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与共两相依

郭允贤

1993年1月16日凌晨——这是我一生最难以承受的沉痛时刻。 我与敬之在人生的旅途上共同度过了50年的时光, 从相识、相知到相依为命、 相濡以沫, 其中既有甜蜜、 欢乐、 幸福, 也有忧伤、 坎坷、 痛苦, 这一切都在那朔风凛冽、 滴水成冰的日子里一瞬间结束了。 死别更使人撕心裂肺。

1月11日入院时, 他的白血球13000多, 体温不高, 下午开始发烧。12日上午, 体温基本正常, 还同我商量春节后去北京的事。 他说: “你已经三四年没回北京了, 回单位看看, 该办的事抓紧办。” 他还接待了一个来访者, 精神还不错。13日下午5点左右, 病情急剧恶化, 双腿不能站立, 小便失禁。 不管用什么药, 体温总在39益以上, 憋得不能喘气, 他本是个对病痛极能克制的人, 脚上手上都挂着吊瓶, 只好全身扭动, 极为痛苦。 我难过地想, 如果我能代替他有多好, 一边轻轻按着他摇晃的双臂,以免滚针, 输氧管的插头不断地滑落下来, 我呆呆地看着他那变了形的脸, 束手无策。

14日晚, 当他病情稍有好转, 意识有点清醒的时候, 睁开浮肿的双眼, 看着我说: “你还没回家呀!” 一丝无可奈何的表情,掠过他的嘴角, 轻叹了一口气, 又问: “小伦来了没有?” 我只好连连点头却不敢张口, 怕控制不住, 会哭出来。 他又迷糊过去了。 下半夜, 值班医生和护士劝我去休息一会儿, 我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 他正躺在床上发烧, 石光同志 (1990年已去世, 是敬之的挚友) 带了几个人来, 告诉敬之他要开会去, 劝敬之一起去。 我赶紧按住他, 说你正发烧不能去。 他急忙下床, 披了一件外衣, 跟他们出门走了。 不远处的小河边有一叶扁舟, 他们急忙先后登船, 我紧拉住敬之, 他把衣袖一甩, 船便无影无踪了。 我惊醒后, 赶快跑到隔壁房间, 几位医生护士正忙着加药, 他已气息奄奄, 半依半躺在司机范洪海同志怀里。 我知道病情又有反复。 服药后, 又平复了些, 渐渐地睡着了。 回家吃早饭时, 我同老李大姐说了, 我怕她着急、 害怕, 只讲了前一半, 她高兴地说: “这就好了, 你把他拉回来, 病就好了。” 她是安慰我, 也安慰她自己, 我心里明白, 这是一种感应, 两颗不愿意永别的心的感应。 我含着泪, 拿了点应用的东西回医院。 他已吃过早饭, 精神也好一些, 喘得也轻一些。 我以为会慢慢好起来, 哪知下午又喘得厉害了, 坐也坐不住, 躺又躺不下。 医生通知我准备后事。我不相信, 那么快就会走了。 医护人员看到我精神有点恍惚, 便叫我儿子去办。 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边用手紧紧地抓住那已经冰冷的双脚, 一边紧盯着监护仪。 在人工呼吸中间换人时, 屏幕上出现了直线, 明明知道心脏已停止跳动, 却死死地抓住双脚, 怕他跑了似的。 护士们把我扶出病房, 我已经傻了。 一切收拾完毕, 叫我再看他一眼, 我才明白, 他真的走了, 连一句话也没留下, 走了。 堆积了几天的悲痛, 一下子涌出来, 我俯到他的身上, 轻轻地吻着他那宽阔的前额和浮肿的面颊, 失声大哭。50年来苦乐与共朝夕相处的情形, 又浮现在眼前。 敬之, 你慢慢走, 等等我呀, 失去了你, 我怎么办啊, 我们不是相约过吗? 抑或不能一起去见马克思, 但时间也不能扯得太远啊! ……敬之,我最亲爱的老伴, 尊敬的师长, 让我再送你一程。 到了太平间,我恋恋不舍地掀开了蒙面绸布的一角, 细细地看了一遍, 嘴还没闭上, 好像要说什么, 但没能说出, 就急匆匆地走了, 像平时去参加什么活动似的。 我轻轻地把他的双唇闭合, 心中默念着, 放心地走吧, 我会按照你生前的愿望, 走下去的, 直到与你在马克思那里重逢。

未死的 “烈士冶 闪光的年华

1943年1月份, 白天行军, 忽然发现队列里有一位陌生的同志, 颀长的身材, 与脸庞不太协调的旧眼镜, 黄白色的面庞, 毛茸茸的像幼儿似的头发, 脖颈微向左歪, 大步流星地走着。 他是谁? 好奇心驱使我向前搭话, 开始, 我问他答, 不多说半句话,我就接二连三地说笑起来, 他很拘谨, 还有点腼腆, 最后终于弄清楚他是从胶东大众报社调来的, 才两三天。 胶东来的, 起码算半个老乡, 我把一连串的熟人名字提出来问他, 可惜他知道的不多。 他疾速地走着, 好像怕我再问他什么, 他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大约两个月后, 他调到通联科任科长、 编委, 我任副科长, 他稳重、 认真, 处理来稿来信一丝不苟。 科里三分之二是年轻的女同志, 有几位还是刚从敌占区来的学生。 他与前任科长不一样, 除非是在每周例行的汇报、 布置工作会上, 他不大说话,只是埋头工作。 每早他第一个到办公室, 把房间清扫干净, 开饭时, 他带领两个男同志把饭打来, 大家围到一起, 他却盛上一碗稀饭, 拿上一张煎饼或窝头, 蹲到一边吃起来。 他是编委, 身体又不好, 按规定吃细粮, 每次打回来, 他都送给体弱的同志吃,天天如此, 我们几个女同志开始很开心, 既不挨批评, 又不派值日, 他们几个男同志包了, 后来一想不对劲儿, 这不是坐享其成吗? 便抢着干, 他阻止我们说, 这是他的体力锻炼项目, 不要干预。

那时, 山东大众日报社随中共山东分局在滨海地区 (日照、莒南、 诸城、 干榆等沿海地区) 活动, 夏天苍蝇蚊子很多, 每位编委都发一顶蚊帐的布, 我已经帮他找好了人做, 向他要布时,布却化整为零了。 同屋有四五个男同志, 每人撕一块四方形的蒙脸, 前后门做了门帘。 我埋怨他, 他却说如果他用上了蚊帐, 蚊子不就去叮其他人了吗? 集体生活, 应先想到别人。 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人高脚大, 统一发的鞋子总难穿上, 他从不吭声, 打赤脚板行军、 打球, 毫无怨言。 总编辑白子明同志发现后, 责成总务科想办法给他换了一双大鞋。 他从不为自己生活上的小事去麻烦别人, 可他对有困难的同志, 尤其是那些刚从敌占区过来的青年同志却情同手足, 处处照顾他们, 他不像科里的头头, 倒像个在工作生活上关心大家的老大哥。 由于他身体不好, 又不修边幅, 从表面上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 再加上很少说话, 即使交谈工作, 也是简单明了, 更何况是他个人的事。 我们俩经常合用一张办公桌, 他总是埋头工作, 休息的时候, 也非常珍惜时间。 我们几个年轻女同志又说又笑, 如闹得太厉害, 他会抬头瞪我一眼, 我领会了他的意思, 赶快回到座位上, 看到我那些零乱的稿件、 信件, 就整理得整整齐齐放在一边, 待处理的信件放在面前, 我知道准是他嫌我工作无秩序, 用行动教育我。 相处的时间越长, 彼此了解得也更深, 才知道1939年冬, 在胶东河南战役时, 他身负重伤, 在左耳后面被敌人扎了两刺刀, 有一刀穿透了脖颈, 大出血。 那次报社伤亡很重, 当他清醒一点, 就试着从死人堆里往外爬, 爬一会儿, 又昏过去。 人的生命力是顽强的, 尤其像他那样刚毅的人, 只要有口气, 就向山下爬, 太阳落山了, 才爬到大道旁, 又昏死过去。 报社同志和打扫战场的民兵, 发现道边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还有一口气, 便抬回村中,把脸上的血擦洗干净后, 才发现是他, 连夜送往后方医院。 所谓后方医院, 不过是把伤病员集中到一个地形好、 群众工作基础又好的村子里, 然后分散住在老乡家里, 医生、 护士给上点碘酒、红药水什么的, 不感染化脓就行, 哪有什么治疗。 由于营养条件比在部队好得多, 伤口自然愈合得比较快。 一个多月后, 他怕编辑部人手少, 就急急忙忙出院了, 由于身体未完全复原, 免疫力差, 又接连患了像回归热等几种恶性传染病, 所以健康状况一直不好。 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二等甲级残疾, 也更加理解了他对工作严肃认真、 分秒必争的原因。

从他对工作上的严格要求和对人处事以及渊博的学识来看,我以为他比我要大得多。 一次偶然的机会, 才知道他只比我大一岁。 由敬佩到爱慕, 我暗暗地爱上他, 而他却不动声色, 只是在我生病的时候更加关心我。 换夏装时, 每个女同志除做自己的夏衣外, 还包做一套男同志的。 做针线活难不倒我,13岁时我就学会了, 可我不会结纽襻, 敬之却会。 每天吃晚饭后, 不约而同地在一起, 我缝衣服, 他帮我结纽襻, 两人的单衣很快就完成了。他心灵手巧, 又善于钻研, 他教会我捻线, 打线绳。

敬之不但教会我新闻业务, 还教我如何与同志相处。 我很任性, 争胜要强, 无论在工作上、 生活上, 还是其他方面总不甘落人后。 有的女同志就背后议论我, 敬之知道后, 有时规劝, 有时讥讽, 批评深刻, 一针见血, 我打心眼儿服气, 把他当成亲爱的兄长、 知音。 我从小失去母爱, 除读书外不谙世事, 参加地下救亡工作后, 由于年龄小, 做错了事, 领导和同志们原谅我, 就更加自以为是了。 自从与敬之相处, 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 我这匹小野马才逐渐驯服了。 这种爱, 是知遇之爱,是情投意合之爱, 是从兄妹之爱、 同志之爱而不知不觉发展成的。 相爱的过程也是坎坷的。 从表面看, 我们俩差距很大, 虽然我工作比较负责、 泼辣, 但不是党员, 他却是编委。 我性格外向, 他内向; 我锋芒毕露, 心直口快, 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他容忍、 宽厚, 对己严、 对人宽, 自己受天大的委屈, 也很少流露。 谦和、 自尊, 为人处世非常老成, 不像只比我大一岁的人,他才思敏捷, 工作一丝不苟, 效率很高。 我俩的共同点是: 爱憎分明, 不畏强暴, 不怕困难, 喜欢读书、 思索、 探讨。 时间长了, 双方都互引为知己, 他的许多感人的事, 也感染了我。 开始同志们是不清楚的, 直到若干年后, 才逐渐理解了, 为什么多大的压力也没能把我们分开。

