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道，革命党发动起义的武器来自“海淘”

纵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领导的历次武装斗争，所用武器的购运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采取一事一议的“项目制”，由于革命党在国内没有建立革命基地，因此只能单独为每次起义准备所需武器；二是海外购运，即借用革命派在海外的关系网络，从海外（日本、越南等地）购买武器，并通过外籍船只等工具运送回国内。

一、武器的主要来源

从各次起义的武器来源来看，革命派开展武装斗争所需的武器来源，无外乎四个主要渠道，即自制、赠送、缴获与购买，其中购买是武器的主要来源。

（一）自制

1907年成都起义有党人自制炸弹，负责制造炸弹者为税锡畴，弹形如竹筒，每枚约重十两，厚约二三分，上复以螺旋盖，盖心一小孔如黄豆大，弹内底中心安一铁茎，茎下粗上细，出盖口约二三分。先于弹内实满弹药，然后再盖住，将要爆炸时，始于铁茎顶端扣上四办火，一触即发。这是税锡畴经反复试验而制造而成的。

1911年黄花岗之役自制炸弹占了一定数量。炸弹制造地点主要设在香港：“此次举事，在港时设一实行部于摆花街，专制造炸弹。”临近起义时间，又移至广州甘家巷，制炸弹者为李应生，紧接着喻培伦、方声洞从日本回国，也参与到制作炸弹的行列。最初计划制成烟幕弹及爆发弹五百颗，由于起义日期迫近，仅制成了三百颗。

1911年武昌起义中也有自制武器，如在汉口俄租界总机关办公地点一所（即宝善里14号），制造炸弹及办理旗帜文告，结果，10月9日，革命党人在宝善里制作炸弹时不慎爆炸。这次著名的“爆炸”事故险致武昌起义夭折，使得起义不得不提前仓促发动。

（二）赠送

1900年惠州起义的军械有部分是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赠送的。因为军械缺乏，在香港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闻讯，立即组织人员将一批军械秘密运往三洲田山寨。

1906年策划广西起义时，郭人漳正好在广西任职，送给谭人凤步枪和手枪数十支，要他仍回湖南去活动，准备响应广西的起义，后因消息泄露，计划失败，谭人凤也逃到日本。

（三）缴获

1900年惠州起义中曾数战数捷。沙湾之战“由统将黄福率敢死士八十人袭清军于沙湾，阵斩四十人，夺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沙湾之战佛子坳大捷，“生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及敌兵数十人，杀守备严某，夺洋枪七百余杆，弹五万发，马二十头”。永湖大捷“夺洋枪五六百余杆，弹数万发，马三十余头”。1907年防城起义革命军袭取防城后，“得枪四五百杆”。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计革党四次获胜，当以初二日为最，四次共得快枪四百余杆，弹药无算”。

（四）购买

事实上，自制、赠送、缴获都无法满足革命派开展武装斗争的武器要求，因此，购买成为革命派解决武装斗争所需武器问题的主要方法。

1895年广州起义的武器是由杨衢云在香港购买，然后由在香港招募的士兵同船运回广州。

1900年惠州起义的武器一是从清军购买，“时有健儿六百人”，而“洋枪仅三百杆，子弹各三十发”，“虽由附近清军防营密购枪械若干，但仍不敷所用”。二是试图获得台湾的军事援助。终因日本政策的变化，援助计划未能实现。三是计划从日本来运送武器至惠州。这批武器原本是菲律宾独立军通过孙中山从日本购买的武器，因为菲律宾革命军在国内的活动暂时受挫，因而答应将从日本购买的武器借给孙中山革命党使用。

1904年长沙之役的武器是从国外购买，随后由水路运往内地。黄兴与龙璋、杨守仁等筹得23000余金，备购枪械。当时湖南巡抚奏折中提到此次起义的武器来源是自国外购进：“在外国买有洋枪三百多枝，九月初间到湖口，月内即可运到湖南。东洋学生，已回来多人，约期起事等情。”

