆准的”。试图以单一变量来分析那些宏大问题的做法既不现实又不明智。对“国际格局”的历史比较无疑建立在极其狭小的基础之上，这种做法十分危险。18世纪和20世纪晚期都出现了五个国家的均势体系，但我们能够不顾它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均势体系完全相同吗？除了实力分布状况之外，安全的条件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变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变量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而任何单一变量的影响都会被它们“稀释”掉。[26]

除了国际格局之外，还有下列历史变量影响了国家安全问题的确定：

1.主导性军事技术的特征，尤其是其破坏力以及打击范围；

2.体系中“无人看管”领土的状况。所谓“无人看管”领土是指那些无人居住的土地，或很少有人居住的土地，以及虽有人居住、但其政治组织程度尚未得到体系中大国承认的土地。[27]

3.体系中国家的特征，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一节中已有过论述，包括罗斯克兰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变量、体系中是否存在修正主义(revisionist)大国以及修正主义大国将会采取何种修正主义路线，我将在第八章中对修正主义国家进行分析。

4.体系中厌战情绪的影响及其表现形式，亦即体系或体系中的一些成员是否经历过战争的创伤，比如“三十年战争”和一战之后的欧洲以及越南战争之后的美国。[28]

5.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合法性程度。战争的合法性已在20世纪大幅下降。[29]

6.体系中国家间的敌意。正如德法关系的变迁所展示的那样，随着历史条件的深刻变迁，国家间的敌意也会发生极大改变。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以及更多变量的存在，安全分析的体系结构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对于两个结构相似的体系，假如一个体系中的成员握有核武器，而另一个体系的成员不掌握核武器，或者一个体系中的成员极其厌恶战争，而另一个体系中的成员则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还敢假定这两个结构相似的体系会导致相同的安全影响吗？事实上，对于战后的两极体系，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将两极体系的安全影响与核武器的安全影响区分开来，因为二者同时对体系中的安全状况产生了影响。在一战之前以及一战之后，欧洲都处于均势体系之中，但是在一战进行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欧洲的安全局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

但是，所有这些批评都不能使我们对体系结构方法嗤之以鼻。过分地关注“国际格局”有可能使我们忽略了无政府状态本身这个深层结构的影响。有些学者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体系的深层结构上移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尔兹本人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员，尽管正是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体系深层结构的洞见。正如本书自始至终强调的那样，正是体系的深层结构(即无政府状态。——译者注)为所有安全问题提供了基本框架。[30]体系的深层结构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但是我们却不能将它直接“延伸至”特定安全后果。“国际格局”仅仅是体系深层结构中的一个变量，因而，我们不应奢望它能为我们提供太多关于特定国际体系中国家间关系的确定信息。

在这里，我们尤其要关注“均势”这个概念，这不仅是因为它占据了传统国际关系分析的中心，也是因为它将体系的深层结构与实力分布结构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均势只不过是实力结构模式(通常是多极结构)的另一种说法，因而，对它的批评也并不鲜见。然而，诚如布尔(Bull)所言，“均势”概念之所以臭名昭著，就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它太多的含义。[31]它不仅指一种特定类型的实力结构，而且也指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的一条基本行为准则。正如布尔指出的，均势盛行的地方是体系层次。[32]在体系层次，均势描述了一条原则——对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续而言，这条原则是根本性的(换言之，这条原则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与生俱来的)。只有均势才能维系无政府结构，它们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瓦特尔(Vattel)将均势界定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个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可以对他国发号施令”。[33]假如我们接受瓦特尔关于均势的经典定义的话，那么，“均势”几乎就成为描述无政府结构的另一方式。依据瓦特尔的定义，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不改变，均势就将一直维持下去。如果我们希冀将整个无政府体系作为安全的对象的话，这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因为均势正是维系无政府体系的关键所在。然而，“体系安全”的概念却令人难以理解——它同单个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相去甚远。事实上，均势强调军事竞争和大国利益，承认安全关系的相互依存性和不确定性，以及认可战争在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这一切几乎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均势模式下，国家注定不安全。

布尔与霍夫曼(Hoffmann)都是在当代国际体系的大背景下来贬低均势模式的效用。[34]两极体系、核武器、经济的相互依存以及对政治行为的权力理论有效性的怀疑，所有这些都对均势模式产生了不利影响。即使现实情况适合均势模式发挥作用，但是正如布尔所言，均势有利于大国的利益，它很难作为共同的安全政策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可。[35]霍夫曼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世界政治的新舞台上没有均势可以扮演的角色”。[36]然而，尽管他们对过分强调结构分析的做法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走得太远了，在唾弃权力政治的同时，他们也将“国际格局”给抛弃了，这就好比把脸盆中的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国际格局”或许无法预见国际关系的一般性质，但是它却可以为一系列具体问题提供十分有用的分析工具，这一点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37]比如，在战略分析中，极化就是威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对于整个威慑的判断和计算而言，威慑涉及的究竟是两极格局还是多级格局将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同样，国际格局也会对同盟理论、军备竞赛和军控产生影响。在两极格局下，同盟的选择将与多级格局完全不同。军备竞赛和军控的互动机理以及军备平衡的可获得性都将受到国际格局变量的深刻影响。[38]在本书的第六章中，我们将看到，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人们对于霸权国的所有争论都可以被视为在国际关系的经济领域中对国际格局的争论。

因而，体系结构分析的问题更多的在于人们对它的应用方法，而不是体系结构分析理念本身。如果应用得当，体系结构能够为具体安全问题的分析提供弥足珍贵的洞见。然而，它却无法独自解决安全分析的所有复杂问题。它仅仅是影响无政府状态的安全后果的若干变量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