1944年初夏,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他正在外地采访,知道后, 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安慰我。 等他回来后, 领导决定我到 《鲁南时报》 工作, 照顾孩子的任务, 自然落在他身上(注: 敌后工作的女同志, 结婚生孩子后, 满月出院时, 就需找好奶妈回机关工作)。 孩子有病, 他去找医生、 取药; 发高烧,他整夜抱着孩子走来走去, 直到不哭闹为止, 孩子病愈, 才放心地交给奶妈。 他怕奶妈奶水不足, 把每月的津贴费、 保健费, 加上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发的奖金, 都买营养品送去。 他的烟瘾本来很大, 却连一把烟叶也不舍得买, 宁可抽干豆叶。 他喜欢孩子,非常非常的喜欢。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 敬之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第一批到家乡东北去开展工作。 当时 《鲁南时报》 虽已接到调我的电报, 但因山洪暴发, 十几天后, 才回到临沂 (注: 在日本正式投降前,我军早已解放临沂县城), 看到他留给我的信, 叫我走时无论如何把孩子带上, 孩子还在吃奶, 看到我就哭。 第二批去东北的《大众日报》 的同志很快又要出发了, 我要求组织暂时把我留下,等孩子断奶后再走。 分局组织部的领导详细地说明了东北形势和可能发展的趋势, 叫我一定跟这批走。 我服从组织安排, 到安东后, 敬之见我没把孩子带来, 不高兴, 埋怨我, 但工作忙起来,也就淡忘了。1948年, 陈楚同志调 《东北日报》, 临行前安排人回山东把孩子接回来了。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这句话, 他是当之无愧的。

我军第一批部队到达安东前, 伪满地方维持会办有 《辽东民报》, 敬之等3人被军区政治部派去做接收工作, 等陈楚同志带领的第二批业务骨干到达后, 工作全面展开。 1945年1月底,《安东日报》 正式出版, 因为当时人员来自四面八方, 虽然他的职务是总编室主任, 可是凡是外来同志办不了的事都找他。 安东是他的家乡, 他熟悉情况, 有些事他还主动去办。 为了架设电台, 把电线从斜对面的楼顶上向编辑部住地楼上扔过来, 不巧碰到高压线上, 他急匆匆地跑进屋, 把一个包扔给我说, 如果楼上起火, 你就从窗户跳到平台上, 再跳到地上, 不会有危险, 我到消防队去。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同姜丕之同志, 已推着自行车出了大门。 这时, 我打开他扔过来的包, 仔细一看, 却是编辑部各部门的公章, 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幸亏消防队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次恶性事件的发生。

当时的安东, 由于日寇撤退时的破坏, 百业待兴, 工厂都停产了, 工人生活无着落, 我被派往六合城造纸厂采访, 恢复生产, 必须先解决工人的生活困难。 为了发动工人生产自救, 我与工人同吃同住。 白天与工人一起劳动, 在工人家中吃派饭, 晚上住在厂内一间空房子里。 我虽然有些农村群众工作经验, 在新解放的城市发动群众却是第一次。 敬之抽时间来看望我, 看到我那种狼狈相, 又是鼓励、 又是安慰我。 每周日回家, 没等我坐稳,便拉开书桌的抽屉, 好家伙, 苹果、 花生、 烤地瓜, 都是我喜欢吃的。 他说: “这是慰劳你这位记者的!” 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起一个红苹果, 大口小口吃起来。 他一边抽烟, 一边笑着说: “肚子留点空, 咱们一起吃饺子去!” 几乎每个周日都是这样, 直到我完成任务回来, 对我体贴入微, 关怀备至, 一直持续到晚年, 他总是用无言的行动, 抚慰着我。

1946年的春节刚过, 辽东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报社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以姜丕之同志为首留在安东出版 《安东日报》, 陈楚同志带领大部分人员到宫原 (现在的本溪市), 准备出版 《辽东日报》。 出发的那天, 风很大, 空荡的硬席车厢里, 主要是报社的人。 我的妊娠反应厉害, 车厢里又冷, 敬之忙于照顾我, 忘却了自己的感冒。 到住处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没有床铺, 水泥地上铺着两个草垫子, 风不断地从窗外吹进来, 每人一床被子、 一条毯子、 一件大衣。 他的脸色苍白, 浑身发颤, 感冒加重, 半夜开始发高烧。 天亮后, 同志们知道了, 弄来一张床, 他自己挣扎着躺到床上后便昏迷不醒, 两天两夜不吃不喝。 我吓坏了, 用手试试他呼出的气, 直烫手, 用勺喂水, 他张不开嘴。 一两天不吃东西可以, 不喝水不行, 只好用嘴把水渡到他嘴里。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重的病人, 只是趴到他的身边轻声哭泣。 一切都是混乱的, 报社没有医生, 只好到军区请来一位医生, 给他服了退烧药, 第三天开始退烧, 也能吃点稀饭了, 我高兴极了。 他担心我的身体, 一定要下床, 他的身体太弱了, 又恢复了几天。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吃饭吐饭、 喝水吐水, 卧床不起, 他只好坐在床边, 给我讲故事, 使我平静下来, 或跑到集市上去买我想吃的东西, 可是买回来后, 我又不想吃了。 看到他那清瘦的脸庞, 我内心非常难过, 劝他去忙工作不必管我, 这是正常现象, 过些日子就会好的, 他只好把稿子拿到寝室, 边工作边照顾我, 直到我略好一些, 回安东去采访。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自己的病全不顾。1939年负伤时的伤口是自然愈合的, 到东北后, 还经常渗出一些似脓非脓的液体。 他备了些酒精棉, 自己擦洗, 直到1946年初夏回安东重新做了手术后, 才真正地痊愈了, 伤痛折磨了他七八年, 可是谁也不知道。 我们从山东来时, 一切证件都留在分局组织部, 到东北后, 二等甲级残疾的待遇也没有了, 以致同志们根本不知道他是残疾。 “文革” 中有人说他根本没受伤, 是趴到死尸堆里装死, 准备投降叛变, 后来虽然查清了, 他心里总不好过,80年代初才补办了残疾证。

大约在3月末, 由于南满的形势又趋缓和, 陈楚同志带领我们这部分人经凤城回到安东, 与安东日报社合并, 改为 《辽东日报》。 敬之任通讯部长兼新华社辽东分社社长, 我是分社编辑,因为怀孕已四五个月, 外出采访实有困难,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敬之教会了我编辑稿件。

1946年初冬, 东北形势又非常紧张, 国民党的军队已迫近安东, 我生孩子的第八天, 报社随省委撤退, 老弱病残和一部分物资撤退到朝鲜的新义州, 敬之带领编辑部的一部分人员与新闻学校一起向临江、 长白一带转移。 当夜, 他默默地躺在新生儿子的身边, 两眼直视着沉睡的孩子, 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说, 又怕惊醒他。 敬之不时地吻着他。 一直到凌晨, 他轻声对我说, 你千万要保重, 遇事不要争胜好强, 学会照料孩子和自己, 我不能照顾你, 把通讯员小于留下, 我不需要。 说着披衣下床, 轻轻地开门走了, 我才醒过腔来。 他的意思是: 把第一个孩子留在滨海农村, 至今下落不明, 这个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 别粗心大意, 战争年代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后来, 在他的日记中, 果然有类似的记载, 不过更深刻。

他本来有慢性气管炎, 经过那次高烧后更加严重了, 尤其到初冬以后, 经常发烧到38度左右, 他毫不在乎, 每晚看稿件、大样, 版面如出问题, 亲自跑到印刷厂去和老师傅们一起修改。印刷、 作版, 这套业务他非常熟悉, 如中央有重要文章时, 等着看完初印的报纸后, 才回家休息。 直到1960年冬调离 《吉林日报》 后, 多年的工作习惯才改变了。

1947年5月份安东二次解放, 除老弱病残和部分设备留在辑安 (现为吉林省集安市) 外, 以他为首的干部职工随省委回安东去办 《安东日报》, 我带着孩子和一部分同志在一个月以后也回到安东。 把孩子交给敬之的父母, 白天我照常来上班, 下班后回家照顾孩子, 因为第二个孩子还在吃奶。 他一个人住在编辑部附近的一栋小独楼里。 解放不久, 一切都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 吃的是发霉的大米和酸菜, 冬天没有采暖设备, 只好弄了个小电炉子烤烤手。 同志们看到他发着烧, 每晚都工作到12点以后, 听到他不断地咳嗽, 住在楼下的通讯员心里都很不安。 此事, 传到了省委负责同志那里, 便马上告诉报社经理部的领导单独给他做点饭, 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只好把面粉送到宿舍, 他叫通讯员送回家, 给病弱的母亲和孩子吃, 自己仍吃大锅饭。 他的神经性腹泻又发作了, 我只好搬回来, 分担他一部分工作, 同时监督他的饮食起居, 经过服药治疗后, 病情才有些缓解, 从表面上看, 他比健康人还精神, 谁知道早已埋下了一生不能治愈的病根。

敬之从小喜欢运动, 每天凌晨, 在鸭绿江畔都会看到他长跑的身影。 夏天游泳、 冬天滑冰, 篮球、 网球、 乒乓球、 台球, 样样都来, 还是足球最热心的观众。70年代初, 复出工作后, 节假日他还经常同孩子们打乒乓球, 由于气喘病不断升级和忙碌的工作,80年代初, 就只好每天早上散步了。

战争环境的动荡不定, 流血牺牲, 工作的艰苦劳碌, 病魔的不断侵袭, 对一个经过艰苦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共产党员只能是更加坚强, 意志更加坚定, 精神更加愉快, 但来自自己队伍中的冷箭, 却是令人胆战心寒。 敬之是个党性修养极强的人, 为了维护组织原则、 党的纪律, 他可以默默承受。 我却忍受不了, 为什么你决定错了的事, 一定叫下级执行? 编辑部没有按照你个人意志去处理就算犯了错误, 工作上是上下级, 党内都是一样的党员,为什么非要压人一头? 我心里实在憋得难受时, 只有向敬之发牢骚, 他安慰、 规劝我, 有时批评我。 矛盾不解决, 总有爆发的时候, 终于在 《辽东大众》 需不需要发表毛主席 《实践论》 这一原则问题上爆发了。

新华社先发了通知: 全国报纸都要见报。 请示了省委宣传部, 而这位上司却不让发。 编辑部几个领导商量的结果, 敬之拍板, 按照新华社的通知和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指示, 按时见报。这位上司看到报纸后, 立即打电话质问敬之, 敬之又详细地汇报了, 他不等敬之讲完, 啪地把电话挂了。 敬之镇定自若, 对我们说: “咱们没做错, 不怕。” 从此, 他工作上很为难, 可再难, 也只好装在肚子里, 忍气吞声。 凡是符合原则和党的政策的, 他坚决照办, 否则, 他很委婉地处理了, 心情总是压抑, 不舒畅。 抗美援朝期间, 他还要跑防空洞, 接待来自中央的记者、 作家, 如刘白羽、 陈伯坚等人, 大量的工作, 只好留在晚上做, 再加上经常发烧、 失眠, 同志们劝他晚上少干点, 他只是摇摇头, 说:“我是耐高温材料制成的, 没什么。” 说完, 又急速地工作。 这种局面是不能坚持长久的,1951年五一劳动节他去作了一次报告,回家后一头栽到炕上, 休克了。 约一个小时后, 喝了一碗热糖水, 才缓过来对我说: “看来, 能活到50岁, 也不算夭折, 就满足了。” 他的身体太虚弱了, 我劝他住院治疗, 他摇摇头说: “才30岁, 再干20年, 也还不能算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啊, 今天放假,你陪着孩子们好好玩玩, 要注意防空。 我睡上半天, 明天照常工作。”