1907年防城起义的武器是会党由云南、广西两省交界处运至国内的，后占领防城时缴获一部分枪支。由于武器缺乏，孙中山曾经计划由日本购买一批武器接济防城起义，因为交通不便与党内意见分歧，最后改运接济汕尾起义。也就是说，防城起义实际上是在没有武器供应时发动的。

1907年皖浙之役的武器是从上海购买，徐锡麟到上海购买后堂九响枪50杆，子弹2万粒；声言枪200杆，子弹20万粒。

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是从河内商人中购得。同年河口起义是向越南商人购买。1909年至1910年广安、嘉定诸役的武器是从日本购买。1911年黄花岗之役中武器的来源是四个渠道：日本、安南、暹罗、香港，据《黄兴胡展堂之报告书二件》，在日本购枪628支，由西贡购160余支，在香港购30余支。

1911年武昌起义发动的武器有自上海购买与从新军购得。至武昌起义成功发动，战事频繁，革命军武器供应主要通过中间人从外商购得。亲历武昌起义的一位知情人透露出了“中立”之下的军火交易内幕：“同船有泰来洋行五金房买办陈吉生（宁波人）频来亲余，陈吉生此行为洋行招揽军械生意，疑余为民军中人，亦意于余，苟需军火，不拘多少，俱可代购。余询以各国现守中立，何以尚能出售，陈吉生笑曰：中立者政府言之耳，个人营业与政府无涉，若用军政府名义，与洋行交易使为破坏中立，若用个人名义何碍中立。各国洋行商人对于此大宗买卖甚为注意，争先恐后，惟恐其不得也，余乃恍然。”

从上述资料中不难发现，武器购买仍有不同的渠道，主要有国内购买与海外购买两种：国内来源于从清军、从上海、从广州购买三个主要渠道；海外则主要有从日本、越南等国购买，另外香港购买也应当归入此列。其中，海外购买成为革命派解决武装斗争所需武器的主要手段。

二、海外购运的主要路线

革命党人是依照怎样的线路将武器由海外运送至国内的？从各方的记载中，大致可以推测出三条运输线路：

（一）日本—香港（或台湾）—东南沿海一带

1900年惠州起义原定运送线路应当是台湾—厦门。汕尾起义大体的运送线路：先是日本购买，然后运送至广州防城或者惠州汕尾。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是由日本、安南、暹罗三处购买的武器全部集中在香港，再由香港运往广州。

（二）日本—上海—长江流域或者内陆各省

1904年长沙之役，当时湖南巡抚奏折中提到此次起义的武器来源就是从国外购进，然后通过湖口，运送到湖南。1909年至1910年广安、嘉定诸役的武器是从日本购买，然后运至四川。

（三）越南—云南、广西交界—钦、廉地区

据1907年防城起义后清军探报：“自防城起事后，清军见会党所用皆新式枪，异常精利，料必有人接济，于是四处侦察”，“军火系由云南、广西交界，广南地方运入西省，得由百色转运南宁等一带地方藏匿。然后或水或陆偷入钦、廉”。可知，武器由云南、广西交界运送至钦、廉地区，但是武器的源头是在哪里呢？

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是从河内商人中购得，“先向河内法商购得盒子炮百数十杆，并由冯自由在香港购取子弹。托河内西安两轮船买办同志彭俊生黎量徐等私运至海防，交刘岐山等设法送至中越边境”。即越南—云南、广西交界—钦、廉地区。

总之，从来源来分析，虽然自制、缴获与赠送占据一定比例，但是从各次起义来看，购买这一渠道仍然占绝对多数，其中又以海外购运占据了很大的分量。另外，从上海、广州洋商购买也可看作是间接的海外购运。从运送来看，大量武器因为来自海外，因而才会产生如何由海外运送至国内起义地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简婷：《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2.陈绍伯：《同盟会在四川的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3.冯自由：《戊申马笃山之役》，《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民国丛书》第二编（76），上海书店，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