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未被深入分析的概念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安全”一直未能被深入分析，这首先体现在相关文献对它的用法上。论述权力的相关文献中不仅汇集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它还包括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架构。对于那些被广为使用的学术概念，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在不同用法中找到相同点。但是直到最近，这种做法却不适用于“安全”概念。

无论是在国际关系还是其他学科中，“安全”这个词本身被学者们广为使用。无论是实践者还是学者，似乎都认为它是一个核心概念。但是相关的文献却是极不平衡的。实证研究方面的文献浩如烟海，它们关注的是现今的国家安全问题和议题。这其中的大部分出自战略研究这个子领域，对于后者而言，安全是一个核心的规范概念。无论是国家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政策，还是那些充斥着变化和争论的政策交叉领域，以及国家建构的一般关系结构，都可以通过国家对国家安全和(或)国际安全的追寻来进行分析。除了代表特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外，“安全”概念很少被赋予其他的含义。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时，这种状况才略有改观；即使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对“安全”概念的争论仍旧带有浓厚的“军事中心”色彩。

当你试图查询一些关于安全概念的文献时，你会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也没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集体安全的热情显示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迹象，但是国联和联合国——这两个借以实现集体安全理想的机构——的失败使人们对这套方法的热情不再。[4]约翰·赫兹(John Herz)在50年代早期提出的“安全困境”概念或许可以被视为一大突破。[5]安全困境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自助行为，无论其意图怎样，都会导致其他国家日益不安全，因为每个国家都认为自身追求安全的行为是防御性的，而其他国家的相应行为则被它们视为潜在的威胁。在相关文献中，安全困境理念深得学者们的认可，但是实践表明，冷战这个大环境无法为这样一颗自由的种子提供合适的土壤：它将大多数人的视野限制在敌对国家间的行动—反应机制上。直到70年代末，学者们才重新将注意力投向安全关系中的无目的性和相互依存的要素，罗伯特·杰维斯的著作就是最好的体现。[6]作为阐释国际政治运行机理的一种方式，这种理念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权力斗争的模式。这种模式既自成体系又有很强的解释力，这真是令人吃惊。

对安全概念最有名的界定或许就源自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那篇关于国家安全的论文。[7]沃尔弗斯对国家安全的强调无疑反映了实证研究中的主导倾向，他的论文对“安全”概念的多维性进行了出色的阐释。他将安全看做是一个“模糊的符号”——有时候他甚至认为安全“或许根本就没有任何确切含义”，这种看法似乎挫伤了一些人的积极性，后者试图将安全作为理解国家关系的主要路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沃尔弗斯本意，因为他这篇文章的首要目的在于揭示模糊的安全概念带来的潜在危害——作为一种国家符号，“安全”概念蕴涵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除了这些核心著述外，80年代之前对安全概念的讨论并不多。一些学者对安全概念运用中的困难进行了简要而不失意义的阐释，比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弗兰克·特雷格(Frank Trager)和弗兰克·西蒙尼(Frank Simonie)。[8]休·麦克唐纳(Hugh Macdonald)试图解决安全概念的模糊性问题，但其对安全的分类却自相矛盾，最终他只能以安全是个“不充分”的概念为由为自己打圆场——汉斯·莫瑞森也认为安全是个不充分的概念，尽管其推论依据与麦克唐纳大相径庭。[9]罗伯特·杰维斯提出了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的概念，这将学者们的分析视角从国家层次转到了体系层次。[10]哥特·克莱尔(Gert Krell)试图从和平研究的视角对过分侧重军事因素的安全概念予以广泛批判。[11]至少从表面上看，我们会发现，对于安全的一般讨论都是在美国政策选择的背景下展开的。[12]在那些数量庞大且久负盛名的批判战略研究的文献中，也包含了一些与安全概念的用法相关的评论。[13]这些论述，尽管各有各的长处，但都没能开启对安全概念进行系统分析的先河。赫兹、杰维斯和布尔的作品至多为特定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有洞见的方法，但是它们都无法触及安全概念潜在的意义——透过安全概念，我们可以洞悉整个国际关系学。