作为他的妻子、 工作上的助手、 知己, 我又能说什么呢? 只有在工作上多干点, 减轻他的负担, 可是看看身边的孩子和又将分娩的身体, 我轻轻地叹口气, 把夺眶欲出的眼泪咽下去, 同孩子们玩起来。

按当时省委的规定, 安东是前方, 女同志分娩必须到沈阳以北的地区投亲靠友。 敬之的大姐在长春, 她的丈夫在 《长春新报》 工作, 恰巧, 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刘云沼同志是报社社长,于是, 长途跋涉到长春了。 我放心不下敬之, 担心他的身体, 他已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 我是总编辑, 报社的事, 还是他负责。 我走了, 连日常处理稿件、 安排版面等工作都要落在他身上, 又会是发烧38度多, 还熬夜到12点以后睡觉, 或是到十几里外的工厂去打通宵。 我含着眼泪与他告别, 我知道, 他比我还难过。 我带着一周岁半的老四和一个16岁的小姑娘, 到远离他的长春去分娩, 他哪能放心得下。 除了第一个孩子外, 其余的3个孩子都是在他身边出生的, 这次我到遥远的长春去, 他不放心, 临行时又决定叫总编室的一位年轻同志去送我们并请医生来给我打针。 我说何必这样麻烦呢! 又不是生第一个! 他微笑着说, 为了尽我的责任, 这样心安。 其实, 我知道他的心思, 他不是那种婆婆妈妈的人, 就是因为形势所迫, 不能不这样做! 果然, 我到了长春后, 三天两头收到他的来信。 读了那些热情洋溢、 安慰我的信后, 像飞到了他的身边, 一切忧虑、 烦恼都烟消云散, 但从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出他的思念和担心。 担心并不多余, 这次是难产, 直到回沈阳后, 我才敢告诉他。

我产后不久, 突然接到报社的来信, 说敬之和我已被调到东北局宣传部了, 敬之已去上班, 问我是先回安东参加了鉴定会后再回沈阳, 还是直接去沈阳。 我思之再三, 拖大带小, 路途遥远, 交通不便, 何苦再折腾一次呢, 我的工作表现大家都了解,我相信组织会实事求是的, 便直接回到沈阳, 敬之已把家安排得井井有条, 等待我们母子回去。

新闻宣传领域勤奋的开垦者

调东北局宣传部后, 敬之任报刊处副处长, 不久, 任处长,两年后, 又调任理论教育处处长。 我先在宣传处编 《时事手册》,不久, 调新农村杂志社 ( 《共产党员》 杂志社前身) 任社长。1952年春, 由于连续夜间工作, 我病倒了, 夜间失眠, 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 白天上班, 一看稿子头痛欲裂, 双眼流泪不止, 听力也大大减退。 有一天, 晚上下班回家, 进门就栽倒了,用各种手段检查不出病源, 最后诊断为是由脑颅骨增生病变引起的, 系当时全世界第五十个病例。 我们俩都不相信, 敬之请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写了介绍信, 到北京红十字医院 (是苏联帮助建立的) 复查, 那里有不少苏联医生, 检查后确诊为进行性高度近视眼引起的, 只有脱离文字工作, 生活上还要注意若干问题, 慢慢地可缓解。 敬之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我俩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中。

谁知厄运却随之而来。 回单位不几天, 有人就叫我把工作交代给伊伊伊, 先养病, 不必再上班。 说得冠冕堂皇, 但话里话外,口气表情, 决不是为了关心我的健康, 而是另有原因。 在我刚刚恢复到每晚服药后能睡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突然在全机关党员大会上, 宣布我是 “阶级异己分子” “漏网托派” “特嫌”, 是全机关的整党重点对象, 这像一声闷雷, 打得我晕头转向。 天啊, 1940年山东肃托扩大化时, 已有明确结论的问题怎么又折腾出来了, 我眼前一阵黑, 差一点栽倒, 幸亏敬之在旁, 轻轻地扶了我一把。 我镇定了以后, 看他的脸色苍白得吓人。 我知道, 他的自尊心很强, 对我的历史问题, 是非常清楚的, 结婚十来年, 情深意笃, 怎么忽然变成阶级敌人了, 而且是在全机关党员大会上宣布的。 他实在承受不了, 回到家中, 两人相对无言, 他是个党性极强的人, 越气愤越不讲话。 我又能说什么呢, 我相信他是了解我的, 便对他说: “你先睡觉, 不必生气, 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这一夜我没合眼, 把刘少奇的整党八条反复地读, 怎么也对不上号, 我心里有了底, 也冷静下来, 一定有别的原因。 后来了解到, 档案袋里除了给我看过的工作鉴定外, 还有一份 “黑” 材料, 是省委宣传部长伊伊, 利用某位副总编辑的弱点, 用卑鄙的手段拉拢他以编委会的名义整理的, 便成了机关整党重点对象的依据, 先叫我检查, 反伊伊就是反省委, 反省委就是反党。 背景清楚了, 我便把同伊伊在工作上的分歧一桩桩一件件地据实写出。 除个别人外, 东宣部的同志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 可谁也不敢说话, 从此就转到早已有结论的历史问题上来 (粉碎 “四人帮”后才弄清, 纯属冤、 假、 错案)。 停止了组织生活, 不分配工作,敬之更加气愤、 忧伤。 他的内心也很矛盾, 他曾向姜丕之同志表示过, 他是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 而自己的妻子却弄成这样,精神上确实承受不了。 丕之同志劝他, 想得开点, 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何况不少老同志都了解你们。 这是80年代初丕之同志亲口告诉我的, 我才恍然大悟那段时间他总是沉默不语的原因。 不断地申诉, 问题也就逐渐降温, 由全机关的重点, 变成宣传部的重点, 由开除党籍, 变成留党察看。 事情拖到1954年, 大区即将撤销, 给我作了个结论: 维持1940年的结论。 事情不了了之,档案并未清理, 我便随同敬之调来吉林省。 敬之工作忙碌, 早把这件事情忘到脑后了, 有了结论我也放心了。 看清了某些人的丑恶面目, 他对我更加钟爱, 我对他感激尤加,1960年初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我们是先恋爱后结婚, 结了婚又恋爱”。

1954年, 东北局撤销。7月敬之调吉林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工作了6个年头。

档案未清理, 又留下了祸根。 吉林省委宣传部的一把手是一位 “左” 得可爱的人, 就因此长达3个多月不分配给我工作、 不发工资, 在那半供给制的年代, 十口之家, 生活确实不宽裕, 最后只好到吉林日报社做经营管理工作。 那位 “头儿” 坚决不同意我到编辑部去, 这真是扬短避长, 令人哭笑不得。 分工领导经理处工作的副总编辑先是去大连养病, 后是去党校学习, 即使他在机关, 也是把我决定不了的问题推给敬之。 敬之来吉林日报社后的担子比在安东时更重, 那时是总编辑负责制, 他又是省委委员, 省委的领导班子不论开什么会都叫他去参加, 哪怕是书记们的碰头会。 报社工作由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亲自抓。 吴德同志到中央开会回来也要先找敬之透透气, 叫他思想上做好准备以利于宣传报道。 他还像在安东时那样不分巨细, 事必躬亲, 连印刷厂的黑损、 白损的数量, 每周都要给他送报表, 每送必看, 看出问题, 我必挨批。 他不批评我又批评谁呢。 吴德同志每晚必看大样, 发现问题马上把他找去, 几乎每晚我都等他到12点左右,已经形成习惯了, 太晚了不回来, 总放心不下, 躺下也睡不着,不如读书坐等。 在东北局3年, 虽然有那件不愉快的事困扰着我们, 但生活是有规律的, 每晚孩子入睡后, 灯下两人共同读书,不过, 他刻苦攻读马列著作, 我读文艺作品, 有时遇有名著, 如《复活》 《静静的顿河》 等作品两人共读, 边读边议。 因为我的视力不好, 他读或讲给我听, 得益匪浅。 到吉林日报社后, 这种宁静的生活没有了, 他刚刚恢复健康的身体日渐消瘦, 神经性胃肠炎又复发了, 许多烦心的事在困扰着他。 《吉林日报》 是在大区撤销后由原 《吉林日报》 和 《长春新报》 合并后加上辽东、辽西、 原东北局宣传部等各地调来的干部组建而成, 人员思想复杂, 工作上意见不一致。 反右派运动中, 敬之充分发扬民主,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哪怕是骂他, 也耐心地听下去, 这是中央发动的、 省委部署的, 他一面执行、 一面机智地保护了一些同志。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反右派扩大化重新作出决定, 他马上给吉林日报社的领导同志写信道歉, 并把错误全揽在自己身上。80年代初第二次到吉林工作时, 他又作了检讨, 并把一些确有能力的同志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 在吉林日报社的6年, 他呕心沥血、 鞠躬尽瘁, 把报社建设成一个相当正规化且有一定水平的党报机关, 直到现在有些老同志, 特别是工人同志还缅怀不忘。

1960年, 东北局二次成立, 负责组建东宣部的关山复同志了解到他的健康情况, 便调他到东宣部任副部长兼理论处处长。1960年底到沈阳报到前, 他住医院治疗胃肠炎和痔疮、 慢性气管炎时, 一个身高一米八二的人穿着棉衣测量, 体重才121斤。 他才40岁啊, 健康状况还不如在安东工作的时候, 可他仍旧谈笑风生, 不像个病号。 这是他在吉林省6年来第一次住院治病。

在这6年中, 他不但夜以继日地竭尽全力把报纸办好, 还根据省委的决定参与省委、 省政府大量的文字工作, 有些重要的决定、 社论, 多数出自他的手, 由于内容准确, 充分表达了省委、省政府的意图, 省委通知全省干部学习这些文章。 他才思敏捷,文笔流畅, 不管写什么文章从不打草稿, 工作起来, 分秒必争。在四平车站等车, 那样一个嘈杂混乱的环境中, 他只用了一个多小时, 便写就一篇社论, 而且是一篇重要社论。 他怕误了发稿时间, 经常利用休息的间隙工作。

