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敬之

关山复

刘敬之同志于1920年5月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 (当时称奉天省安东县)。 他的年龄比我小5岁。

我和刘敬之同志相识较晚。 按说, 在东北大行政区存在之时, 我们同在老东北局工作, 又都是东北人, 是该相识的, 但是东北局领导高岗搞宗派活动。 当时我在东北局统战部工作, 是由林枫同志领导, 因而我们受到排斥, 其借口是 “统战部复杂”,不许我们和东北局其他部委在同一机关办公, 并且连宿舍也不能同他们在一起。 这个歧视的说法是很可笑的。 你说 “统战部复杂” 吧, 可是这里却是 “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统战部的常客, 大多是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 至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 五行八作的人, 是不到这里来的。 按说, 东北局组织部该是 “最纯洁” 的了, 但实际上却又不然。 那时, 我常到东北局机关开会或办事, 不止一次见到不少人正携带行装, 排着长队去向东北局组织部报到。 这都是组织部从华东等地区招聘来的 “专门人才”。 这些人, 一经审查, 却不乏 “南郭先生” 一类的庄 (装) 工程师和贾 (假) 技术员。 当时我同东北局宣传部常有工作来往的几乎只有温建平同志一人而已。 我同刘敬之同志相识恨晚, 而且相知也太迟。

1953年秋, 鉴于历史经验教训, 中央决定撤销全国六个大行政区。 刘敬之同志先于我被分配到 《吉林日报》 做总编辑, 是中共吉林省委委员。 后来, 林枫同志分配我重新到吉林省, 任省委常委、 秘书长。

不久, 中央又决定我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 就在这段时间, 我和敬之常在省委召开的日常会议上见面, 因而相识, 但当时尚无友谊。 敬之因初到吉林省工作, 情况不熟, 他又谨慎,所以很少在省委会上发言。

我在吉林省委工作了6年, 每遇重要事情, 如 《吉林日报》要发社论、 发表重要消息或文章, 报社都先印出 “小样” 送省委常委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审阅并提修改意见。 我虽然分管多项工作, 忙碌不已, 可是对于报社送来的 “小样”, 却总是认真审阅和修改。 我提出的修改意见, 几乎都能得到敬之同志重视, 并据以修改。 我对于报社人员在文字上常出现的语病, 有时提意见,还作出说明和解释。 大概敬之认为我能细心修改, 对他们有益,因此我们便结下文字之交。

1957年11月初, 省委决定我担任吉林省赴苏联沿海边区(海参崴地区) 代表团团长, 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活动。这个代表团以徐元泉、 张士英两位同志为副团长, 在团员中为首者就是刘敬之同志, 他实际上是代表团的秘书长, 负责预先起草正式的讲话稿, 并写点文章。 这样, 就使我和敬之同志的关系趋于密切了。 那一段时间, 我在患重病之后, 健康情况欠佳, 但是又需要写一篇文章向外发表, 以纪念访问苏联沿海边区之行。 于是, 我托敬之同志代写一篇文章发表, 题目叫 《亲密的邻居, 伟大的友谊》。 这篇文章文字很流畅, 也有感情。 我这个人, 托别人代写文章发表, 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

1960年秋冬, 党中央又决定重新设置各中央局 (但不恢复各大行政区的行政机构), 并且指定由我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宣传部部长。 这样, 我就需要在东北三省各挑选一位同志任副部长。 就在此时, 敬之同志向我提出, 他愿意跟我一道去新的东北局宣传部工作。 我认为他是合格的, 因为他早在东北大行政区时的老东北局, 就担任过报刊处处长和理论处处长, 何况我对他的健康状况也有些 “同病相怜”。 因为他多年来做各地报纸主笔,经常值夜班, 审稿并定版面, 熬夜久了, 得了神经性腹泻症。 变一下工作和环境, 对他也是需要的。 果然不错, 敬之从这次换了工作之后, 神经性腹泻渐愈, 身体由消瘦逐渐胖了起来。

我在东北局宣传部工作了不到4年。 当时东北流行慢性无黄疸肝炎, 我也染上这病, 并且我多年来也有神经性腹泻症, 精力不充沛, 是 “带病运转” 的。 可是敬之同志却精力饱满、 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他为人正派, 办事公道, 在深入实际和联系群众方面, 堪为我们几个领导成员的表率。 在工作中、 生活作风上, 我对他都是放心和信任的。 他分管宣传处、 理论处和报刊处, 还用不少精力去协调部办公室的工作 (而这本非他的分管范围)。

东北局宣传部工作得以正常运行, 可以说敬之同志是起了一定的保障和推动作用的。

我们这一届东北局宣传部对报刊工作的领导, 沿袭新东北局成立以前几年东北协作区的办法, 是 “有若无, 实若虚” 的。 这就是定期由东北三省宣传部在各该省会出面, 召开并主持报刊协作会议, 而东北局宣传部只由刘敬之副部长出席会议, 以交流和指导三省报刊工作。 采用这个办法, 原是我们集体讨论决定下来的, 其目的在于东北局宣传部人员、 机构可以从简。 而敬之同志运用起来却是得心应手的。

在文艺工作方面, 我们曾支持并协助辽宁省委文化部召开过劫夫歌曲音乐会, 还开过职工业余文艺演出观摩会, 在当年都曾是一时之盛, 影响也好。 尤其是敬之同志主持召集的东北三省现代戏汇报演出活动, 那时我正处在调离东北而来京过程中, 印象也较深。

刘敬之同志刚直不阿, 原则性强, 思维敏捷, 才干出众, 并且生活俭朴, 清正廉洁。 可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在我们领导成员中却屈居孙山之位。 这是因为新东北局成立之初, 书记处成员对敬之很不了解, 决定名次有点失衡。 而我虽然比较了解他, 却因为他和我同是从吉林省调来的, 我不便有所表示。

早在十年浩劫之初, 刘敬之同志就曾遭遇厄运。 他和身为东北局委员、 农委主任的徐元泉同志, 同遭诬陷, 在沈阳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被宣布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 并遭逮捕, 入狱14个月之久。 这在当时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制造的冤狱中也是惊人的一案。 直至1972年5月他才在辽宁省文化、 宣传部门恢复工作。 当时情况不正常, 他工作得并不算愉快。 但是, 不久他就被中央任命为新华通讯社总社副社长, 并且做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2年他又被调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3年后又当选为人民政协吉林省委员会主席。 这段时间, 敬之同志胜任愉快, 政治思想上也有很大提高。 但这正可说是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敬之只做了两年半的省政协主席, 就在1988年春受命离休了。

敬之同志晚年多病, 每年都要住入医院, 而且次数和时间与年俱增。 我对他的健康状况曾深为忧虑, 但却未料到他只走过73岁的人生旅程后, 就溘然长逝。 他的寿数在当今中国人中, 只占个平均年龄而已。

一个好人走了, 一个知己辞世了。 我常为此不幸而黯然神伤。 怀念他的业绩, 怀念他的令人难忘的品德, 以此自勉, 这就是我, 这个80老翁的心情了。

(1994年9月作)