作为一个拥有政治影响力的概念，安全概念很少为人们所深究。对于这种状况所隐含的危险，人们并非一无所知。人们很容易(尽管并非必定)将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对安全概念的这种理解被一些学者批评为“太过狭隘和空洞”。上面提到的沃尔弗斯的那篇文章完成于冷战的高潮时期，在文中，沃尔弗斯就对狭隘而空洞的安全概念提出了批评。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对那些狭隘的安全研究方法进行了抨击，认为它们是以行为体为中心的还原主义(他称之为“技术理性”)。他呼吁对安全的研究应采取整体性的、以联系为中心的系统方法——或称“适当理性”(rationality proper)。[14]在阿什利看来，技术理性本身就是加深安全困境的罪魁祸首。肯·布思(Ken Booth)令人信服地指出，基于国家和民族界限之上的战略研究，不仅对于探究安全问题的特征而言是不充分的，而且还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它得出的片面结论一旦成为国家的政策，就会使问题变得更糟。尽管他们的出发点迥然各异，但阿什利和布思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正如布思所言，“那些战略研究者们从未试图为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什么真知灼见，相反，他们却日益成为问题恶化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15]

莱昂纳德·比顿(Leonard Beaton)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安全概念的外延不应局限于国家安全，它应向外延伸，将一些体系性因素囊括进来。[16]尽管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但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也持有相似看法。他认为，我们必须将“国家安全转变成世界秩序政策的一个方面”。[17]亨得利·布尔反对在国家安全研究中过分强调国家的自我利益，他认为国家安全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18]L.B.克劳斯(Kraus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指出，“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他们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安全概念的复杂性，也没有意识到它对提升其他价值所起的工具性作用。”[19]勃兰特委员会(Brandt Commission)呼吁提出新的安全概念。在他们看来，新的安全概念要超越狭隘的军事防御范畴，并与更宽泛的相互依存逻辑相契合。[20]

在上述这些观点背后，表达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关注，即以单个国家为中心、以军事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概念存有内在缺陷。最好的结果，是这种安全概念导致将安全等同于一个危险而模糊的符号。对于这一点，沃尔弗斯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他指出，“从表面上看，它(即这种安全概念)似乎为广泛共识的达成提供了指导和基础……但它或许也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每个人都为其所偏好的政策贴上一个引人注目、但很可能极具欺骗性的标签。”[21]最坏的结果，是它导致安全困境达到相当的烈度，在那些将国际关系视做无休止的权力斗争的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他们心中模式的翻版。他们认为，“国家安全”或许具有内在的自挫性质，甚至于“国家”和“安全”两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

由于决策者和战略研究者主要通过国家实力判断一国的安全状况，这就导致了一种毫无裨益的“雷同”主导了人们的安全观。学术界中最关注安全问题的学者们，其思维大都深陷于“权力安全观”之中不能自拔。出于其地位以及权力和职责的要求，国家决策者们主要是在国家的层面上看待安全问题的，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在超国家层面上几乎没有真正自主的决策者。因而，这样一种南辕北辙的现象就蔚然成风，即政策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安全推到相反的方向上去：那些主要行为体——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实施者——都深陷其职责之中不能自拔，而经过制度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他们对各自职责的看法早已根深蒂固。