到东北局时, 正是三年困难时期, 孩子们也长大了, 食量也大, 尤其是4个男孩子, 全家的口粮给他们4个人吃也不宽裕,怎么办? 敬之请阿姨买了一杆秤, 每天按人下米, 食量小的就让出一部分给4个男孩子, 杯水车薪, 只好用萝卜、 土豆补充。 阿姨每顿给他做点小灶, 他都让给70岁的老母亲和最小的孩子吃,连牛奶都舍不得喝, 同吃大锅饭。 根据他的身体和劳动量, 根本不能支持, 便买点廉价饼干, 放在床头柜上, 以备晚上打夜班时吃。 生活确实是很拮据, 他坚持每月开工资后, 先给我家寄一部分, 一直坚持到1967年1月停发他的工资。 他常说: “第一件是物质食粮, 先叫孩子们吃饱, 如有余力, 尽量吃好, 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比我们更需要营养。 第二是精神食粮, 只要有新出版的儿童读物, 就买。 至于我嘛, 每月有两三条 ‘握手爷 或‘迎春爷 就足矣! 别的不需要。” 他的衣服、 鞋、 袜都是补了又补, 很少添置新的, 男孩子们穿得费, 都是补丁摞补丁, 这哪像是东北局副部长的一家人呀! 部里要给他生活补助, 他幽默地说: “好赖我两口子都算高薪阶层, 部里比我困难得多的同志也不少, 先补助他们!” 回家他对我说, 再困难我也不能要生活补助, 只要晚上多写点东西就解决了。 《谈谈两个过渡》 《关于民主集中制》 和在 《吉林日报》 上用化名发表的杂文, 大多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他一生就是这样, 无论自己有多大的困难从不向组织伸手, 更不能给同志们添麻烦。 他从青年时代就自己修手表、 自行车等小东西, 他的车是保养得最好的, 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从小就学会自己修理玩具, 长大后, 修自行车、 缝纫机,厕所的水箱, 厨房的自来水龙头, 甚至电灯的室内线路出故障,也都是自己家的人修理, 很少麻烦工人同志。 东北局大院里的工人们, 对他这种作风, 印象颇深, “文革” 他受迫害时, 不少工人同志都为他抱不平, 有意无意地保护我们全家。

由于生活规律、 心情舒畅, 他的身体状况逐渐得到恢复, 但他自己从不注意。 他工作的担子越来越重, 除兼任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还担任机关党委委员, 书记处的重要文件也要他参加起草, 并经常下乡搞调查研究。 他的政治理论水平是在勤奋地读书、 深入地调查研究中不断提高的。 中央每次重要会议的传达和调查研究材料及到中央参加会议的记录, 从50年代起, 积累了100多本, 在 “文革” 中都失散了, 好多老同志都为他惋惜。 对事物的科学分析, 独到的见解, 使他不但在宣传部、 政研室的声誉越来越高, 在机关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他一如既往, 只要是领导交办的事, 都要创造性地完成。 就像在吉林时那样, 本不是他那一级干部参加的会议, 也找他列席参加, 繁重的工作, 他的身体逐渐承受不了, 终于在一次会议上病倒了。 虽然发着高烧, 他仍坚持工作, 不回家休息。 他说, 我如果休息了, 岂不加重了同志们的工作量, 直到同志们硬把他送回家。 这是在1963年的初夏。

他高烧不退, 我开始怀疑是急性肝炎。 当时我任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 患肝炎时, 就是在附属医院治好的。 我陪他去诊治,检查结果是急性肾盂肾炎, 需住院治疗。 约一周后, 烧退了, 病情稳定, 他急着要出院, 连院长劝阻也无效, 最后达成协议, 出院后卧床休息, 每天派主治医生和护士到家诊治, 谁知第二天他就照常上班了。 主治医生说: “刘部长这样劳碌不行啊, 病容易反复, 那就不好治了, 请您劝劝他。” 我只好苦笑着点点头, 他认准的事, 谁劝也无用, 你说你的, 他照常干他的, 反说你大惊小怪, 制造麻烦。 果然不出所料, 没出一周, 又发高烧, 入院后, 用最好的中药、 西药都无效, 体温41度多, 正打着吊瓶就昏厥过去了。 医生马上把针头拔下来, 抽血化验, 原来是合并败血症。 经试验, 没有一种消炎药能杀死这种病菌, 大家一筹莫展。 他苏醒过来后, 对守候在身边的医生、 护士们开玩笑说, 刚才我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 他说任务还没完成, 要我赶快回来。医护人员和我的心才放下来, 舒了一口气, 好险啊! 特药部找到一种新进口的抗生素, 使用后, 才渐渐退烧。

这次病比本溪那次更吓人, 晚上, 我轻轻地给他擦洗肿得像大圆茄子似的睾丸时, 眼泪不住地滴在他的身上。 他一边拍着我的手, 一边说: “哭什么, 我这不是活过来了吗! 能吃能喝, 能自己上厕所。 多坚强的女人, 都爱哭!”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说:“都快把人吓死了, 你还开玩笑。” 他微微叹口气说: “这是没想到的。” “你就知道拼命, 哪管自己的死活。” 他轻轻地说: “你不是很喜欢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爷 这两句诗吗?我还没到那时候, 你就受不了了!” 我给他敷完药, 催他赶快睡觉, 他的身体还是很虚弱的。 月余, 肾盂肾炎、 败血症已完全好了, 出院时, 医生向他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长期感冒发烧是扁桃体肿大引起的, 必须立即切除, 以免再诱发其他病症; 二是到南方疗养半年, 把身体调整好再上班, 否则后患无穷。 他欣然接受了第一条建议, 很快做了切除术。 第二条, 他根本没理会, 把诊断书往衣兜一揣, 也没向其他领导说明, 又上班了。 有的同志关心他, 他回答说这次治疗很彻底, 连扁桃体都切除了, 再不会经常感冒发烧了。 我只好在入秋后, 根据他的身体状况, 配制了丸药, 从1963年到1965年, 每到秋冬之际就服用, 身体一直不错。

1964年敬之集中精力, 准备东北大区京剧现代戏汇演。 关山复同志奉命调北京, 忙于交接事宜, 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因病休养, 另一位副部长忙于别的工作, 这件关系三省现代戏发展、 提高的大事, 又落到他的身上。 他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京剧, 又好拉二胡, 也喜欢唱革命歌曲, 但领导这种大型汇演就是另一码事了, 何况,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领导工作又不能放松。 我跟他开玩笑说, “你真是破车好揽债”, 他苦笑了一下说: “谁叫我是个年轻的劳动力呢! 你不懂文艺, 更不懂戏剧, 怎么领导呢? 我有办法, 领着演员学毛著, 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 精神变物质。 第二线的工作由老石负责, 他是行家。” 实际上, 有些重大问题, 如三省剧目的协调等并不好处理。 三省带队的领导都是省委文教书记, 把他们的分歧意见反复酝酿协调, 老石一个人是很犯难的,即使他出面, 也不容易, 那些人都是老资格, 谁也不服谁。 敬之的谦和、 宽厚的作风终于感动了他们, 汇演圆满成功, 从此他结识了东北地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著名演员, 在 “文革” 后期,他尽量保护了他们, 和不少人成为挚友, 如音乐界的丁鸣, 戏剧界的李默然等同志, 一直在他离休后, 还是东北三省话剧研究会负责人之一。

领导好全大区的干部和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书记处交办的一项硬任务, 组织上交给他几本军队和地方编的毛主席语录作参考, 叫他组织人也编一本。 他本来对只学语录代替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思想就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 报上发表的文章, 特别是一些杂文中, 这些思想观点难免流露出来, 就成了 “文革” 初期被定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罪状。

“阶下囚冶 “流放犯冶

1965年底,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的文章出笼,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 紧接着批三家村、 批文艺界、 新闻出版界等, 黑云压城城欲摧, 沈阳市内到处破四旧, 大街小巷是游斗的人群, 上至厅局长、 下至平民百姓, 各大专院校和文艺团体的知名人士首当其冲, 造反派想游斗谁就游斗谁, 想什么时候游斗就什么时候游斗。 学校停课了, 戴各种名号袖标的造反派到处流窜, 人都疯狂了, 失去了理性, 连东北局大院也已成了各种造反人士的游乐场, 各式各样的大字块、 大字报层层叠叠地从西大门一直贴到书记处办公大楼。 为了对付来上访的群众, 在俱乐部大楼内, 成立了接待站, 由各部委的负责人轮流值班, 日夜不停。有的人很 “明智”, 常以身体欠佳逃避, 接待任务自然又落到敬之这样遇事认真的人身上。 不少上访的群众和单位, 指名道姓地要他接待, 工作人员挡也挡不住, 因为他态度和蔼, 平易近人,并详细准确地讲明政策, 使一个单位的两派不同意见谈得比较接近。 再有一点, 不管是哪个单位来请他去解决问题, 他从不推辞, 经常连轴转, 几昼夜不回家, 音讯全无, 家里人都急坏了,回家后疲惫不堪, 倒头就睡。 有时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他被叫走, 半夜还领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到家来找, 我告诉他们已经几天几夜没回家了, 他们不相信, 连卫生间、 床底下、 壁橱里都反复地翻, 找不到还骂人, 有时一夜几起, 全家人不得安宁。 怎么办? 只好报告办公厅, 把他送到内部宾馆休息了两天。 吉林省文艺界的造反派又来揪他, 他只给家中打了个电话, 就跟着长春的来人走了。 我心急如焚, 他身体不好, 时已初冬, 到长春怎么行呢, 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 他悄悄地回来了, 看他精神还好, 我递给他一杯热茶, 问他长春为什么来揪你? 他坦然地说: “为给高叶罢官, 叫我表态, 我说, 我个人的意见, 罢了好。” 又说, “他已被打断了肋骨, 何必再叫他受罪呢! 我也想早被罢官, 真不稀罕这顶乌纱帽。 像现在又要工作,又要写检查, 还要被揪斗, 何苦呢! 我真不理解, 群众运动也没有这么干的。 学生、 工人闹还可以想通, 像大院里多数是17级以上的干部, 也组织造反团, 有人还悄悄地拉我, 我装不明白,没搭理他。” 他哪里知道, 厄运已降临到他的头上。 各部委早已涣散, 组成了两大派, 一派是以工人为主的 “造反大军”, 一派是以计、 经、 财等部门为主的 “红色造反团” (简称红团), 宣传部的领导都被打倒了, 绝大多数的人参加了红团, 造反派的主要目标就是批斗各部委领导。

1965年初, 我参加了沈阳纺织厂的四清工作队, “文革” 开始不久, 按市里指示, 摇身一变就成了 “文革” 工作队, 任务是抓革命、 促生产。 开始厂内还比较平静, 随着社会上的变化厂内也开始变化了, 大部分队员撤出, 只留队长, 因多为市里各厂的头头, 也陆续撤出, 最后只剩我一个人留厂检查。 我自以为是按23条办事的, 一个 “走资派” 也没抓出来, 很坦然, 放心不下的是敬之。 先是部里批斗, 机关造反团批斗, 后是与于林等同志一起在全市游斗, 最后是 “红色造反团” 设了个圈套把他送到一个社会造反组织的手中, 然后又联络全市的某些造反组织, 把他和农委主任、 东北局委员徐元泉同志逮捕, 送往公安厅, 公安厅因他二人是高级领导干部, 没有东北局书记处签发的拘留证, 是不能收监的。1967年1月20日开批斗大会, 定他们两人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 东北局某些领导违心地签发了不受24小时限制的拘留证, 当场给他们戴上手铐, 变成了 “阶下囚”。 会后, 公安厅的工作人员押他回家, 履行搜查手续, 家中只有李大姐带着两个小女儿——老六、 老七, 二儿子刚串联回家。 敬之又渴又饿, 李大姐先递给他一杯热水, 才看到他戴着手铐。 他两眼直勾勾地看着3个孩子, 欲哭无泪。 老六把刚烙好的油饼用盘子端给他, 他两手捧着大口小口地吃起来, 就像饿了几天似的。 一切搜查手续办完以后, 他临走时对老二说:“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 跟毛主席干革命。” 老二也激动地说: “爸爸, 我永远不相信你是反革命”。说着,敬之走出楼门,上车回监狱了。

“红团” 的手早已伸进沈阳纺织厂和我的原单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造反组织。 从敬之失踪后, 我就被关在沈纺, 不准回家, 因为纺织厂的生产是三班倒, 就轮番批斗。 厂内约有十多个造反组织, 同样的检查要十多份, 干脆复写。 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吃不下饭, 我最担心的是敬之,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否也像我这样, 挂上大牌子、 站在板凳上, 大弯腰挨批斗啊!他的身体可吃不消, 发烧没有? 气管炎犯没犯? 今秋没有机会吃丸药了。 有些老工人看我走路都打晃, 便偷偷地劝慰我说: “你在厂一年多, 没犯错误, 他们那些小兔崽子不敢对你怎么样, 自己多保重!” 我感激这些好心的姐妹, 她们哪里了解我并不是为了自己, 我担心我的亲人会遭不测, 那帮人是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有一天下午正开大会批斗我, 有人站起来高喊: “郭允贤你还顽固不化, 你的靠山倒了, 刘敬之被五花大绑游斗, 刚从厂门口过去。” 我明白了, 这是有人故意用这种方法给我报讯。 第二天半夜, 一伙青年工人和农大的学生拉我回家, 翻箱倒柜。书, 敬之和我那些心爱的古典名著装了两大木箱, 最后, 连李大姐夫妇的箱子也撬开了。 上天棚、 下地下室、 找电台、 寻枪支,把书弄了一地。 看他们那肮脏的脚踩在上面找什么 “罪证”, 我心痛得滴血, 这是我俩20多年节衣缩食积攒下的财产——唯一的财产, 被他们践踏了。 他们折腾累了就睡觉, 我麻木了, 呆呆地坐在那里发愣。 李大姐轻轻地走进来, 说你不喝口水, 换换内衣? 我才醒悟过来, 跟她到卫生间, 才详细地了解了敬之的遭遇。 第二天一早, “红团” 给他们送来了面包、 汽水, 同时派人把 “罪证” ——几本相册送往宣传部, 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来抄家的目的。 一个年轻的造反派头头儿同我谈话, 无非是盘问刘敬之和院里哪些人来往,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反动” 的话, 从事了什么 “反动” 活动。 我再三说明, 我是中医学院的干部, 对东北局大院里的事一概不知, 刘敬之的事我更不知道, 我打定了主意,“徐庶进曹营, 一言不发”。 他气坏了, 说我顽固不化, 没有好下场。 一直折腾了约一天一夜, 又把我送回厂内。 十几天后的一个夜晚, 天下着小雪, 他们又把我拉回家, 这次把我交给等在家中的 “红团” 的人, 之后又带到宣传部的小会议室, 叫我睡在大沙发上。 他们怕我夜里有什么活动, 两人分坐在两个小沙发上看着我。 那些日子, 我被车轮战弄得精疲力尽, 有这样舒服的地方,我倒头便睡, 一觉天明, 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 他们的人来齐之后, 就推我到大会议室, 有人假装规劝悄悄地在我耳边说, “你有什么就赶快交代, 刘敬之已经是那样了, 你还有7个孩子呢!要多为他们想想啊。” 这倒提醒了我, 敬之还押在牢房里, 他不会屈服的。 我心里有了底, 就好应付了。 刚踏进门, 一顶比我个头还高的、 用无缝钢管做成的大高帽子, 就戴在了我头上,4个宣传部的造反派把我推到房间的中央开始批斗。 他们的调子喊得再高, 我还是那些话, 一会儿把高帽子摘下来, 一会儿说我态度不好又戴上去。 有一个造反派一定叫我跪下, 我不跪, 一双穿大皮棉鞋的脚照我的右腿弯狠狠地一脚, 想把我踢倒, 不知哪来的那股劲硬挺着, 我右腿向前打了个趔趄, 砰, 眼镜摔到地上, 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看事不好, 他们叫我休息吃饭, 下午轻松一些, 我实在支撑不住, 一会要坐下, 一会要水喝, 稀里糊涂, 磨蹭到天快黑, 整整批斗了10个小时。 他们带我回家取眼镜, 小女儿哭喊着说: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妈妈!” 我强忍住眼泪, 一面向楼下走一面说: “妈妈总有回来的那一天!” 3个人押着我上了车, 其中两个人过去是很熟悉的, 一个说: “你和刘敬之那些事以为我不知道啊, 放明白点, 早说比晚说好。” 另一个说: “如不老实交代, 就踏上一万双脚, 叫你们永世不能翻身。” 我问心无愧, 怕什么, 不理不睬。

中央关于四清工作队回本单位的指示下达后, 我对沈纺造反派一个头头谈起了敬之不是 “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是浴血抗战、几十年来任劳任怨、 勤恳刻苦、 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革命老干部。 “你们不要再听信他们的诬陷, 你们被利用了, 赶快送我回研究所, 在这里时间越长对你们越不利”。

回到研究所后, 先是宣布隔离审查纪律, 住进了带套间的高级监房, 给了我一套毛选 (四卷), 要我认真学习, 对照检查罪行。 我的精神松弛下来, 日夜思考他们为什么把敬之打成 “现行反革命”, 越读毛选, 越想不通, 越糊涂, 有时彻夜难眠。 不把敬之的问题弄清楚, 我死不瞑目。 最了解他的只有我, 向公安厅专案组澄清。 我怕他身心承受不了, 发生不测, 便心生一计——假揭发。 于是我告诉造反派说我要到公安厅去自首、 揭发。 在公安厅的接待室, 我看到1967年2月22日在体育场召开的20万人大会的大幅胶印宣传品, 敬之、 徐元泉等被五花大绑跪在大汽车上被批斗的情况。 专案组的同志告诉我: “刘敬之的情况还好,等需要你提供材料时一定会找你。 刘敬之和徐元泉的问题已经够麻烦了。” 我听明白了他的话外之音, 一块石头落了地。

五一节的前一天, 解除隔离, 放我回家。

敬之的身体不大好, 眼睛近乎失明, 公安厅专案组通知家属送营养品。 李大姐做的红烧肉、 包的饺子, 他们勉强收下 (按规定不准送自家做的食品), 每周一去送。 好不容易捱到周日, 买了罐头、 饼干、 苹果、 鸡蛋, 按一周的用量买的, 这次去送, 由专案组长丛树寨亲自接待。 敬之的案情, 他肯定地回答不是 “反革命”, 只是由于书记处没批准放, 就只好由他们 “保护” 了!打交道的次数多了, 彼此都有了了解, 知道他不是造反派, 只是秉公办案。 我胆子也就大了, 经常把红头文件交给他, 转交敬之, 或在提审时, 把内容讲给他听, 我怕敬之不了解外边的情况, 内心烦恼, 或者是惦念家人。 我提出来, 天渐渐暖了, 给他点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以增强体质, 老丛接受了我的建议,春末夏初在院内拔草, 打扫卫生, 冬天推炉灰, 不到三个月, 敬之的视力恢复了。 为了使我放心, 他用写检查的纸抄写了毛选的主要文章若干篇, 由老丛分批带给我, 看到他那娟秀的蝇头小楷, 我不禁潸然泪下, 没有桌子, 这都是垫着书本放在膝头上写的。

敬之住的是十一二平方米的单人囚室, 地板上叠放着两个草垫子, 简单的行李。 冬天, 室温8度, 对有呼吸系统宿疾的人真是难熬。 敬之把全部冬衣, 连皮外套、 棉帽、 棉鞋、 手套全穿戴上, 就像北极探险队那样, 还冷得发抖, 手脚都有冻伤。 一年四季都是两顿饭, 每顿一个窝头, 一碗白水煮的白菜汤。 夏天有时吃蒸茄子, 也是每人一个。 炊事员对他很友好, 冬天有时给他加个窝头, 夏天加个茄子。 他冻得关节炎也犯了, 经常感冒, 每天除了吃两顿饭和放一次风外, 都要老老实实坐着。 警卫经常从门上那块小玻璃窗口向内窥视, 如发现在活动, 就会遭训斥, 夜里必须开着灯, 脸朝外睡。 有时只能在警卫巡视的间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 他不喜欢吃苹果, 我劝他当菜吃, 长期不吃水果、 蔬菜是会得坏血病的。 有一段时间他想不通, 很消沉, 捎信给我不要送那么多食品, 留给孩子吃, 他无所谓。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请老丛转告他: 留得青山在, 不怕无柴烧, 把身体养好, 什么都不怕。 敬之是个细心人, 也是一个忘我的人, 他的工资从1967年1月就停发了, 他知道靠我一人的工资是难以支持全家生活的, 他叫我找他的两个弟弟想办法。 大女儿在他被捕后不久就得了很重的风湿症卧床不起, 那时三弟文桂正在汤岗子住院治疗, 便把大女儿送到那里住院, 一切由文桂负责。 大儿子在北京工学院待分配, 由二弟文林负责他的生活费。 二儿子到社会上参加活动, 把在铁路装煤车的收入交给家里。 三儿子是工人, 可以养活自己,家中只有3个小孩子加3个大人。 李大姐白天到别人家当保姆,收入贴补家用, 晚上回家照料3个小孩子, 就这样连最低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 全家一致意见, 敬之是重点, 先保证他的健康,把家中用不着的东西全卖了, 有时小伦还到厂互助会里去借钱。但终非长计, 怎么办? 我决心到北京去告状, 刘敬之既然不是反革命, 为什么还不放人? 哪知两次去京, 都无结果。 最后一次到公安部接待站, 接待人员说明不是刘敬之、 徐元泉的个人问题,辽沈地区的问题不解决不好办。 生活困难, 可到省军区接待站请他们帮助。 到军区接待站, 明确回答, 国家并没有扣发他们的工资, 都保存在各自的单位, 向他们单位要去, 不给, 贴大字报。我思前想后, 只有走这条路! 我已是一个普通公民, 怕什么, 敬之不是反革命, 为什么扣发工资! 开始不给, 同一个造反派小头头吵了一架, 刘敬之不是反革命, 应当把全部扣发的工资交给我。 颠倒了的历史, 总会颠倒过来, 已为时不远了。 宣传部多数人还是通情达理的, 以借支的名义, 孩子们每隔一段时间去取一次工资。1968年春节, 我包了饺子, 做了四五样他喜欢吃的菜,还有花生、 瓜子、 糖等食物交给老丛, 由他亲自交给敬之, 对他的心灵是很大的安慰。