尽管在实证层面上时常会冒出一些争论，但它们通常都缺乏对安全概念的全面深入理解。因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对安全概念的深入思考。究其原因，至少存在五种不同的解释方式：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看法，即安全概念太过复杂，因而研究者们都知难而退，转而去分析那些相对较容易应付的概念了。这种说法有些许道理，因为安全(正如你们将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实在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是它并不比社会科学中的其他核心概念更为复杂。诸如权力、正义、和平、平等、爱情和自由这样的概念都曾引发过大范围的争论，它们都是W.B.加利(W.B.Gallie)所称的“极具争议性概念”。[22]诸如此类的概念必然会引发对其意义和运用的争论，而这些争论往往是无法解答的。正如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所指出的，它们“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内容，这就使那些旨在解决争论的实证研究变得无用武之地”。[23]事实上，即使是那些表面上很具体的概念(比如“国家”)，也不存在一个准确并且为大家所公认的界定，因为这些概念本质上容易引起人们的争论。[24]然而，令人颇感自相矛盾的是，正是那些导致其内在模糊性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这些概念的功用，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模糊性引发了相关的理论争论。在社会科学的谱系中，这些概念涵盖了所有领域，而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问题。因而，它们不可能被界定为任何一般的意义，它们仅仅是与特定的案例联系在一起。它们(即这些“极具争议性概念”)只是描绘了一个关注领域，而并非将特定情境明晰化。这就要求对它们进行理论分析，唯有如此，才能明确其运用边界、发现其内在矛盾并意识到对其予以更新发展的重要性。安全领域以及安全概念的内在矛盾并没有为人们所深入探究(本书希冀改变这种状况)，但其原因并不在于研究任务本身的艰巨。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基于这样的一种视角，即在极端对抗的条件下，安全概念与权力概念是重合的，这是一种更令人信服的解释。现实主义者将国际政治看做是纯粹的权力斗争，即使是最粗糙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模型，也会将二战高度极化的环境和冷战作为自己的例证。在他们看来，国家深陷于权力斗争之中不能自拔，安全仅仅是权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的衍生物。安全在概念上被压缩了，它被理解为特定国家或国家联盟在权力斗争中的表现或者总体均势的稳定程度。这样，安全就被简化为权力的同义语，这使得它在更广泛的体系层面上几乎没有独立的位置。因而，对于以权力斗争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而言，安全困境的视角顶多是个小小的附属品。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权力和安全真的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它们只是在特定时期看起来似乎可以彼此替换。但是，对于那些深入探究安全概念的努力(它们旨在将安全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而言，这种表面的“可互换性”足以将其扼杀。在存在激烈对抗或冲突的情境中，权力(power)或许会成为安全的实质，但是如果假定它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那么这很有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冷战时期的两次缓和——分别出现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在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安全并将其作为权力的替代概念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原因就在于70年代末出现的对正统现实主义的种种挑战。一些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学者认为，现实主义模式具有危险的“自我实现”性，在一个存在核武器的世界中，它太过具有战争的倾向。这些学者本来可以围绕安全概念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正如许多持有相似观点的学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一样)，但是出于对集体安全理念在20世纪30年代惨痛经历的深恶痛绝，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与之相反，他们转而将注意力投向了一个更宽泛且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和平”。他们提出的和平政策——军备控制、裁军以及国际合作——与其先辈们(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主义者。——译者注)不谋而合。在核毁灭的阴影下，这些政策比起复杂的安全概念来更能赋予人们以灵感；而在和平研究中，后者仅仅是个边缘的角色。总而言之，由于其与权力模式的种种关联，“安全”这个词已深为人们所不齿。

后来，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围绕“相互依存”概念展开的。相关的观点如同人们对环境和人权的观点一样不一而足。沿着赫兹开创的路径，这些批评很有可能开启一个有利于安全研究的方向。但是这些批评主要是出于对7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问题日益加剧的忧虑，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大多数批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事务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尽管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他们倾向于将传统的、以军事力量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模式置于次要地位。在他们看来，这种推崇竞争、基于力量的片面研究方法(即现实主义模式)对日益交织的国际政治经济网络视而不见。这种观点有可能导致一种双层架构的出现。军事因素被认为对相互依存的结果影响甚微，它们几乎被认为是另一个领域。在他们看来，尽管军事因素是相互依存最根本的条件，但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却多少有些“悄然无息”(selfcontained)。由于核僵局的出现，大国间军事关系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被降低了，军事力量不再是高级政治领域中无可争议的中心。出于对战略资源供给的忧虑，经济问题逐渐成为战略研究的内容之一。相互依存的分析中也无法避开“权力”这个因素，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相互依存是不平衡的。[25]那么，如何通过安全概念将相互依存逻辑与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军事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呢？尽管威慑理论进行了一些不无裨益的尝试，它使我们清晰地理解了威胁的相互依存性，即相互确保摧毁[26]，但相关的努力还是少之又少。到了80年代，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进展。