翘首期待的日子终于到了。

1968年3月24日刚上班, 丛树寨同志通知我到西大门, 他悄悄说, 今天上午10时放人, 做好准备, 在东北局办公厅。 我明白他的意思, 马上回家找到徐元泉的夫人王大姐商量对策, 一定要给造反派点颜色看看, 要不回家更要受折腾。 恰巧徐元泉的孩子们都从外地回来了。 我的孩子们也在家, 两家十五六口人直奔大楼。 铁栅栏的大门还锁着, 三四个小伙子把铁门砸开直奔二楼会议室, 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几个负责接收的人姗姗来迟, 不一会儿, 公安厅的人和敬之、 徐元泉同志也来了, 我在二楼走廊上远远地看到, 敬之蹒跚地走在前面, 向楼上走廊走来, 浮肿的脸蜡黄, 与14个月以前判若两人, 我真想抱住他痛哭一场, 当着这么多人, 我只好强忍住。 我说你们把他们放回来, 得有个说道, 我们不能领 “反革命” 回家。 大孩子们把主持工作的伊伊同志团团围住, 叫他写下保证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书, 伊伊同志很为难, 说连他也自身难保, 怎么能保证我们呢? 看热闹的人站满了大楼周围, 老丛看到目的已达到, 便说, 如果是 “反革命” 能放他们回家吗! 他们身体都不好, 赶快回去休息。

其实, 这是老丛和我导演的一场戏。

家中早已包好了敬之喜欢吃的饺子, 不知哪个孩子弄了瓶酒, 洗澡水也烧好了。 我呆呆地看着他, 有满肚子的话, 恨不得马上倒出来, 可是看到他那样虚弱、 那样疲惫, 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先帮他洗澡、 换衣、 吃饭, 催他赶快休息, 谁知他倒精神了, 拉着我, 问这问那, 最关心的是当时的形势。 尽我所知告诉他, 又把孩子们搜集来的各样小报和宣传材料拿给他。 丰富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 再加之暂时的家人团聚, 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快。 哪知, 这种安逸的生活还不到一周, 造反派通知他参加学习班, 几次交涉无效, 只好去了。 好在吃住在家里, 我也放心了。

暂时的宁静带来了喜悦, 动乱的困扰并未结束。 多么希望就此结束像噩梦似的日月, 谁知充满荆棘的漫长道路却在前面等着。 不久, 我也进了省直机关的学习班, 这是真正的整人班、 批斗班。 哪有敬之那样轻松, 开始还允许每周回家一次, 这是全家团聚的一天。 敬之非常珍惜这一天, 他把孩子们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如社会主义的监狱和旧社会的一样吗? “文革” 中武斗对不对? “文革” 何时能结束……连敬之也说不清的问题都提出来, 孩子们在思考, 在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 他被关押14个月,与世完全隔绝, 理论水平再高的人也难于回答。 何况, 有些问题我俩早就探讨过, 有自己的见解, 哪能轻易地对运动不理解的孩子们讲呢! 最后, 敬之巧妙地引导孩子们, 我们反倒从他们的说笑中, 闻出一点又一次风雨欲来的气味。 果然不出所料,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了。7个孩子中有3个马上要起程, 我只好请假回家送别。 老二、 老五是男孩子, 比较放心, 敬之最不放心的是大女儿, 她出院还不到半年, 连老师都劝她到郊区去, 便于休养、 治疗。 她特别坚强, 说既然我是 “走资派” 的子女, 更应当和同学们一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经风雨, 见世面”, “叫小五跟我在一起, 我照顾他, 他太小了, 不懂事”。 敬之听了,眼含热泪, 直直地看着心爱的女儿, 一言不发。 老天爷也好像同情这苦难的一家, 下起了小雨。 集合时间到了, 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又有什么话对她说呢? 我们两人打着一把雨伞一直送她到西大门, 女儿的眼泪一直在眼圈里打转, 赶快走几步, 连头也不回朝学校的方向去了。

女儿的走, 好像带走了他的心……整个下午, 没说一句话,其实, 想的哪里是自己的女儿, 而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入冬, 学习班暂时放假, 收拾行李到盘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敬之编在11大队, 我在12大队, 虽然相距不过20里路,却不能见面, 更无法通讯。 后来从他简要的日记中看到, 他又连续发烧, 病过几次, 仍坚持劳动, 到胜利塘割苇子, 由于他高大, 就当了驾辕的马, 脏活累活都抢着干。 1969年夏, 我被“解放” 后的第一个周日, 就急急忙忙地赶到拉拉屯去看他。 见面两人都愣住了, 半年的离别, 都像老了十几岁, 敬之又瘦得皮包骨头, 黑红的脸膛看来还健康, 心情也比我好。 第一句话就问我恢复组织生活没有? 他已经恢复了。 我苦笑了, 还要开除我党籍呢! 我只说没有, 大约下一批吧, 我不愿叫他伤心。 他食量大得怕人, 中午饭一人8两, 每人一碗红烧肉, 我把一半分给他,很快地就吃下去了。 他说今天是为了庆祝八一改善生活, 平时吃不了这么多, 每顿也需七八两。 在战争年代, 他的食量没有这么大, 是重体力劳动的结果。 最后一次去看他, 是在公布了下乡插队名单之后。 第一批就有我, 到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 是大草原。 大队领导的心真狠毒, 一个身体病弱的女同志, 竟叫我到大草原去, 怎么生活! 我跑去找敬之, 征求他的意见, 并找了连队负责人, 他们表示, 插队名单里没有敬之, 要留校工作。 敬之说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一起走。 我叫他放心, 说我总有办法对付的, 你不用管我, 好好保重身体。 我先回沈阳办理插队手续,他请假回来送我。 有意思的是, 上面却又通知我暂留沈阳, 帮助连里处理事务工作。 看着一家家、 一户户老同志都陆续下乡了,最后同住一栋楼的徐元泉同志夫妇也带着小女儿去了北镇, 大院里冷清多了。 在数九寒天, 这些年过半百、 受尽折磨的老同志,到农村何以为生? 想起来不寒而栗, 暗暗为敬之庆幸。

大批干部插队后, 五七干校又重新组合, 留下的是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等待分配的, 一部分是有问题要进一步查清的。 敬之属前一种, 我属后一种。 春节过后返盘锦, 二进干校。 敬之留校部政工组, 我到一连, 相距七八里路, 不算远, 我每天下地劳动, 只有节假日可相约回家。 长期做新闻工作的人, 对国际国内的形势特别敏感, 何况敬之还做过理论研究工作。 在工作之余,他就听广播, 尤其是夜晚可听到苏联电台的广播, 有人便打小报告说敬之偷听敌台。 干校叫学员把家搬来, 由红卫兵给搬, 敬之异常气愤地说: “这不是变相抄家吗? 是谁的主意?” 答曰: “军代表郭保中的意见!” 他一听更来气了, 说: “怎么, 郭保中也是一句顶一万句?!” 只要看到不合乎党的原则的事, 他不但在会上提, 还经常议论, 这在当时都是严重的 “反动思想”, 再加上所谓偷听敌台, 罪莫大焉! 传到李伯秋耳朵里, 他拍着桌子说:“谁把刘敬之这样的 ‘走资派爷 留在干校的? 赶快叫他插队去!”

5月1日, 下着瓢泼大雨, 敬之来到一连所在地。 为了庆祝五一节, 全连正在批斗顾卓新、 张正德等4人。 散会时, 我听到身后有人跟着我, 回头一看, 是他。 “这么大的雨, 来干什么?你马上收拾东西, 咱们插队去, 早待够了, 当农民还可以吃口舒心饭。” 他哪里知道, 不过是从屎窝挪到尿窝。 排里的同志对他很热情、 尊重, 留下他会餐, 可能由于兴奋, 他喝了一瓶啤酒,醉了。 排里早安排好房间, 第二天, 天气晴朗, 用大车把我们送到沟帮子车站, 从此, 干校生活又一次结束了。

敬之回家就忙着收拾东西。 我们的财产就是抄家剩下的书,装了四大箱子, 还有两只小箱装衣物。 敬之说, 除了大孩子们的衣物外, 全部带下去。 具体到什么地方去, 我俩意见不一致, 他主张到大草原去, 我把听到的关于那边的情况告诉了他, 以我俩的身体情况, 不把老骨头丢在那里才怪呢。 到宁城去吧, 那里也是昭乌达盟, 不过是最南边, 气候不比沈阳冷, 他说种地也不在他们眼皮底下, 走得越远越好。 插队必须五带, 子女中如有国家正式职工不带, 三儿子当工人已经5年, 也把他的户口给转出来了。 孩子回家一看, 哭笑不得, 说不但不能带我, 连夷娜 (二女儿) 也不能带, 今年中学毕业生不下乡, 留城分配。 我爸真叫他们气蒙了? 还是那帮家伙欺负他老实! 费了很大周折, 才把儿子的户口留下, 把本不该下乡的女儿却带下去了。

宁城原属热河省, 是老根据地, 县城在天义镇。 天义公社属城区, 唐家窝棚大队离天义镇只有10里路, 交通比较方便。 我们去的是最穷的三小队, 农民劳动一年连口粮也不够。 刚到端午节, 六七岁以下的小孩子多数是一丝不挂, 大人穿着到处露着棉絮的破衣服。

厄运像阴影一样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一家人。 人还没到,“刘郭专案” 的材料早已转到盟里, 并规定大队每周向县五七办汇报一次我俩的 “动向”, 是监督劳动的延续。 插队两年, 虽然生活上比在五七干校安适, 但精神上的摧残持续不断。1970年冬天, 敬之咳嗽得越来越重, 喘得厉害, 春节刚过, 县里要办 “走资派” 学习班, 他只是服点退烧药, 对付着总不是根治的办法,省革委会有规定, 走资派出县治病必须省里批准, 只好硬挺着去参加学习班。 当时我没有资格参加, 也就不能照顾他, 好不容易捱到学习班结束, 那天下着雪, 他用自行车驮着行李, 推着走到镇东的河边。 河里连冰加水, 泥泞难行, 敬之使尽全身的力气也推不动, 恰遇大队会计, 帮着把车扛过来, 送他回到家, 他气喘吁吁地倒在炕上, 又发烧了。 第二天, 我顶着雪到公社五七办去说敬之要去北京看他弟弟, 才准假。 烧退后, 两个小女儿去送他, 蹚过冰河, 从天义乘火车, 到叶柏寿换车去北京治疗。 经检查除气管炎、 肺气肿, 还有气胸, 近两个月的精心治疗基本恢复了, 他又急忙赶回来, 到县工作队去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1971年夏天, 通知我回省五七干校参加落实政策学习班。 实际是以落实政策的名义继续整人。 经过两个月的交待、 检查、 批判, 把那些确实没查出什么问题的同志恢复党籍, 这是少数, 多数是所谓 “暂时挂起来”, 还有极少部分给戴上 “叛嫌” 的帽子, 被除名。 他们不敢毫无根据地开除党籍, 却用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词。 我心里暗笑, “除名” 是 “四人帮” 发明的, 是违反党的原则的, 我才不怕呢。 不过, 他们的手段是够毒辣了, 要到所在的生产队去宣布划为五类分子。 敬之的自尊心极强, 如在社员中宣布了, 对他的压力可太大了, 还有三个女儿, 两个小的, 根本就不相信。 大女儿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是大队学校的民办教师, 正争取入党, 她能受得了吗! 我只好要求他们说:“敬之的为人你们都知道, 如果去宣布了, 我们全家只好离开那里, 请你们另给找去处, 总不能逼我们离开地球吧!” 同我谈话的人是敬之在东宣部工作时的部下, 他耍了个滑头说: “不去人,请县五七办转告敬之和大队就行, 你放心好了!” 哪知我回县的那一天, 他们刚离开。 我去看敬之, 他一句话不说, 我明白他已经知道了, 难过, 又无法安慰他, 愈合了20来年的伤口, 又被捅出了鲜血。 到今天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总是反复地伤害一个把全身心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好人! 我强忍住眼泪回了家, 强为欢笑, 安慰孩子们, 其实, 他们也早已知道了, 并叫他们与我划清界限。 女儿们却比过去更加体贴爱护我, 有活都帮着我。 大队支部书记是土改时的干部, 在运动初期曾受过冲击, 对我们同情,只开了个大队干部会, 并请敬之参加, 打了个招呼就交差了, 可恨的是, 县里五七办有人总不放过敬之。

“九一三” 事件后, 敬之本应听第一批传达, 却让他与公社干部一起听。 至于我, 连听的资格也没有, 虽然以后支书偷偷把文件交给我看了, 心里却总是憋着一口气, 我对敬之说: “林彪虽死了, 大个的还在后面呢。” 我们为国家前途的忧虑, 超过了对个人悲惨命运的担心。

暴风雨中不屈的斗士

1972年5月敬之调回省里, 担任文化局长兼核心组长, 同时在宣传组挂个第一副组长、 核心组副组长的名。 我让敬之把二女儿带走, 以便照顾她。 大女儿早已回原插队的昌图县去了, 小女儿和我仍留在农村, 她继续在县中读书, 每周回家两次给我挑水, 做些杂活, 主要的是看我病了没有。 不久, 我却真的病倒了, 肝腹水, 躺不下, 又坐不住, 请赤脚医生来, 他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我同他商量, 是慢性肝炎引起的, 服些排水药, 把水排下去, 能自己下炕活动就行了, 出了问题由我个人负责。 他给我送了几次药, 水排完了, 可以行动了, 我便到县医院, 他们也表示治不了, 给我办个转院手续, 回沈阳治疗。 我把那个除了几箱子书外一无所有的家交给邻居照顾, 便和小女儿一起回了沈阳。 连续服了两个月的中药, 我基本痊愈了, 这时也分了房子,回宁城搬家, 敬之劝我把户口一起转回来, 我表示东西可以都运回来, 等我的事有个说道再转户口, 我回去把家安下, 回来住在县招待所等待。 敬之强拗不过我, 只好答应。 不到一个月, 有人主动去把户口转回来。

敬之到任后不久, 外事活动接连不断, 先是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 接着是朝鲜万寿台艺术团在沈阳演出, 由他出面接待, 但他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只好到剧团借了身 “板服” (样板戏剧团的演出服), 才凑合过去。

文化艺术界是 “重灾区”, 一切都砸烂了, 从头做起, 谈何容易! 敬之亲自到盘锦去调查, 才知道省直绝大部分文艺部门的人员都在那里。 上至各个剧种、 音乐界的知名人士, 下至十几岁戏校的娃娃都在那里, 他决心先把演员和业务骨干调回沈阳。 他在会上表示, “不当乔太守, 决不乱点鸳鸯谱” “不当王母娘娘,决不导演天河配”, 以安定大家的情绪。 同时他还兼顾理论等方面的工作, 曾说过 “姓毛也不一定都是毛泽东思想” “姓毛也必须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也站不住脚, 也得垮台” “我们要用头脑思考, 不是用大腿思考” “干工作不能躺在首长身上” “哪里有那么多的阶级斗争, 头发梢上的阶级斗争,脚后跟的阶级斗争” 等等。 这些都成了严重罪状。 有位副组长曾是名噪一时的女造反派, 听到敬之这些正义之词暴跳如雷, 口头的、 书面的不断地向毛远新告状, 连张树德同志也受到了牵连。

文化局的工作刚刚起步, “批林批孔” “反回潮” 又开始了,先从批 《生命》 的阻力开始, 敬之始终不服, 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了沈阳市。 那位女造反派使出了浑身解数, 上书毛远新, 诬陷敬之, 敬之走到哪里都有跟踪盯梢的; 在会上讲话, 有专人记录; 连有病住院也不放过, “群帮组” 跑到医院去 “帮”。 一个造反派说: “你就死在写字台旁, 那算光荣!” 那时敬之的肺心病已相当严重了。 多数干部和群众是站在敬之这边的, 实在批不下去了, 不了了之了。

1975年元旦刚过, 敬之带队到凤城蹲点, 实为二次流放。 我的心紧缩着, 怕他病倒了, 向同去的同志再三嘱托。 毛远新命令各县领导和工作组长都必须去赶哈尔套 “社会主义大集”, 敬之对把农民逼上绝路的做法敢怒不敢言, 只好连夜乘吉普车赶去。正值滴水成冰的严冬, 车行13小时, 敬之全身冻得发抖, 以他的身体哪有不病之理, 挺着、 挺着, 照常工作, 终于发高烧病倒了。 闻讯后我马上赶到凤城县医院, 他埋怨我大惊小怪。 他喘得厉害, 躺下一会儿, 就憋得慌, 把被子叠起来靠着坐一会儿, 又累了, 扶他躺下, 难受, 又坐起来, 不断地咳嗽。 知道不单纯是感冒, 我去找值班医生, 他也没办法, 给了两片安定, 根本无用。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早饭时略好一点儿, 劝着吃了半碗粥。唯一的办法是赶快回沈阳, 同工作组的同志商量, 他们早有此意, 不谋而合。 到沈阳用担架抬下来, 直接送往医大三院干部病房。 经内科主任检查后说, 如晚来半天, 病情恶化, 前途难测。经全力抢救, 敬之有所缓解, 不分昼夜, 半躺半坐约半个多月,才能平躺下, 症状同辞世时这场病基本一样。 不过, 敬之那时还年轻, 治疗又对症, 病情得到控制。 出狱后, 他一直处于心力交瘁状态, 这场病是难以避免的。 照他们那一套干, 就是瞪着眼睛犯错误, 不照他们那套干, 就是黑线回潮, 翻案复辟。 他对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又是那样执着, 内心悲愤、 郁闷, 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待病基本痊愈, 敬之又赶回凤城。

1976年, 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 “四人帮” 不准进行悼念活动的通知下达后, 全家人沉浸在无限悲愤之中。 敬之呆呆地坐在那里不吃不喝。 我的眼泪不住地顺着面颊流着、 流着……国家、 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完全融汇在一起。 “四人帮” 不准悼念的通知并不能阻止人民内心的悼念。 二女儿厂里的工人自己凑钱,做了黑纱戴起来, 全家人也都戴起来。 敬之一直戴了一个多月,他只有用这个办法对抗 “四人帮” 的倒行逆施。 有些好心的同志偷偷地劝我帮他摘下来, 否则就会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他却说:“怕什么! 社会主义的监狱都蹲过, 就剩掉脑袋了, 怕什么!” 我也违心地婉言相劝。 “四五” 事件后, 他又成了重要目标, 全家人和周围的亲友都受过几次盘问, 连正住院生孩子的大女儿也不放过。 这种株连九族的做法, 他实在不能忍受, 革委会常委批准, 到兴城铁路疗养院疗养去了。 直到粉碎 “四人帮”, 敬之才回来, 任省委宣传部长, 仍不顾病弱之躯, 投入到紧张繁杂的拨乱反正的斗争中。

为改革开放而求索

1978年3月, 敬之调新华社任副社长, 主管政治思想、 干部管理、 外事活动、 参考消息等方面的工作。 这些工作面大、 事杂, 他干起来却得心应手。 先后访问过巴基斯坦、 突尼斯、 土耳其、 伊拉克、 朝鲜、 泰国、 马来西亚等国, 还访问过巴黎、 贝尔格莱德等城市。 异国的风情, 业务的交流, 虽然奔波劳碌, 心情却愉快, 身体也好起来。 新华社一直保持着老传统, 上至社长,下至勤杂人员, 都直呼其名, 备感亲切。 叫他老刘头或敬之, 上下级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 他本没架子, 衣着又简朴, 干部、 司机、 炊事员有困难愿意找他, 在可能范围内, 他都帮助解决, 直到他离开多年后, 还有些老同志念叨他。

1982年5月底, 敬之调到吉林省任省委书记, 分管宣传文教工作, 有两年还分管过组织、 干部、 群众团体工作。

敬之原以为省委的工作会比新华社更有秩序、 更有条理, 可以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 哪想到工作更庞杂、 面更广, 他又兼党校校长、 社联主席等职务, 从宣传、 文教、 艺术、 科学技术、 干部工作、 组织工作、 党员教育一直到工、 青、 妇……24小时中, 工作时间几乎占了一半, 每天秘书送来的文件多则半尺厚, 少则也有3寸。 白天会议又多, 有很多都由他出面讲话、 作报告。 别人给他准备的讲话稿只作参考, 或自己另写提纲, 或找起草人面授自己的观点、 想法和说法, 有时干脆起草个简单提纲即席而讲。 送来文件他就看, 也不管是否他分管范围内的, 如看出问题, 必作批示, 从来没有连一眼也不看、 划圈了事的, 这也许是多年新闻工作的习惯。1983年5月我来长春以前, 他一个人住在招待所里, 就这样不分白天与夜晚地干, 如果有分别, 也是白天有时参加几个会, 回来还有来访的人, 晚上基本处理文件,写东西或看演出。 他写信告诉我, 一天忙得焦头烂额。 我怕他冬天不适应, 还好, 偶有感冒, 没有大病。 由于我已离休, 小女儿的孩子张滢一周岁了, 很乖, 从她妈妈产假满后上班基本跟我,也把她一起带来了。 有的同志说是 “两全” 的好办法, 我俩却不以为然, 无奈女儿要脱产上外语学校, 也只得如此。 敬之特别喜爱这个孩子, 下班后不管多忙, 也要先跟她玩一会儿。 不知为什么, 从年轻时起, 他对孩子就特别有吸引力, 理解孩子的心理、要求, 耐心地引导孩子玩玩具, 娓娓动听地给孩子讲故事, 一天的疲劳顿消, 直到孩子上床睡觉, 他又去秉烛夜战。