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也是“安全”概念深受冷落的原因之一。以科学、价值中立、定量分析为特征的行为主义方法日益兴起，但行为主义的方法却无法被应用于对那些“极具争议的概念”的分析之中。事实上，行为主义方法无疑也是对模糊的、非连续性的思考模式的反抗，后者长期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行为主义者也无法回避权力概念，因为后者在传统现实主义中居于中心位置。由于操作上的诸多困难，诸如“安全”这样的概念很难引起行为主义者的研究兴趣。当行为主义者撇开其原先的诸多成见直面复杂的现实时，操作上的障碍也就不再是无法逾越的了。

第四个原因与战略研究的性质有关。作为一个子领域，战略研究对军事政策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那么，为什么它没能为安全概念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础呢？正如我在其他地方业已详尽论述的那样，这里存在两个原因。[27]原因之一就在于，战略研究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同现实的新变化保持一致上。国家间友好与敌对关系的突变、军事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所有这些都要求战略研究者们予以及时的关注和评估。但是，现实变化的纷繁复杂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战略研究的视角(使其更加短视)，这就导致他们的关注点仅仅是实证性的政策问题。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拓展自己的研究视角。

其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满足英美国家(更宽泛地说是西方国家)的国防政策需要，因而它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战略研究带有很强的“维持现状”倾向——在他们眼中，霸权国的安全可以高枕无忧而无需面对附属邻国带来的安全压力，这就使它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深受制约。战略研究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且局限于实证研究领域，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与国家政策层面偏离太远。因此，尽管大量使用了“安全”这个词，但战略研究大都没能超越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逻辑。[28]正如我要在下文予以阐明的，这次修订版的任务之一就是指出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的不同之处。对于这两个概念，我先前早已作过区分，特别是在我于1987年发表的《战略研究导论：军事技术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我将战略研究界定为“关于武力对国际关系的工具性影响的研究”。[29]

第五，对于政策实施者而言，保持安全概念的模糊性是有好处的(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这就是安全概念长期被忽视的最后一个原因。对于政策的实施者而言，“国家安全”的名义能为行动和政策提供合法性而无需作更多的解释。在所有类型的国家中，这都是排除各种局部利益干扰的极好的政治工具。对于政治精英和军事领袖而言，通过诉诸国家安全他们可以对国内事务施加影响。因而，对于他们而言，一个不甚明确的国家安全概念能够为其权力最大化提供策略空间。然而，这种影响作用有时却会得到认可，比如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和平时期外国威胁的模糊性，当面临扩张性国家的进攻威胁时，后者就会以国家安全为幌子掩盖其险恶意图。

例如，美国和苏联相互视对方为威胁，通过夸大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两国内部的一些利益群体从中都受益匪浅，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通过树立外国的敌对形象，诸如严密的政治监视、向军方倾斜更多的资源、经济保护主义这样的政策将获得合法性，而所有的这些政策都会对国内的政治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国际体系中的威胁总是足以使一些人的“危言耸听”看起来确凿无疑。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国家安全的需要”甚至就意味着无需对问题进行过多讨论。只要想想尼克松政府时期的那些阴暗面，我们对这种情形就会有切身体会。这个推理过程使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那些“极具争议性概念”上，后者的核心理念把我们带到了政治的中心。安全是一个极具政治性的概念，安全与政治的关系将是我们在随后几章中反复探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