过去我曾规劝过他: “你这种连轴转的工作方法, 既不能好好生活, 也不能好好工作。” 说他不会生活, 能接受, 说他不会工作, 他不服气。 重回吉林后, 敬之给丕之同志的回信中说,“过去她劝我, 不服气, 现在我服气了, 确是不会工作。 事无巨细, 亲自过问, 有来访者必然接待。 已年过花甲, 与年轻时还不同, 满载超负荷, 必有提前停机的那一天。” 1984年秋, 敬之的一只眼睛的视力急剧衰退, 几近失明, 医生建议他去广州中山医学院的眼科医院检查。1985年春节后, 一家三口去了广州, 检查结果与医大的诊断相同, 医生建议在那边治, 他不干, 只是到从化疗养院去疗养, 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第二次疗养, 那里有温泉, 气候又湿润, 对他的肺心病有很大缓解。 回长春后, 眼疾对症治疗, 半年后逐渐恢复, 他的身体却日渐衰弱。 以后的几年,每遇秋冬之交或冬春之交都要由感冒引发呼吸系统疾病, 可是只要不发烧,敬之仍然是精神焕发地工作着、工作着。

1985年5月敬之调省政协任主席, 到1988年1月换届退下来, 干了两年半多, 时间虽不长, 却倾注了他全部心血。 政协工作对他是全新的工作,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怎样发挥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的作用, 是个新课题。 他不顾病弱的身体, 深入调查研究, 召开各种会议, 虚心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 像当年做新闻工作时一样, 不断地深入调查, 不停地探索, 他的思路、 观点集中表现在1986年和1987年两次东北三省一区协作会上的讲话。 两次讲话在省内省外反响很大, 对政协工作开展有一定的影响。

最后的岁月

1988年1月, 他愉快地接受组织的安排, 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去, 他曾担任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主席、 东北地区话剧研究会副主席、 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主席、 炎黄国学书院董事长、 吉林省对外友协名誉会长、 北国书画社名誉社长等十几项职务和名誉职务。 在他去世后, 整理遗物时, 我发现他住院时穿的上衣口袋里还装着一份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1993年的工作计划——这是项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路可走, 在开拓的过程中, 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困扰, 敬之总是耐心而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内心的忧虑和迫切从不表露出来。1991年春, 敬之又一次病倒了, 病情基本上与1975年差不多, 不过喘得更厉害, 下肢浮肿。 年龄不饶人啊! 病情基本平稳后, 由省保健办的负责同志陪同他到北京, 请全国的名医会诊, 结论是: 慢性气管炎、 阻塞性肺气肿、 肺大泡, 呼吸系统的功能已大大减弱, 心脏也不好。 除服药外, 每天需吸4小时的氧。 回来后, 他并没有遵照医生的意见做, 他怕换氧气瓶麻烦, 只在每晚8点—10点吸两个小时, 白天照常参加有关方面的会议, 与来访者商谈工作, 还到外地参加会议。 这年秋天, 为了参加在集安市召开的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研讨会议, 同时参加三岔子林业局学校的剪彩, 奔赴集安。 那天下着蒙蒙小雨, 去集安的山间公路全是盘山道, 晴天行车也需特别小心, 何况雨天。 迎面开来了几辆大卡车, 司机范洪海同志急减车速, 但道险路滑, 车翻到5米深的山坡里。 好危险啊! 幸亏涧底是沙子, 车又坚固, 3个人身负轻伤, 被送到通化市医院治疗休养。

近几年来, 我俩达成了协议, 如他出差, 到达目的地后马上给我来电话, 以免我担心, 可是这次去集安已经快一周了, 没来电话, 预感要出事, 我又不知他的住处, 从第三天开始坐立不安, 天气渐凉, 怕他犯病。 出事后, 他不准秘书给我打电话, 怕我赶去, 直到伤口基本愈合, 那是中秋节的晚上, 他亲自给我打电话, 说老天爷和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要马上去看他, 他说全好了, 市里的领导正在院里与他一起过中秋节呢。 市里一位书记也同我说, 敬之同志的身体、 精神都很好,过了节就回去了。 我还是不放心, 又给赵长盛同志打电话, 赵已赶往通化去处理善后, 我每天都打电话询问。 他回家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还很高兴。 我劝他再做一次检查, 他说多此一举。 从表面看没有变化,5米深的滚落, 对70多岁的病弱老人不啻是雪上加霜, 微弱的缓慢的变化是任何仪器都检查不出来的, 被他的表面现象迷惑了, 坚强的意志力支撑着他, 哪知却成为过早离世的隐患, 至今我后悔不已。

敬之越来越虚弱, 从楼下走到楼上总要休息四五分钟才能说话。1991年冬, 他因感冒住院, 由于治疗及时, 总算平安度过。1992年5月, 敬之曾到山东东营县参加全国社科学会第三次代表会议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并又一次当选为副主席,8月底又去哈尔滨参加东北地区第二届话剧节。 接二连三地外出参加活动, 根本不能按时吸氧, 他的肺功能越来越衰退。 从楼下上楼, 在楼梯的拐弯处, 他要停下休息几分钟才能上去, 进屋坐下喘息定了, 才能说话, 可他仍然精神抖擞不现病容, 我只好劝他少参加社会活动, 静心休养。

入冬后, 敬之第一次感冒是10月28日。 奇怪的是, 他近几年感冒后, 却很少发烧。 这次白血球高达13000多, 入院后发高烧, 用最新最好的消炎药退烧也比较缓慢, 一直到12月初医生才同意出院, 并警告他要安心在家中休养, 今冬特别冷, 尽量不要外出参加任何活动。

他经常对我说: “只要有一口气, 我就不能躺下, 就要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 或是他已预感到生命的旅途已经不长了, 赶快把应当做的事做完, 不管谁的劝告, 都是以微笑点头对之, 仍然是我行我素。 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的事最棘手, 不断地来找他研究, 我非常着急, 曾暗示过他们, 医生不让他工作, 但他们的问题也确实急迫。12月中旬他又接连参加了社联、 北国书画社、 中韩书法美术展并剪彩等活动。

1993年元旦后, 会议接连不断,1月4日下午, 到省委三楼会议室参加老干部通报会, 凡是重要的党内会议, 他总是支撑着病体去参加, 劝也无用。 事后听说, 他上楼已很困难, 秘书搀着他, 旁边还有人扶一下, 才费劲地走上三楼会议室, 他不但听,还坦诚地、 直率地提了意见,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进入老年, 就像霜后的枫叶, 愈加赤诚, 全然不顾及别人是否接受。

在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办公会上, 由于有关问题总是纠缠不清, 得不到解决, 再加上他受了凉, 身体有点不适。9日下午参加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开幕式, 有的事他觉得不合理, 闷闷不乐, 恰遇高文同志, 他拉高文同志合影。 高文同志后来告诉我,敬之从来不愿照相, 更不用说主动找人照相, 好像有点预兆。 这竟成了他最后的遗照。1月11日, 他起得很早, 说是要去参加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式。 我看他精神不好, 问他是否又感冒了, 他点点头, 秘书何山鹰同志马上挂电话请假, 我们一起去医院。 同去年10月底那次入院时的情况不同的是, 不管用什么药,高烧一直不退, 直到他离世。

敬之, 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了一生的旅途。 第二天, 当获悉敬之去世的噩耗后, 不管是主任医生还是普通大夫、护士, 没有一个不难过的。 他无怨无悔, 更无愧于培养他的党和人民。 一个坚强的斗士, 从中年时就拖着病弱的躯体, 一往无前地与一切违反党的原则的恶势力搏斗, 在充满荆棘、 坎坷不平的斗争道路上真诚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正应了一句古话: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敬之, 亲爱的老伴! 我和孩子们一定继承你的遗志, 坚定地走下去, 直到生命的终结。

敬之离我而去, 已经两年半了。 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是怎么走过来的, 似梦似幻。1993年到丹东安放骨灰,1994年夏去扫墓,都是在一种半清醒的状态中进行的。 只有在搜集他的遗作和拜读老领、 老同志写的这些情深意切的怀念文章时, 才是清醒的、 兴奋的。

敬之从来反对树碑立传, 如果他地下有灵, 定会幽默地说,你这种强加于人的老毛病, 大概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前也改不了!他走得太仓促, 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总觉得不把他写的东西和老领导、 老同志对他的情谊, 留给后代是终生的憾事。

从1991年以来, 发现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尤其是秋天翻车以后。 可他还是精神抖擞, 照常从事繁忙的社会工作, 我曾提醒他, 趁精力还来得及, 把过去写的东西整理出来, 并传达了许多老同志在这方面的意见, 他总是一笑置之, 或说, 不忙, 有的是时间。 不把眼前急需要办的事办完, 没有闲心。 我无能为力。

他从18岁参加革命, 一直到省政协之前,50多年来, 都是在新闻、 宣传、 理论战线上战斗着, 其中30多年直接从事新闻工作。 从记者、 编辑、 总编辑, 一直到新华社的副社长。 写的社论、 评论、 通讯、 散文、 杂文……是无法计算的。 搜集在这里的, 仅是很少的一部分。 多数已无法搜集了。

仅是这些, 也是经过很多老同志千方百计搜集起来的。 尤其是朱民、 齐政、 刘桐林、 王立英、 刘彤、 孙瑕、 孙雪峰、 赵长盛等同志, 还有一些不知姓名的同志, 不辞辛苦辗转搜集的, 如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文章。 朱民同志以70岁的高龄, 遍阅了40年代的山东 《大众日报》, 找到了1944年敬之写的通讯, 亲自用恭正的字迹抄录下来。 我看到后不禁热泪盈眶。

怀念文章, 更令我激动不已, 尤其是关山复、 强晓初、 曾涛、 张知远等老领导、 老同志, 多是近80高龄的革命先辈, 他们曾是敬之的领导、 同志和知心朋友, 文章情谊深厚, 言简意长。 读之深受教育启发。 陈楚、 吉伟青等同志都是在山东 《大众日报》 《安东日报》 《辽东日报》 时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同甘共苦命运的老战友, 他们不顾年老体弱仍为本书题词和写文章。 当时的战斗情谊, 犹历历在目。

丛树寨、 战力光、 于治平、 李树谦、 孔庆举等同志, 把 “文革” 中, 敬之受的残酷迫害, 真实地再现了出来, 即是今天也需要有一定的勇气。

还有战科、 刘桐林、 林盛先等所有写文章的老同志们, 当年都是风华正茂的小青年, 现在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 他 (她) 们虽谦虚地称敬之为 “良师益友”, 其实是那个历史时代的见证人。

通过老前辈、 老领导、 老同志们的回忆、 评述, 一个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敬之的形象, 活生生地矗立在儿孙后代们的眼前。

我从来没编过书, 感谢徐吉征同志于百忙之中, 几乎每篇稿件都经过他的字斟句酌的推敲, 尤其是我写的那篇文章, 得到了他的大力帮助。

这本文集的印刷出版, 得到丹东日报社季里总编辑、 丹东印刷厂金泽龙厂长和丹东日报社印刷厂袁克勇厂长等领导和同志们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作为他的妻子、 终生伴侣、 这本小册子的编者, 感激之情,难于言表, 谨向帮助过我的老前辈、 老领导、 老同志们, 致以诚挚的谢意!

郭允贤

(1995年6月11日)

(此文章为郭允贤编辑的 《血泊中的凤凰》 一书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